“聚焦”迟子建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5期 聚焦 | Focus

迟子建、张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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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读库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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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张学昕

迟子建的“文学东北”——重读《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

选自《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

迟子建的“文学东北”

——重读《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5期“聚焦”栏目

选自《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

张学昕

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迟子建的小说，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

只是这部文学的百年“东北史”，充满了个性、灵性、智性以及多重的可能性。三十余年以来，她写作出绵绵五六百万言的小说、散文等叙事性作品，字里行间，深入历史与现实，重绘时间与空间地图，再现世俗人生，柔肠百结。她描摹群山之巅、白雪乌鸦，钩沉沧桑巨变，测试冷硬荒寒。那沉实的叙述、细部的修辞，可谓抽丝剥茧，探幽入微，白山黑水，波澜万状。其中，有旷世变局，有乾坤扭转；有道义，有情怀，有格局，有“江湖”；有生命之经纬，有命运之沉浮。我感到，从迟子建的笔端流淌出来的，其实更像是一部刻满万丈豪情、洒脱无羁的情感史、精神史、文化史。这些“东北故事”“东北经验”以独特的结构和存在方式，无限地延展着文本自身持久的美学张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面对迟子建的文学写作及其充满个性化的“乡愁”、情愫，我更愿谓之“文学东北”。其实，迟子建的小说，于我这样一个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佬”而言，从题材和地域的层面看，并无太多异质性的感性经验和“陌生化”现实语境令我惊异，但其对大历史的书写和小人物悲欢的演绎，早已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告白和情感诉求，蕴含其间的万千情愫，常常让我感慨，反思，沉浸，心有戚戚焉。在迟子建的文本里，百年东北的历史，就仿佛一部流淌的文化变迁史。在这里，这种“文化”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它呈现着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让我们看到“大历史”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构成宏阔历史的深度。而历史、现实和时代，人性、人与自然，在迟子建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我更愿意将其置于一个精神价值系统，从感性的体悟到理性的沉思，考量、揣度迟子建小说渗透和辐射给我们的灵魂气息。

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机缘或宿命般的默契，就在我动笔写这篇迟子建长篇小说论的时候，我读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王德威教授从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视域，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了拓展性分析和阐释，他对迟子建的评价可谓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其思考已经越出文学本身的边界，体现出开阔的思考、研究理路和格局。这样，我的这篇小文就与王德威教授的宏文，在讨论迟子建创作及文本的“东北性”方面，形成了文学维度上的“互文性”。

当代中国作家对东北跨族群文化的描摹也不乏有心人。迟子建第一部作品《北极村童话》（1986）描写一位白俄老妇与当地汉人居民的互动；于是在萧红式“家族以外的人”后有了“民族以外的人”。同样的关怀显现在《晚安玫瑰》（2013），处理犹太难民在当代哈尔滨凋零殆尽的话题。在《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里，迟子建真正展开她跨界叙事的眼光。小说描写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支鄂温克人的命运。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逐驯鹿迁徙而来，信奉萨满，乐天知命。但在酷寒、瘟疫、日寇、“文革”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他们备遭考验，注定式微。迟子建以一位九旬女酋长的眼光，见证鄂温克人的最后挣扎。额尔古纳河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一直是中俄边界，但迟子建所思考的不仅是大历史所划定的边界，也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或文化的终末，而更是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

《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北极村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也出于类似反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写下《生死场》，六十年代聂绀弩写下《北荒草》，二十一世纪迟子建写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文学暴露东北作为群体或个体所经历的挫折与困惑，而有了鲁迅所谓“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警醒与自觉。东北故事不再追求表象的五光十色，而致力于发现潜藏的现实暗流、错过的历史机遇，还有更重要的，“豹变虎跃”的关键时刻。

王德威的文章，将迟子建的创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的场域之中，考量迟子建写作“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现代性诉求，打开了一个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无疑，我们会想到迟子建“东北故事”的文字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迟子建三十余年五六百万字作品的体量，其中极强的所谓“地域性”“关东气息”和认知世界的图式，是如何凝聚、溶解在东北的性情、性格气质、精神心理的空间的？一部东北的文明史，是如何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东北心灵史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会不会就是作家洞悉大历史时的一次精神、灵魂的安妥？文字后的历史，迟子建都做出了怎样沉重的精神穿越？我们所关怀的“历史的宽度、厚度”和独有的、系统的精神哲学，在迟子建这里是否开创了没有传统的传统？我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本身，已经无法制约迟子建文本美学力量的弥散，而它一味地推进着小说叙事活力的迸射。孙郁认为：“许多年过去了，民族的大迁徙与文化的融合，却未能在根本上改变东北人的性格。从现代以来的萧军、萧红，以至今日的马原、阿成、洪峰、迟子建等，你会觉得那些异样的文字，是除了东北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作家，很少写出的。艺术的优劣可以暂且不论，但那种野性的、原生态的生命意象，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贡献。东北文化乃至东北文学，在这样一种粗放的线条中，呈现着东北人的历史与性格。倘若没有东北、西北、大西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中华文明的画轴，将显得何等单调！” 这是作为学者和评论家的孙郁对东北的“凝视”，他深刻地意识到近代、现当代的东北人和东北作家，一直以不衰竭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他还注意到东北作家对自己故土“那份热诚而洒脱的审美态度，注意到了他们表现出的特有的东北人的品位”，“东北文学的魅力是外化在生命的冲动形态的”。 可见，从穆木天、杨晦、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到马原、迟子建、阿成等，他们在并没有多么雄厚的地域文化史的语境中，直面现实，感悟自然，通过叙事文本体验并呈现出人的生命自身的力量，表现人间的苦难、存在的无奈和世间的百态。他们讲述着“黑土地”的故事，始终散发着生命的迷人的气息，张扬着属于这片土地的内在气韵和律动。

迟子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写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后来又陆续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迟子建文学叙述的视域和范畴，从未离开过“东北”这块土地，她以自己的文字演绎这里近百年的历史和当代现实，呈现复杂的历史真相。她十分清楚东北历史和文化的这种复杂性，面对多元文化的复杂因素，她不回避复杂，而且在漫长的文学叙述中有条不紊地呈现复杂，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现场，思考人的动机、冲动、局限和人性困境。记得初读《伪满洲国》时，我曾忧虑甚至质疑，那时三十几岁的迟子建是否真能驾驭得了东北如此“宏大”的历史状貌及其复杂的叙事结构。将“东北”作为考量近代、现当代中国经验和历史、现实的聚焦点，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漫漫的文学之旅，更像是一位作家面对残酷历史和困顿的现实时，屡次出发，又一次次从容坦然而自信的历险。大小兴安岭蜿蜒的龙脉，长白山天池的奇诡，乌苏里江的孤傲，北方的旷野上多民族生活的喧嚣与骚动，环境的寒冷和粗粝，本土与异邦领地、习俗诸多方面的“犬牙交错”，在迟子建笔下，构成一部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文明变迁史。迟子建克服了东北自身文化积淀上的单薄和执拗，以审美的目光检视这块土地之上的人情、人性、情感的浩瀚。应该说，正是因为有迟子建这样的作家，以其大量的虚构、非虚构文本，持续性地写下东北百年沧桑的历史和现实，才使得东北的人文面貌终成一种文化、文学的备忘。这种文学备忘，既呈现了东北历史、地域及其文化的特异性、完整性，也完成了一种不同凡响的东北精神、灵魂的修辞。

《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候鸟的勇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

“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曾经心焦如焚地赶写出《东北史纲初稿》。傅斯年的这部“古代之东北卷”，主要是根据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东北属于中国，驳斥日本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提出“持东北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 。傅斯年还在“卷首”的引语中，特别指出“本书用‘东北’一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并细致、谨严地考辨自清代以来“满洲”一词出现的原委，凭借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依据，彻底否定外寇为侵略、瓜分中国而专门制造和“硬译”的名词。数年来，“满洲”或“满洲国”这样的概念、词语，已然隐隐约约地在光阴中随风弥散，渐渐销声，淡然退出，东北作为中华民族本土的重要版图，在共和国历史上百折不挠地存在，不断地被唤醒其应有的活力。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在文学叙事的场域和语境下，彰显着被历史烟云所席卷的沧桑，一个“伪”字，坚定地剥离、抖落百年尘埃，涤荡可憎的虚伪和矫饰，唯“东北”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所谓“满洲”无非是一种军事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话语暴力。的确，真实的历史在文字里常常被歪曲，被抹杀，但《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这些文学叙述并非向壁虚构，它给我们巨大的历史感及现实精神，它尊重历史，想象、还原生活细部的肌理，刻画人性的褶皱，更贴近历史总体和平实的生活语境。在这里，“‘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也是一种‘感情结构’” 。比起当年“满洲国”时期的端木蕻良、萧军、萧红、山丁、古丁、爵青、梅娘、袁犀、吴瑛等作家的写作，迟子建对远逝的历史的眺望，进入历史的超然、激情、想象力更具有精神和心理上充分的准备。而且，前者是压抑的，收束的，无奈的，他们的叙述深陷东北沉沦的泥淖，几近“噤声”的话语管控，文本多有滞涩，难以剥离凄苦和通俗的哀情；后者则拉开时间的长度，玄览生灵、沉淀沧桑，奔放舒展的情思，开合有度，深沉地揭示命运不可知的悲剧本质和自然、生命的神奇力量，必然使文本拥有更大的张力。尽管这种写作的重心可能是内敛的、沉郁的，但气韵却是自由的、张扬的，最接近事物和存在本身。从《北极村童话》开始，迟子建已逐步建立起叙事的雄心，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东北”的叙事格局，并且，日益潜在地在调整中自觉。直到她写出《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黄鸡白酒》《候鸟的勇敢》等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终于形成迟子建风格的丰富的叙事形态。而这种超脱、超越性的文学语境以及经由迟子建个人主体性陶冶的叙事根源、精神、价值向度、美学气度、包容性等等，或许更贴近“东北”文学叙事的特性。在这里，不仅蕴含东北地域性、丰富的空间诗学品质，而且，迟子建植根于辽阔东北大地的写作也呈现出精神的多样性，完成了一部东北人心灵史、灵魂史的谱写。其间，叙事不乏智慧和学识、厚度和兼容性，在审美的视域下，建立起“东北形象”。我感到，迟子建不仅能把握当代现实生活“宁静的辉煌”、北方旷野的“逝川”和“格里格海”，同样，也可以驾驭历史异态时空中精神世界的“伤怀之美”。这是一种创作主体的情感的深深嵌入，也是一位作家直面这片土地的文化自觉。当然，文学永远会保持我们内心、灵魂与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保持着历史和现实在我们内心的真实状貌。因此，迟子建的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关于东北的文学意象和隐喻，那些最具吸引力的历史细节、灵魂喧哗、世道人心，让岁月和时代的精髓悄然积淀下来，将这块土地的魅力和情怀，延展成人性的雄浑和美学的力量。

《白雪乌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3月版

二

无疑，历史感、历史观、历史情怀，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历史叙事，而且，这些因素决定作家文学叙事的“历史选择”伦理，决定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和意义。阐释迟子建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定然无法离开文学叙事与历史、自然和人文立场的关系，文学毕竟不是“历史”，但它是一种有伦理感、有情怀、有责任感的叙事。那么，这种叙事与“历史叙事”相比，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精神上、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隐秘结构”，正是因为这种“隐秘结构”的存在，作家的想象力、信念、信仰和诉求，令小说文本显示出“超现实”“超历史”的品质。这里，它隐含着作家对世界的一种目光，它揭开了事物的另一种隐秘的本质，这是一种文学经验，也是独特的、值得珍视的生命经验和永远不会失去的历史经验。迟子建就是在这种有情怀、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叙事中，破解和描述属于东北的精神、文化、人性的“隐秘结构”。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句素朴、简洁的话语，一开始就像一支交响乐曲的基调，引导、统摄着小说整体叙述的走向，率真而沉郁，哀而不伤。《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这位鄂温克老人，是一位阅尽沧桑的历史老人，也是一个见证了自然和人类斗转星移、兴衰变化的活化石。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了将近一百年，最后，她自己似乎也变成了一条河流，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天地和人文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她行走的轨迹，在经历数十年风雨的洗礼之后，她幻化成大自然的精魂、活化石，因为人与自然的这种强大的亲和力，必定会使一个人的命运与世界之间浑然一体，彼此不分。在这里，迟子建借助这位鄂温克老人的目光和缅想，试想表达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悲哀、无奈，也是她站在东北大地上书写的世纪传奇和人间沧桑变奏曲。

我相信，写作这样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写出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年轮，一定是迟子建长久以来的愿望。但是，“史诗性”的小说到底应该怎样写，其实这也是一个如何进入历史的过程的问题，捕捉、聚焦历史中的哪些点，又怎样构成一个打开了的时间、空间交汇的“扇面”，需要卓越的想象力。我想，小说就是要处理好历史中的俗情，写出平民生态，写出所谓“历史的褶皱”和人性的沟壑。因为，小说所能表现出来的存在世界的可能性一定大于“历史”及相关的文本本身，历史的诗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在文学“重构”历史时从作家充满情怀的书写中传达出来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更多的是对以往历史认识的补写和改写，同样是‘史’大于‘诗’。只要参照已有的给定的历史观，其史诗性必然只是对人所共知的重大历史进程的文学性注释和稍加细化而已，历史褶皱中的生活样态和人的存在心态等等的丰富性内藏，这些最能体现文学的艺术价值的东西一旦被抽空，就失却了活的血肉筋骨和生动的心神表情。” 在这里，施战军从“史诗性”的角度，辨析文学叙事中“史”和“诗”的权重及其关系，强调文学叙事中“诗”的成分和品质。对于作家来讲，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叙事难题。“诗”与“史”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尽管我们笃信“诗比历史更永久”，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历史“史实”的牵制或制约，则取决于是否顺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式的意识形态强势力量的历史论断。《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一个百岁老人的视角来贯穿、叙述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历史的兴衰，以“小人物，大历史”的理念进行叙事，这显然是迟子建倾心选择的叙事伦理。看得出来，她写这部长篇时的激情是饱满的，一定是这个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深深触动了她灵魂最深处的情感，令叙述喷薄而出。这种审美选择和气质，使《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一起构成当代小说历史叙事的独特风貌。进一步想，历史上都曾发生过什么？还可能发生过什么？一个作家究竟应该记录下些什么？怎样记录？文学叙事是否有一个情感的“逻辑起点”？实质上，叙述视角就是小说的结构逻辑和叙事逻辑，叙事视角的选择，就是小说的叙事“政治”。在迟子建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出其叙事视角选择的“执着”。从《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这三部长篇小说看，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事情境的设置和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主导着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向的稳定或变化。并且，这几个因素也决定了小说的经验处理方式和整体美学结构的价值，特别是，我们在这种结构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和叙事声音的起伏和波动。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小说叙事结构的层面，考察迟子建小说内在的精神和心理结构。

《伪满洲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王德威所说的“‘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也是一种‘感情结构’”，我认为，这种理念或判断，实在是符合迟子建的文学写作实绩。迟子建的文学东北叙事，就是沉浸于历史、现实经验里所建立的不断丰盈的“感情结构”，这是她写作修辞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正是这种“感情结构”，拓展了她艺术表现的时间和空间。我相信，迟子建文学叙述的直接震撼力量，一定来自她对生命及其命运的敬畏和尊重，在于她试图在变幻不定、纷至沓来的历史、存在时空中，写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个人的生存史、命运史，写出个人历史的疼痛感和迷失、焦灼，写出每一个生命个体不可遏制的苦难、祈愿、抗争、隐忍和期冀。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从鄂温克老人的生命体验，迟子建就建立起一个女性视角和充满感受力、情感度的“感情结构”；在《伪满洲国》里，迟子建几乎倾其精神所有，她将青春时代所积攒的全部心力诉诸“伪满”十四年历史的描述，其中深深嵌入了一个在东北暴雪和寒冷中“逆行精灵”的遐思与感伤。在这里，“全景式”叙事，来自叙述者，也来自吉来、王亭业、杨昭、溥仪、杨靖宇、胡二、王小二、狗耳朵、羽田、北野南次郎、四喜等等人物的平视、仰视、俯视视角，构成了视角的政治，构成了存在世界真实镜像及其折光。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细枝末节都映射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斗转星移。无论是吉来、王亭业、郑家晴，还是溥仪、杨靖宇、北野南次郎，在乱象丛生、生灵罹患的岁月里，仿佛一切都在混沌的状态中苏生、麻木、辗转、挣扎、平庸、乖张和毁损。溥仪的“生之挣扎”可以是一个王朝彻底消逝后的最后妄想和苦相，杨靖宇的倔强、壮烈和最后一缕期待和忧伤，仍然可能重燃一个民族的豪迈，而吉来、王亭业和郑家晴的存在状态，他们那种没有气节和价值、道德底线的混沌人生，只能呻吟出俗世的苍凉。这是一个开放的叙事视角，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商贸、教育，各种元素杂糅兼容，生态的清明上河图，人物、事物彼此交织呼应，流转蹉跎，阴森鬼魅，既有浓墨重彩，也有轻描淡写，可谓淋漓尽致、不一而足。而这些对于文学叙事来讲，无疑是智慧的、目光的、叙事的“政治”，在这样的目光下，才可能有写作主体的自由书写和精神沉淀，否则，《伪满洲国》洋洋洒洒七十万字的篇幅就难以负载十四年历史的“体量”和“容量”。这也正是迟子建文学叙述的“气力”所在，她将东北这个特定时空乱世的浮生故事，演绎、再现得深入浅出，从历史的根部刨出正义、邪恶、高尚和卑鄙的理性、非理性层面。当然，这也是迟子建对这个年代和历史的道德省察和伦理思辨，体现出她作为一个作家对故乡东北的责任和担当。

我感觉，迟子建与自己所有的小说都有着极具亲和力的、原生的、“暧昧的”精神联系，就像她的成名作《北极村童话》及其《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童年经验作为生活原型和重要叙事题材，直接进入迟子建的创作，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原生性”价值和自传体意味。这篇小说对于迟子建和东北文学来说，都极具个人性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堪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我本无意将两者做任何生硬的比照，但《北极村童话》等文本之于东北文学的“在地性”和“核心性”几乎无可争辩。此后，《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白银那》《逝川》《鱼骨》等的出现，尽显“北国一片苍茫”的美学意蕴，成为跨越地域性边界的“东北叙事”。在这些文本里，生活、存在世界进入作家的内心时，历史、现实和人性，经由作家的坦诚、良知、宽柔的情愫过滤后，其中人的复杂关系、情感、生命本真的状态和意绪起起伏伏，充满精神的辩证。既有对困厄和绝望的超越，也有坚韧的情怀充盈于字里行间，作品显示出厚实练达、精气充盈的美学形态，情感基调深沉厚重，就像蓄满了泉池的水，小心翼翼地弥漫、荡漾开来。“童话”“民族史志”“风俗史”“传奇”的许多特征，在叙事中衍生成迟子建叙事的文体风格。而不可泯灭的民族、文化、世俗根性和独特的北极村“边地性”，使迟子建的“感情结构”更具灵气、朴素的气度和感悟生命时的苍凉。“伤怀之美”成为我们形容和描述迟子建小说人文情怀和美学气质的关键词之一。“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它仿佛来自银河，因为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更确切地说，为人们带来了自己扼住喉咙的勇气。” 我们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所看到的萨满文化信仰和民俗，鄂温克部族的生之快乐，具有原始气息和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的生活史、民俗史，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生活方式的毁损，安静、安定、安宁的生活遭遇现代性涤荡、吞噬之后，和谐被彻底打碎，命运失去根由而被同化的撕裂和疼痛。这些悲剧性的命运构成一个部族的衰落史，令人不胜唏嘘，可歌可泣。

十五六年前，戴锦华对迟子建创作的描述仍令人难忘：“迟子建是一位极地之女。她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更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是或重彩，或平淡的底景上的女人故事。尽管不再被战争、异族的虐杀所笼罩，那仍是一片‘生死场’，人们在生命的链条上出生并死去；人们在灾难与劫掠中蒲草般的生存或同‘消融的积雪’一起消融。” 那个时候，迟子建刚刚写出《伪满洲国》，这部长篇小说与后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无疑构成了一个更浩瀚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的“生死场”，它承载着这个特殊场域的“苍生”。《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尼都萨满、鲁尼、哈谢、坤德、伊万、依芙琳、瓦罗加、拉吉达、拉吉米、伊莲娜、西班、达吉亚娜，还有迟子建始终没有给出名字的“我”，如此众多的人物，他们几代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狩猎、驯鹿、迁徙、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神秘的萨满拯救苍生，在人神之间往来。这个弱小的、游牧的、“丛林民族”鄂温克民族，在命运的起伏兴衰和迁徙中，走出希楞柱，只能忧伤地自我面对一个部族的忧伤。可以说，这依然是迟子建式的“感情结构”，在这里，她勇于面对生死、悲欢、灾难，但始终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生命的渴求，坦然地背负无奈、残缺和冷酷。应该说，迟子建对生命和命运的感悟和思考，是旷达的，她敬畏自然及所有生命存在的理由和方式，那种几近宗教般的情怀和童年经验，“作为一种先在的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迟子建曾回忆并描述童年时对鄂伦春人的认识：“他们游荡在山林中，就像一股活水，总是让人感受到那股蓬勃的生命激情。他们下山定居后，在开始的岁月中还沿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上山打野兽，下河捕鱼。我没有见过会跳神的萨满，但童年的我那时对萨满有一种深深的崇拜，认定能用一种舞蹈把人的病医治好的人，他肯定不是肉身，他一定是由天上的云彩幻化而成的。” 东北的民俗、风俗、宗教，后来很自然地进入迟子建的文本。实质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关于神灵和“最后的萨满”的史诗，神性已成为她乐于书写的对象。“通神”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里，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有意味的文化存在。我们看到，《伪满洲国》里，人物的命运同样辛酸和逼仄。吉来、王亭业、杨昭、杨浩、杨靖宇、胡二、紫环、王小二、狗耳朵、羽田、北野南次郎、四喜，包括溥仪、婉容、祥贵人，他们仿佛都身处一种错位的时空，他们的抗拒倭寇、爱恨情仇、江湖恩怨，似乎根本不是在“人间的天堂”，惨烈的生活和现实遭遇，令生命充满裂痕，无法弥合。无疑，迟子建在这里所讲述的都是有关生与死、苦难与贫瘠的东北往事，尽管其中不乏暖色和宽柔、力量与激情，奇特而迷人，叙事始终布满沉郁的、艰涩的底色，充溢着奇诡、宿命感、灵魂无所依傍的陷落感，但生生不息的芸芸众生中隐藏的则是生之困惑与坚忍。

……

张学昕，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南方想象的诗学》《穿越叙述的窄门》《简洁与浩瀚》 《苏童论》等，主编《学院批评文库》《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等。曾获辽宁文学奖、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等。现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节选，全文请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5期

选自《当代文坛》2019年3期

本期微信编辑：秦雪莹

图片来自网络

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