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国的晋商是如何逃脱“基尼定律”的？兔子不吃窝边草
古话说：“起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浪淘沙”。财富的积累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但财富的耗散却很是轻松自然。这非常类似热力学里的“熵”，一切系统中的能量总是趋于消除的。财富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聚”是个例，“散”是常态。
普通人家的财富耗散，一种原因是继承人因为“生于安乐”而逐渐弱化，势必就造成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趋势；第二种原因就是因为财富的聚集，财富差异引发周边人群的“仇富”心态，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财富的瓜分或再分配。
“仇富”是一个贬义词，泛指那些对于一切富人的蔑视、敌对、怨恨、妒忌心理。但“仇富”心理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仇富”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偏执，另一方面则与富人本身的来财不义、为富不仁、作威作福、骄奢淫逸密切关联。
其实，在“仇富”导致的财富耗散背后，还有一条更加强大的规则在左右着财富的“聚散离合”，那就是“基尼定律”。“基尼定律”是有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1922年提出的，主要用来描述社会的财富分配状态，基尼系数越高，就说明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度集中。
该定律重要贡献在于，指出基尼系数0.4是一个警戒线，超过这个指标，社会就会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从安定状态逐渐转变为动乱状态，危机四伏，甚至引发暴动或“革命”。所以，0.4又被称作“革命线”。在“基尼定律”的提出过程中，研究者不仅仅采集了大量经济数据，也分析了许多不安定地区的历史事件和真实案例，可以说是有理有据的。
中国的晋商起源于隋唐时期，鼎盛在明清两朝，消声觅迹于清末乱世。在明清两朝，晋商就是富人中的富人、“富豪中的战斗机”，是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人集群。晋商中最为杰出的当属乔家（以乔致庸为代表）和被誉为“中国儒商第一家”的常家。
早在明代沈思孝所作的《晋录》里，就描述晋商：“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到了清朝中晚期，晋商中的乔致庸就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气势和格局。晋商的没落与他们的经营范围、财富结构、社会背景、经济属性等有关，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晋商即便是富甲一方、富可敌国，但在其兴起、兴盛的数百年时间里，因自身原因导致的“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情形是有的，但绝少出现触动“基尼定律”，也就是因为过度富有而引发周边的“仇富”心态及社会冲突。晋商们构建且始终以较高水平维护着和谐的商、民关系，直至现在还有很多老年人怀念和感恩晋商们的恩德。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个人，一个家庭倘若集聚起了一定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足以令人眼红心动、心生贪念，那就很难继续平稳安泰的日子。而晋商们不但逃离了“基尼定律”，避开了“仇富”心理，免去了周边攻击和社会冲突，反而让人维护、感念，这的确是一种值得借鉴、学习的大智慧。
极端状态往往能反映事实真相，凸显核心要素。要说明晋商在构建和谐商、民关系中的大智慧，可以从他们在灾难来临之际的现实表现中去探究和思考。
清晚期是自然灾害相对集中的一个时间段，特别是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的时候，中国的灾害状况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据地方史志记载，当时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遭遇了三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旱情侵袭，粮食作物颗粒无收，部分地区飞蝗铺天盖地。
民以食为天，灾情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粮食危机，基本生产无法保障，生命遭受严重威胁的人群，随时可能为了活下去铤而走险，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且不要说基尼定律、仇富心态，备受饥饿折磨的无数百姓，在这个时候就等于是稍有火星即可爆炸的火药桶。
而当时情形最为严重的当属山西省。首先，灾情最为严重。根据当时救济组织估计，这场灾情直接和间接导致大约900至1300万人死亡，山西省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灾死亡。其次，就是山西富商云集，贫富悬殊巨大。富与穷、饱与饿、生与死的强烈对比，随时可以让生命受到威胁的群体疯狂。对于那些晋商（富人），可能随时会被死亡火焰所吞灭。
这个时候，晋商们在干什么？常家修戏楼，乔家在大门口拴了几头牛。
覆巢之下无完卵，自然灾害里的晋商也无法幸免。最明显的当然是经济损失。例如被誉为“中国儒商第一家”的常家，主要的财源收入是对外贸易，所以常家又号“外贸世家”。正常年份，常家每年向俄国出口茶叶约20万担，但到光绪三年前后，茶叶出口额锐减到不足1万担。运力短缺、道路中断、货源不足等导致的合同违约赔偿，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损失。
而此时的常家，却不顾“泰山压顶”“兵临城下”的危急和窘迫，却大费周章修起了戏楼。常家想方设法筹集了6万两白银，其中3万两用于赈灾，其余3万两修戏园子。
3万两银子修戏楼，预算太过铺张甚至夸张；更夸张的是，一座戏楼的工期前前后后延续了三年。作为“富人中的富人”，常家的家规、家风从来杜绝铺张浪费、奢靡无度；常家聚集了一大批经营管理、工程营造、财务统筹等方面的顶尖人才，却为何在修一座戏楼这样的小工程上预算离谱、工期散漫呢？
所谓“大巧不工”，看似糊涂、笨拙的背后，却显示了常家人的大智慧。之所以预算超额，是因为常家招呼前来干活的人，只要肯搬动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食。于是乎，附近十里八乡的人，只要是能迈开步、走动路的人，就都纷纷奔赴常家的戏楼建筑工地，些许“表示表示”，就可以混一个肚儿圆；也于是乎，平日里个把月就可以完工的戏楼工程，就如此这般“磨洋工”，一直磨了三年多时光。
不用再作解释，这很明显就是常家“以工代赈”，尽自己所能救济附近的乡亲和他乡的饥民。而常家之所以不是通过开设粥棚、放舍饭的方式去救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常家人知道，如果直接去施舍，那些平日里日子过得去，甚至过得较体面的人，是很难放下面子来吃饭的。对于那些恪守“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人，尊严、面子甚至比性命更重要；而那些真正习惯当寄生虫的人，又会因为食物来得轻松，而加剧他们不劳而获的恶习。
修戏楼，超额预算、工期漫长的修戏楼，就是为了让附近的人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吃自己家的救济饭，“搬一块砖”的规定，则既是为了让人明白“有劳有得，多劳多得，不劳无得”的社会规则，也可以让接受了施舍的人认为自己的饭食是劳动所得，从而不觉得亏欠常家的恩情。
不但给予人物质上的救助，还想方设法维护人的脸面和尊严，给予人精神、心灵上的维护，更抱着一副“施恩不图报”坦然，常家在这场灾难里一反常态的修戏楼，其实不仅仅展现了大慈大悲和大仁大义，更展示出他们熟谙人性、洞悉人心的大智慧。
与此同时，乔家则在大门口拴了几头牛。乔家拴在门口的牛，谁家有耕作需要，随时可以牵走役使，不用支付任何报酬，甚至无需向主人请示报告。用完了，牵回来拴在原地便是。乔家则是通过这个细微的动作传递他们对乡里乡亲的帮助，以及对周围人自尊心的维护。
乔家在大灾之年的善举当然不止门口拴几头牛这么小气。乔家养狗，乔家的狗要是咬了附近的人或者乞讨的乞丐、流浪人员，乔家的主人、佣人，都要出来给人家赔情道歉。倘若咬伤，一定是要包揽所有医药费用；不论有没有咬伤，一定要给被咬者在附近的高级裁缝铺缝制一身新衣服。
乔家人不但善待、尊重附近的人，从不因为富而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作践百姓，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善待家里的仆佣奴役。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乔家传统是不侮辱、欺凌、打骂任何一个“下人”。乔家的“下人”在当时都是高薪阶层，管吃管住之外，厨子年薪100两、奶妈年薪80两，其余丫鬟、护院、杂役等50至60两银子不等。所有年迈“下人”去世，乔家养老送终。
在那个天灾频发、兵祸连年的时代，很多富户或者大户很难幸免土匪或者暴民的劫掠。土匪有句内行话：“要吃泉中水，须问地理鬼”，但凡要去抢劫，一般都会通过本地人打听底细、探取情报，更好的情形莫过于安排内应，里应外合，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光绪年间，山西曾经有一股土匪觊觎乔家很久，但想了很多方法，始终在乔家村找不到一个出卖情报给土匪的村民，在乔家更无法收买任何一个下人作为奸细或者内应，土匪头子最后只得感叹“针插不进”而选择放弃。这种“天衣无缝”的防卫状态，自然是乔家以德服人、以恩待人维护出来的结果。
说起土匪，不得不提起一个话题。人常说“盗亦有道”，其实人们眼里的土匪也默认一条潜规则：从不抢夺劫掠立身之处附近的百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附近百姓的反抗、对立，很容易让土匪们处于危险之中。那些被迫害、欺凌的百姓，也自然会成为剿灭力量的支持者。最佳的情况就是建立和谐共处的关系，甚至让附近的百姓成为自己的拥护者和帮凶。这既是土匪强盗的生存之道，其中也暗含中国人的处世智慧。
不仅仅常家和乔家，绝大多数的晋商都将仁义传家看得比经营致富更重。他们除了用自己的资本、智慧聚集财富，更舍得用大量的血汗钱去参与公益事业。例如面临光绪三年的这次大灾，晋商利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募捐赈灾款12万两白银，乔致庸个人捐款3.6万两，蔚字五联号捐银1万两，元丰玖捐银1.6万两、米数千担。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晋商们的慈善、义举不仅仅是“东家”们的个人品德的显现，也表现出作为一个商人、企业家强烈的民本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每逢大灾，晋商们不但自己出钱捐款，还会利用自己庞大的人脉网络多方游说，动员那些有能力的富人、官员捐款捐物。晋商们点线结合、遍布天下的票号、商行，则自然成为救灾款聚集、流通、使用的便捷渠道。
或许财富仅仅是过眼云烟，那些曾经富可敌国、呼风唤雨晋商们也早已成为历史长河里消逝的浪花。但晋商们留下的商业智慧、经营理念对于今天的人们也依然具备借鉴意义，而晋商们在危亡时刻所表现的高尚品德，则依然在熠熠生辉，并将成为全社会最值得珍惜的永久财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