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虽然以流氓大亨闻名，但面对侵略者，他的一腔爱国热情颇为人尊敬。

抗战期间，杜月笙利用自己“沪上闻人”的特殊身份，发挥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

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

2月14日，为了夺取最后胜利，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上海。

双方军队陷入胶着状态。

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

要稳定上海的局势，日方需要与一个或几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战略合作”。这个人选，非杜月笙莫属。

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到金融工商，交际广阔，头绪极多，威望无人能及。

李择一，中国人，长住上海，却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与杜月笙交往甚密，同时也是日本人的“忠实朋友”。野村看中此人的汉奸潜质，便派他前往与杜月笙接洽。

日本人的事情李择一不敢怠慢，他马上登门拜访杜先生。

李择一对杜月笙坦陈了日本军方的意思：中日的问题，应该由中日双方面对面解决，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以免横生枝节。

李择一还恭维说，假如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出面，与野村的高级幕僚商谈停火方案，则可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杜月笙明白李择一是奉日本军方之命而来。

他慎重答复：无论于国于家，这件事都要慎重，择一兄容我仔细考虑。

李择一晓得，杜月笙要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与日本军方晤面。

他连忙应允：“当然，当然，杜先生考虑周全，务请给我一个电话。”

送走李择一，杜月笙沉思默想，认为这件事值得一试，他邀集几位好友以及他的高级智囊一起商议。

众人听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都为杜月笙能成为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感到兴奋。

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认为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这样做不仅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杜月笙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个别持相反论调者认为，“东洋人肯定是因为前些天损失惨重，现在需要救援，所以用此缓兵之计！”

杜月笙微微一笑，“东洋人想缓兵，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再有，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我们不需要缓，把此信息及时反馈吴市长和蔡军长，请东洋人吃败仗，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大家一致赞成，把初步接触经过报告官方，请官方指示如何处理。

官方持审慎态度，决定暂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的私人接触。是否与日本军方会晤，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杜月笙心领神会。

他没有贸然行动，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

接着，杜月笙派人请来李择一，当面告诉他：面谈可以，会面地点定在法国总领事馆，并由我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李择一赔着笑脸问：“杜先生，为何要做这样的安排？”

杜月笙直接明了：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万一事情弄僵，对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李择一由衷佩服杜月笙的“聪明绝顶”。

野村中将想利用杜月笙“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身份，其实杜月笙有多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必要时，他可以请甘格林出面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

换言之，杜月笙所造之势是，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中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深信日本人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到时，杜月笙“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颇为周全。于是，李择一在日本人那儿下了“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谈判那天，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

会谈开始，日军代表板着面孔，趾高气扬，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斥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十九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引起的。你们中国就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虽人在江湖，但绝非心浮气躁之辈，他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很大程度依仗超凡的忍耐力。

但是，日军代表气势汹汹、“严词呵责”的态度，使杜月笙火冒三丈。面对日本人，杜月笙的民族正气凛然不容侵犯。他可以对中国人让步，但决不向外国人低头，尤以东洋人为最。

杜月笙站起来，不卑不亢地反驳道：“十九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不懂！但你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经你们政府准许，擅自下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难道日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吗？”

此语一出，日军代表语塞气沮。

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赔着笑脸向杜月笙说：“杜先生，今天约谈的事体还很多，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杜月笙平息心情，缓缓落座。

李择一借机说道：“杜先生此次出面，以保护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着实为人敬佩。会晤之后，将日方停战意向，转知上海军政当局，看可否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看日军代表对自己的话没有异议，李择一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杜月笙不疾不缓：“我杜某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来听听日方是否诚心停火。”

“当然诚心，当然诚心。”日军代表还没有开口，李择一先忙着解释。

这时，日军代表说了一句，“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没有回应。

法国领事甘格林看着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杜先生今天就是为了听取日方意见而来，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权衡一下，看可否代为向中方转达。”

日军代表特别强调，要求中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所发最后通碟，请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免两国军事冲突。

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

他说：“冲突已j经既成事实，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十九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懊恼地反驳：“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事先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没有理会日军代表，而是转身对甘格林道：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守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杜月笙冷冷地说：“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啦。”

几番舌战，双方各执一词。杜月笙站在民族利益一方，不做寸步退让。

日军代表胡搅蛮缠：日本军队要撤，行。中方也要撤。

杜月笙站起来以手作势说道：“日本人强占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驻防，为什么要撤退？”

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李择一抢先说道，“杜先生，日军的意思您是否跟有关方面商量后，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为好？”

甘格林也附和：“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交涉，应由官方办理。”

杜月笙只得应允。

杜月笙匆匆回到家中，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等候，他详尽地把交涉的整个过程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命。

随后，吴铁城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

吴铁城态度强硬，当着各界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是否根据这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

众目睽睽，日本领事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只能坦白承认：“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乘胜追击，“对于日本军队的擅自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是否应该负完全责任？”

日本领事三浦恼羞成怒，板下脸来，大喝一声：“当然负责！”

最终，在当天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正式提请日军退入日本租界范围。

然而，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却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

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增援的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

后记

斗争的结果和发展态势都不尽如人意，但杜月笙面对日本侵略者表现的凛然正气和强烈的爱国热情，确实为国人称道。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

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他还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慰劳军队。

杜月笙捐赠的飞机

”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一天时间给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

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

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另外，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以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

纵观杜月笙所为，杜先生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可能大抵如此吧！

上海滩曾流传着一句话：杜月笙会做人。

杜月笙说，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混迹于江湖，却能得三教九流，上至文人政客，下至贩夫走卒的尊敬仰慕，全依仗杜月笙高人一筹的为人处事和大是大非面前的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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