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纪实（22）：血战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红西路军纪实（22）：血战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焦元平 著

正当高台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日子里，马家军之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四个骑、步旅又三个团及民团共两万余人，于1月12日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五军与抚彝红军的联系，并以一部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主力。这次将要开始的血战，是西路军抵近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的第一次决战。

当时，五军的战斗部署是：三十九团在城西北角守西门、南门及南关；四十五团在城东北角守东门、南门；骑兵团、特务团各守城北一段。

城西北角距城墙约五六米处有一座马家军残留的碉堡，由三十九团的一个加强排防守，与东关外的碉堡形成高台的重要火力支撑点。当天早晨8时到下午4时，敌人连续向碉堡进攻。守城战士在城内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并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敌人部分武器弹药。一周后，碉堡遭敌炮击着火，守碉堡的3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

同时敌人又向守卫东关碉堡的四十五团的一个连发起进攻。这个碉堡距城墙较近，又比城墙高，可以控制全城。因此敌人在四五天内不惜血本昼夜不停地轮番攻击，伤亡难以计数。最后因敌众我寡，碉堡被敌占领。

城西、城东的碉堡失守了，五军守城部队更加困难。军长董振堂跑遍城墙各处，命令部队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事。高台城墙是个大土围子，上部较窄，刚能并排行走两个人。城墙只有单人射孔，很难阻织火力，且不易隐蔽。因连日作战，守城红军的人力和弹药均遭到很大消耗，形势越来越严重。如果死守下去，可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的险恶，便命令骑兵团团长吕仁礼：“你们立即在北城墙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和抚彝部队会合，伺机破敌！”城北是荒原草地，离北山不远，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保存有生力量，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吕仁礼理解董振堂的意图，便带领一个连在城北大佛寺后面的城墙下挖了一个宽三米、高二米的大洞，只等军长下令突围。

这天凌晨4时，正当董振堂组织部队突围的时候，政委黄超派通信员从抚彝给高台的董振堂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坚守；如高台失守，就要杀你的头！

黄超这个人，祖籍贵州，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是张国焘的一员干将，积极推行张国焘的政治与军事路线。在川北、甘南参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后来全党全军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内军内的严肃批评。黄超自调五军担任政委后，他在重大问题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自作主张。对军长董振堂不信任，不尊重，不支持。董振堂度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批评他，帮助他，才使他的骄傲有所收敛，从而保证了部队思想的基本稳定，较好地完成了历次作战任务。

高台距抚彝46公里，敌飞机在高台投弹的爆炸声和两军战斗的激烈枪炮声，隐约传到了抚彝。红军战士心急如焚。可是在抚彝坐阵的黄超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不派兵前去侦察和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直到高台激战了九天，一些营团干部怒目质问，他才令饶子健带一个营的兵力驰援。高台战事吃紧，一营兵力实属杯水车薪。饶子健当时有些不悦，要求多派些兵力，黄超却酸溜溜地说什么：“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嘛！”

董振堂看罢黄超的来信，表情严肃地凝思着。五军军部仅有一部电台跟随黄超到了抚彝，他无法直接与上级联系，申述自己的主张。军令如山，他只得执行。接着，董振堂在城东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黄超来信，命令：“坚决守住高台！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他的语气沉重，严肃而又坚定。

18日，敌人把西关外民宅院落的墙壁打通了，红军将士冒死抵抗，坚守阵地。

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越来越猛，城内房舍被敌炮弹击中起火，烟雾弥漫，城墙像锯齿似的残破不堪。五军守城将士已多数血洒疆场。机关干部、战士、炊事员、马夫都投入了战斗，用大刀、长矛、石头与敌人拼杀着，轻伤员用手抓牙咬，重伤员抱住敌人滚下城头。

城内百姓也赶来助阵。青壮年不避枪林弹雨，抢动伤员。一些妇女把饭菜、热水送到阵地。他们说：“红军真是铁人模样，菩萨心肠，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的好人啊！”

19日上午，战况更加危急。董振堂对身边的50多名干部战士庄严地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

同志们脸上泛着坚毅的神情。他们深知，最后的时刻来了。

20日清晨，敌人倾尽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和石头瓦片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拼斗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原收编的300多名民团哗变，打开了城门，敌人像饿狼一样冲进了城内。

高台沦陷了！高台在燃烧中颤抖！

敌人沿城西向南、向东继续推进。城墙、巷道、民宅、农舍……到处是白刃战。上午7时左右，董振堂在东门城楼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地喊道：“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到最后一个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队立即赶到东门与敌拼杀。激战中， 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战士在城东南角的一座民主宅院内坚持战斗。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烈焰中，他们刀砍石砸，拳打脚踢，在和敌人厮杀中全部壮烈牺牲。

军长董振堂带领部分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400多米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将董振堂击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看见董军长中弹，便沿着城墙飞快下滑。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战士也滑到城墙脚下。董振堂穿的灰蓝色衣服染满鲜血。孔建光把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嘴巴，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人已昏迷过去。有人用手摸摸他的鼻子孔，发现还有一丝气息，便高声叫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要血战到底……”

说着，他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永远地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了他所眷恋的军旅生活。

关于董振堂的牺牲，说法不一。有人说，董振堂是在城墙上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跌下城墙，遂让一名甘肃籍的警卫员将他击毙。还有人说，董振堂带领四名同志边打边冲到城东南角，自己摔坏了腰，向前爬行数十米，敌人冲过来，三名战士光荣战死，他掩护号兵突围后，左手拿枪向敌还击，用右手的枪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不管怎么样，董振堂的死，是英勇的，壮烈的。

高台之战，五军十三师师长叶崇本（2）、参谋长刘培基（3）、骑兵师师长董俊彦（4）、政委秦道贤（5）等3000多名将士，除极少数幸存者外，全部光荣战死。

噩耗传来，西路军广大官兵无不为之悲痛！

五军是1931年宁都起义时组建的，曾为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中央将其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一万七千人。在中央苏区的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著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干脆、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的战斗保卫中央纵队的安全。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五军团曾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936年元月上旬，又奉命同四方面军三十三军（辖两个团）合编，改称红五军。9月，会宁会师前的华家岭一战，红五军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炳辉牺牲，部队减员。10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与敌苦战三个月之久，尤其是在高台战斗九天九夜，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

董振堂，1895五年12月21日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个农民家庭。22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1922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其后屡立战功，逐渐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六师师长。1931年春，蒋介石调董振堂所在的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剿共”，在党的策动和领导下，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在宁都起义。之后，其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任军团副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6月任红五军团军团长。先后参加赣州、漳州战役，出色地指挥了水口大战，于1932年底荣获红旗勋章。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归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指挥，改编为红五军，任军长。

杨克明，1905年2月15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本名陶正，又名陶树成。1930年，在家乡开展地下斗争的杨克明按照党的指示，加入了红军游击队，之后，又以各种身份进行地下工作，领导地方工作，在川东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突出成绩。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进行宣汉达县战役时，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沅和城口县西部地区，在中共梁达县委的发动下，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红四方面军得到了迅速发展。10月底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委。后来，杨克明因反对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政策，被撤销了军政委职务，调往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任干事。不久，他任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等职。1935年春，红军西渡嘉陵江后，开始长征，途中，红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在川西地区合编为红五军，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

高台沦陷，马步芳又大吹大擂“胜利”，说：这一仗“实是我军剿匪以来未有之胜利也。”他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请看：1937年1月21日《青海日报》的一则报道：

河西残匪指日可肃清

我军获空前大胜利

击毙伪军长政委及伪师长等

高台克复解决匪军三千余人

获战利品甚多机枪三千余支

马炳臣旅长，昨由高台电首告捷，兹 □□ （文体模糊不清）于下：

青海军长：高台城克复后，解决匪军三千余人，生擒俘虏者数百人，伪五军军长董振堂、伪政委杨克敏（应为杨克明）二逆，未擒即被杀，正在搜觅。伪二十四师师长击毙后，已袅首示众。余各为要人，生擒击杀者亦甚众，现在检验中……

又讯：伪军长董振堂，确被我军马炳臣旅斩毙，马旅长昨电马军长报告，原电如下：

西宁军长：伪军长董振堂，确被我军斩毙，首级已获得，公认无误……。

高台失守，残暴的马家军在这里犯下了滔天罪行。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人头与身体分离，双目微瞌，左耳穿一绳索。马步芳、马步青下令先把董振堂的头颅悬挂城楼示众，随后还准备把他和杨克明的头颅送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功。年轻的护士长被钉在树上，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影。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先合影，继之打死，再合影。一丝不挂的尸体背上，放着半截砍断的胳膊。

照片是真实的。它们是由敌人拍摄的，再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这就是高台历史的一页，血迹斑斑的一页！

解放后，为了怀念高台之战五军将士的英灵，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54年批准修建高台烈士陵园，1957年底竣工落成。陵园四周红墙，白杨参天，柳树低垂，松柏长青。大门上镌刻着朱德元帅题写的“烈士陵园”四个大字，门里镌刻着郭沫若副委员长的题字“浩气长存”。墓地正面用工整的隶书刻着“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之墓”。陈列室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遗物，一幅幅绘画、题词，寄托着人们的哀思。纪念堂两侧的两条条斜径，通向董振堂、杨克明的纪念亭。董振堂纪念亭的红漆木柱上写着挽联：“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杨克明纪念亭的挽联是：“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地人民群众，广大青少年陆续前来祭灵、扫墓，烈士陵园那本厚厚的留言薄上，记载着人们挥泪写就的不尽的哀思：

朱德：“伟大的革命先辈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徐向前：“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忍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

李先念：“继承和发扬西路军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为祁连山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人民群众和当代军人的部分留言是：

“在人们内心深处，永远保留着你们的墓地。”

“你们刺痛了我几乎麻木的心灵。”

“愿我们这代军人永远消灭国内战争。”

历史可以这样说，但历史不许颠倒。1988年5月3日，《解放军报》第二版刊登了红军老战士、作家陈靖的一篇题为《英雄战死正路上》的回忆文章。他这样写道：

“董军长和他的3000名勇士的牺牲……是‘心红路正忠烈血’。我肃立在烈士头颅照片的英容前，填了这首《满江红·祭英杰》——

“六盘山下，西渡急，征鞍未卸。红五军，后殿前锋，不分昼夜。戈壁沙丘八千里，黄河黑水云遮月。恸高台，三千敢死士，悲壮烈！

“迪化遥，使命切。肝胆红，尽忠节。主帅董振堂，头断身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而今回首，扪心肃穆，祭英杰！”

是的，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这桩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案，早已成为历史，甚至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已经消失了。然而，高台3000多名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历史丰碑，庄严地告诉后人：历史，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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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克明（1905——1937）本名陶正，又名陶树成，化名洪涛、洪涛尔。四川省涪陵县罗家庙（今属长寿县云集乡）人。1905年2月15日出生在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涪陵、酆都、石柱、忠县等地工作。1932年夏任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军政委。1936年1月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渡河西征。1937年1月在高台巷战中牺牲，时年32岁。

2、叶崇本 湖北人，曾在红三十三军任职。时任红五军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

3、刘培基 四川达县人，曾在川东游击队、红三十军任职，时任红五军十三师参谋长兼四十五团参谋长。

4、董俊彦（？——1937）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12月14日参加江西省宁都起义。历任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九团团长、西路军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在支援高台战斗时，行至明水地区与敌遭遇，激战中牺牲。

5秦道贤（1912——193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1935年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驰援高台部队行至明水地区时被敌堵截，英勇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