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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开始到1956年底，从解放军各总部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到志愿军，四百万军人全部参加了授衔。其中授予大校军衔的1266人，授予少将军衔的803人。

按照当年第一次授衔时少将军官的标准，能够具备少将军衔的干部应该达到上千人左右。由于第一次授衔对军衔的普遍压低和为了今后继续晋升留下足够的空间，很多本该授少将军衔的军官，非常遗憾地只戴上了大校军衔。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军官，几乎都是来自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全国各地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此起彼伏，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发展迅速，一时间建立了十几个红色根据地。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根据地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后，曾经的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最终形成了一个主力军。

虽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经的各根据地“山头”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八路军各师以及后来的五个野战军的班底和大部分人员，还是能够区分出来自哪个根据地和哪个方面军的。这种“山头”的感觉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它们或多或少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团队意识。1955年授衔时的“均衡”观念，就是“山头”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建国后的授衔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评功论赏”。当然解放军不会像封建王朝那样做的，但授衔授勋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开国功臣们的奖励和褒扬。既然如此，就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均衡各个根据地和方面军的人员。

所以，无论是元帅军衔，还是将军军衔，在授衔前都要从大局出发，摆平各方利益，均衡各地代表，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在具体操作中，一些符合条件的人由于客观原因没能够授予符合自身条件的军衔，或多或少都是受均衡观念的影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让一些1955年没有能够授予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下一次的晋升中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一次普调中，有218位1955年的大校晋升到将军，授予少将军衔，弥补了第一次授衔时与将军军衔擦肩而过的缺憾。这也是1961年一下子晋升了那么多大校到少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