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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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王朝被王莽颠覆后，普天下人带着仰望的目光对王莽寄予了厚望，他们都希望这位被“民选皇帝”能够带领大家过上上一个充满新鲜色彩和幸福生活的新朝。而王莽仿佛也不负众望，在他宽大的袍袖之中逐渐抖落出许多改革措施，希望带着他的子民回归到美好的上古时代。按照王莽的构想，让人心变坏的都是金钱所带来的无尽欲望，这个将人心变坏的东西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紧迫地步。

王莽画像

刚刚登基，他就宣布进行第一次货币改革，希望从源头上掐掉货币存在的一切乱源。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起，到新朝灭亡的十余年间，他曾4此下诏改革货币，5次下诏重申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诏令。公元七年五月，王莽下令在当时流通的5铢钱之外，另增发三种货币，同时宣布了黄金国有的命令：“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值，然卒不与值。”《汉书》这是王莽挑动权贵集团的第一次举措。“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按照王莽的构想，百姓对于这种改革渴望已久，对于权贵垄断钱币的滥发早已不满，而他的新朝就是要顺应这种大呼求，不惜下大气力进行解决。

王莽改革内容

王莽这一改革措施，认为是对自己所有政治理想的一次深水尝试，是按照儒家经典进行的一次理论与实际的贯通。“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宝；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易经》灵魂深处，王莽对上古时代的眷恋是发自内心的，实现周公、孔子的梦想是王莽能够走上帝位的最大民意，如何将百姓从金钱负累的泥淖中挣扎摆脱出来才是他改革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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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来，度量衡上多贯穿政治象征内容，而王莽却要回归朴素的经济内涵。“民以食为天，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就载烦费、轻重大小各在差品，则用便而民乐。”《汉书王莽传》此后，在王莽的主推下，新朝不断推出“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到始建国二年推行的“宝货”制，其中包括“黄金”、“布货”、“钱货”、“银货”、“贝货”等，这些此后被定义为“五货”，并对币值进行了颇为繁杂的重新界定。由于这些新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遭到强大的反对力量，不久之后，王莽只得宣布暂停龟、贝、布等币类的流通。从公元七年到13年，仅仅6年的时间，王莽接连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致使货币变动之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王莽改革的货币

尤其是第四次货币改革之后，王莽为了防止废币和私钱的流通，甚至加大了非常繁琐的检查，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甚至他不惜牺牲自己早前的一切“美名”，严厉推行他的货币法令。尤其是第四次货币改革后接着他对此颁布了连坐法：“盗铸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汉书》从最初的美好设计瞬间变成冰火两重天，让王莽的“民意”逐渐下滑。“民犯盗铸钱，五人相坐，没如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锒其颈。”王莽始终不明白，如此“完美恢弘”的设计为何就是不受欢迎？“犯罪者”越来越多，一怒之下，“民坐挟铜炭，没如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汉书》在这里用了一个皆字，把王莽主持下的帝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王莽改革后的货币

本来王莽可以不如此“折腾”，如果采取一定程度的“无为而治”，便可稳坐天下，无奈理想主义的他势必擅长“不断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然而改革货币只是王莽所有改革中的一个内容而已，如同一块块巨石被王莽投到新朝的人海激起巨大的浪花。“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宝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王了他是大伙推选上去的了吗？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秸秆而起。”《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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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在上台前曾是大汉时期最善良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虽然他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葛剑雄《读书》1997年第10期）

王莽接见儒生

王莽的身后评价几度波澜，班固将其全面定义成“乱臣贼子”，此后包括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完全将此全面继承下来，到了明清的李贽和王夫之均参与到评价王莽的争论之中。1928年，胡适首次对王莽给予了赞美，“一个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并将他的失败归结为思想和政策过于超前。”[14]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

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学者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王莽发明的青铜卡尺

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略带讽刺地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吕思勉以同情的笔触批判汉书等主流观点，为王莽全面辩护：“凡莽之所行，汉人悉以以字伪字抹弑之”。 [15]此后近代史学家激烈参与到评价王莽问题上来，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痛斥王莽：“绝不是进步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此后郭沫若和谢天佑也纷纷加入对王莽的批判队伍。甚至对王莽的评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王莽显然是一个能干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时也残酷无情。他具有吸引别人追随他的才能，兴趣异常广泛。他对亲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怀有篡夺皇位之心。”[16]当历史的风云席卷了苍凉的大地，当脆响的翻阅代替了昔日的征伐，从多个角度对富有争议的古人进行分析，更务实学习相关典籍，更客观分析相关人物，或许这将是本作者写作此文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