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胥吏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为清朝所继承，而有明一代的吏弊也为清朝继承下来，且愈加严重。不过，清朝的吏员名称较前代规范。在京师者，有供事、堂书、经承、门吏、攒典、儒士、堂印、堂伙等；在地方，一般就称为书吏、典吏。

为了防止吏员的冗滥，对各衙门的吏员编制都有严格规定，如吏部，有堂书9人，经承72人；户部，有堂书10人，经承201人，门吏2人，攒典29人；礼部，有堂书10人，儒士20人，经承53人；兵部，有堂书8人，经承63人，外郎2人；刑部，有堂书8人，经承90人；工部，有堂书10人，经承75人，等等。

地方如江苏，两江总督书吏30人，江宁布政司典吏15人，江苏布政司典吏102，按察司典吏6人。各州县典吏12人。清代吏员经过“役满”“考职”，可以取得官品，一般说来是八品或九品。有品级的吏员按品级支俸，无品级的吏员一般是按未入流者给予俸禄，即岁支银31.5两。吏员也可领取养廉银，标准参照各地官员的养廉银标准，但各有不同。

如直隶吏员岁领养廉银31.5两，与正俸一样标准。山东则为80两，山西60两，福建40两，云南60—200两，都比正俸多。到了州县，吏员的正俸很低，养廉银也很低，而且养廉银仅支给吏员头目“典吏”“吏目”，而一般吏员是没有的。后者与一般的胥徒（衙役）一样领的是工食银，一年仅12两，最低的如安徽祁门的书办，工食银一年仅6两。

清朝“出职”规定不如明朝完备，很多规定都是逐渐提出的，用学者的话说是“马后炮”。不过对中央部门的高级吏职，要求严格，入吏者也是要经过政府考核合格才能到职。针对吏制弊病丛生，清代还规定“书吏著役，务令报明实在籍贯居址地方、三代姓氏，该衙门于十日之内咨部转行该省，严饬地方官出具印结。”这是为了防止无籍流散人员充任吏职。原籍地方官核实上报后，才允许该人充吏。

还规定太年轻了不能用为吏员，必须在20岁以上。规定的特别之处是为了监督遏制胥吏夤缘为奸，致使幕友（俗称师爷）盛行。那时上自总督，下至知县的各级衙门中主官，没有不请师爷帮忙理政处理事务的。他们是幕主（地方长官）的亲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将他们倚为左右臂膀，须臾离不开。他们比吏更有实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者是科举的会试落榜者，所以，师爷的文化水平是胥吏难望其项背的。

除此之外，师爷与吏还有三个很大不同，一是师爷在官府中的地位远高于吏，他们与幕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有相当大的政事决策权（如左宗棠），幕主往往对他们言听计从。清代的吏地位近似奴仆。在文献中，常常“吏役”“书役”合称。这表明吏员的地位并不为官府所重，是将他们与胥徒同等视之。二是吏员是有编制的，是体制内，而师爷是无编制的，是体制外，合则留，不合则去，来去自由。三是收入差距很大，吏的“工食银”（吏俸）低得可怜，地方衙门中多的一月不过一两出头，少的一月五钱。这种低收入勉强够夫妻二人粗茶淡饭，更谈不上养育子女侍奉双亲。中央各部门略高些。

但总的说来，清代吏员的待遇尤其是基层的吏员极微薄。师爷也是没有俸禄的，其收入“束修”或称“脯修”完全来自幕主私人，按年支付，没有统一的规定。这是因为师爷非官非吏，其收入差距很大，从300两到8000两各不相同。吏与之相比则是天壤之别。实际上，师爷的收入远高于此数。因为师爷除束修外，还有“节礼”，即下级衙门的馈赠。

当时从县到总督各府衙，每逢元旦、冬至、年寿节，折奏、刑名、钱谷三席，多者受赠20两白银，少亦数金；三席之外的师爷多者十余金，少亦4金。这在那时都是合法收入。到底有多少“黑色收入”是统计不出来的；不过，从绍兴人所谓“笔头溜一溜，银子一畚斗”的说法中，不难想像其当丰厚。在数以千计的师爷中，以绍兴师爷最为著名，以至于流传这样一句俗谚： “无绍不成衙”。这“绍”指的就是绍兴籍的师爷。

据《蜀海丛谈》记载，清代四川的刑名、钱谷师爷，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籍人。对此，民国时人李渔叔曾指出：“清代有所谓绍兴师爷，大抵盛于康乾时，遍布各省县幕府，司刑名、钱谷者，皆若辈为之，至晚清徒众愈多”。“绍兴师爷”出名，固然是由于师爷中绍兴籍者居多之故，但更重要的并不在此，而在于在绍兴师爷中出了一批名气很大的师爷，如名幕汪辉祖、龚未斋、许葭村、周省三。再如有云南“幕宾盟长”之称的王立人是绍兴人，还有有“秋青天”之称的名幕秋桐豫（“鉴湖女侠”秋瑾之父）也是绍兴人，又如河南总督田文镜幕府中的邬思道亦是绍兴人。

绍兴出师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以功名无望而入幕。读书、科考、做官，是那时知识分子的人生三步曲。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五十少进士”还算幸运，而更多的士子则是科考败北。联系到绍兴，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王先谦任浙江学政，主持过浙江的6次乡试，每次考生均在万人以上，而6次乡试总共才取了94人。这么多读书人被淘汰下来，最理想的出路自然是入幕。其结果则造成绍兴师爷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