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杨紫名誉权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被告张某，也就是发博侵害杨紫名誉权的微博主，被法院开出一张10万元的“罚单”，一时间引得网友议论纷纷。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张某称“怼人”的微博不是他注册的，他的身份证和手机早就丢失，是别人冒用他身份注册微博。

为此，张某还提交了向派出所报案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安机关公章。

好家伙，就是这个公章惹了祸，经查，这份证明材料根本是假的，据此，法院合议后认为，张某伪造重要语气，妨碍法院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对张某作出罚款10万元的决定。

也许有朋友要问：伪造证据真的处罚这么严吗？

没错，就是这么严，10万是罚款的上限，对这种伪造证据的行为，法院还可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

可见，法庭是非常严肃的地方，在这里不仅说话要负责，出示证据也要负责，信口开合说假话，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那么，对伪造证据的处罚，是今天才这样严格的吗？当然不是，细数我国古代法律，伪造公文、盖假章，向来是重罪，国家机构处理起来一向不手软。

01 一起争地纠纷引出的伪造文书

《名公书判集》中有这样一起案件，王直从施王德手中买到一栋老宅，约定除了房屋外，还有屋外桑地；而朱氏则从施文霸手中分七次共买到桑地二亩有余，契书上写明亩步四至，也就是桑地的四邻范围。两家的契书上，便有部分桑地重合，因此争执不休，王直则指责朱氏的契书是伪造的。

进一步审查之下，朱氏的契书确实有疑问，按她所说，交易行为发生在绍熙、庆元年间，而七份契书却印于绍定、嘉熙年间，中间相差四十几年，“固若可疑”，但官府的砧基簿上却批了这七块地，代表这七块地的交易早就过了官府明面的。

何为砧基簿？简单说，这就是老百姓纳税服役的凭证，而各家税役是由拥有的土地来确定的，有地就要纳税。

据此，司法官认为，朱氏契书虽有疑问，但买地是事实，而且写明了亩步四至，也就是界限分明，王直的契书上却只提桑地而无具体范围，最终没有支持王直的诉请，判决朱氏全有桑地。

而对于王直提出的伪造文书的说法，司法官却认为朱氏契书出现四十几年前，那时她不太可能预料到之后会与王家打官司、争桑地产权，因此伪造之说也不足为信。

最终，官府没有追究两家契书谁真谁假的问题，只维持现状，予以确权。

即是说，在这起案件中，确实有人伪造文书，但究竟是哪一方伪造、故意还是无意？并没有追查清楚。

如果查明伪造情况，伪造公文者会承担怎么样的后果呢？

02 伪造是重罪

必须说，这后果很严重，通常会被判决处流放、甚至死刑。

《唐律疏议》记载：“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余印，徒一年。写，谓仿效而作，亦不录所用。”

由此可知 ，在唐代，对伪造官方文书及用印的，流放二千里，如果只伪造用印的，判处徒刑一年。不过，宋代对此的处罚加重，动辄死刑。

《宋史》记载：“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求时弊……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

从这段记载来看，宋代的刑事法律基本是沿用前朝旧律，也就是《唐律》，但处罚偏重，文彦博等人认为予以矫正。

对于伪造类犯罪，通常包括伪造官私文书、伪造符印，以及文彦博未提到的伪造交子（即古代纸币）三种形式。

对于伪造官文书的，《唐律》判处流二千里，而《宋刑统》则判决绞刑，也就是死刑的一种。

而伪造印记，罪名比伪造官文书较轻，通常首犯不会判处死刑，而再犯按《唐律》来说可能不至死，但按《宋刑统》来说则判决绞刑。

而伪造私文书则要稍轻，只按照所欺骗目的来论罪。

《唐律疏议》：“诸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文书，谓券抄及簿帐之类。欺妄以求财赏及避没入、备偿者，准盗论；赃轻者，从诈为官文书法。若私文书，止从所欺妄为坐。”

像前面提到的王直、朱氏争地纠纷中，很可能涉及的就是伪造私文书，只按欺妄求物之罪论处，而不以伪造官文书的罪名论处，因为后者一旦查实，有人是要掉脑袋的，对普通百姓而言，确实量刑过重。

《宋史》中提到有人伪造敕牒，为人补官，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死刑。

这种伪造敕牒、补官的行为，是不是很眼熟？

对，如果不细究那个“官”字，是不是很像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山东农家女被顶替上大学案”？所谓的敕牒，不正是类似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东西？补官，则相当于冒充入学，只不过含金量远逊而已。

而杨紫名誉权纠纷中，侵权博主不仅伪造了公安局公章，连其中的证明内容也统统是自己编造，完全符合伪造官文书的定义，法院仅对其处以10万元罚款，若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已经是非常轻微的处罚。

03 假币的处罚

日常生活中，除了这种“刻个萝卜章”的伪造公章行为，伪造钱币也是我们经常耳闻的。

记得曾有一个新闻，一位老人用手绘的方式，画出了人民币百元大绘的母版，进行制假售假，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

最终，老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在宋代，也有类似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宋代局部地区已经出现通行纸币，也就是交子。这种早期的纸币方便人们贸易出行，但容易造假，影响金融秩序。

曾有大臣请求废除交子，但最终皇帝没有同意，不过对伪造符印、交子等行为，向来重点打击，并且不予减刑假释。

根据《宋史》记载，南宋理宗时，经常亲自虑囚恤刑，也就是大规模减刑假释，但伪造符印、会子（即交子）等行为却不在情轻降减之列。

《宋史》记载：“（理宗）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

而在唐代，对于伪造印符等出卖的，虽然未必直接用这些假印符干坏事，仍然与使用者同罪。

《唐律疏议》记载：“诸以伪宝、印、符、节及得亡宝、印、符、节假人，若出卖，及所假若买者封用，各以伪造、写论。”

除此之外，古代还有伪造盐引等有价证券，也有人伪造印记、盗请官物等，总之各种伪造行为五花八门，不逊色于今天之人的“歪脑筋”。

宋代案例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这本书比《洗冤集录》更贴近民生

04 诉讼中的伪证诬告

前面我们谈到的，大多还是假借伪造行为而获取利益，比如伪造敕牒补官、伪造交子提钱，但这与杨紫名誉权纠纷中，侵权博主伪造派出所证明来打官司，仍然不是一回事。

前者是日常行为中的伪造，而后者则是诉讼行为中的伪造，有专门的罪名来惩治这一行为：伪造证据罪。

这一罪名适用前提是造成严重后果，量刑幅度则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司法人员从重处罚，相对其他刑事犯罪而言，是较轻罪名。

那么，在古代伪证罪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过”吗？

这段史实中，古人对伪证诬告的态度可见端倪。

唐代名将李靖，担任岐州刺史时，曾有人诬告他要谋反，告密信送到高祖李渊那里，李渊派了御史详查。

这位查案御史非常聪明，他诈称告密信丢失了，让告密者重新交一份诉状，再将两者比较，发现许多细节都对不上，纯粹是胡编乱造。

如此一来，李靖的罪名被洗脱，而根据唐代“诬告反坐”的原则，告密者被判决死刑。

当然，诉讼中提供伪证，未必是为诬告，更多时候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民事诉讼中，求财居多，处罚也各不相同。

从《唐律疏议》的记载来看，主要依据伪造者的目的论罪，换言之，目标越大，判刑越重，而且还有可能牵连到司法官。

《唐律疏议》记载：“诸诈冒官司以有所求为，而主司承诈，知而听行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不知者，不坐。谓此篇于条内无主司罪名者。
疏议：「诈冒官司」，谓诈伪及罔冒官司，欲有所求为，官司知诈冒之情而听行者，〔二六〕并与诈冒人同罪，至死减一等；不知情者，不坐。”

即是说，诈冒官司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比死刑减一等的刑罚，比如流刑，知情的司法官与此同罪，不知情者则不予追究。

小结：

从宋、唐等朝代对伪造公文的惩处来看，这向来是重罪，无论是诉讼中造假，或是学历造假、有价证券造假，都有着相应不小的法律后果。

而今天虽然没有动辄死刑的严酷，但巨额罚单、负面舆论，甚至刑事处罚，任何人动造假念头之前，依然应当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