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詹姆斯·施莱费尔《托克维尔之钥》（盛仁杰 译）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05页。原标题：“次级团体：地方、省和协会。”

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高度赞扬了新英格兰的市镇，将其作为“美式自由的原则和生命”的地方独立的典范。对他来说，他仔细研究过的大体自治的地方是美国权力分散的例证。他解释了居民密切参与公共生活的市镇，如何产生各种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包括市镇或公民精神、自由技巧的训练以及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泛实践经验。

在他对市镇的讨论接近尾声时，托克维尔突然将其论证从地方机构转向省级机构。“我认为省级机构对所有人民都有用；但在我看来，对这些机构最真实的需求，似乎莫过于一个社会状况是民主的国家。”他引用在英美从政治观点迥异之人处的所学所得，宣称：“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人不把省的自由看作是一件大好事……只有少数或没有省级机构的民族才否认它们的效用；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说它的坏话。”向其法国读者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要在一个日益民主的未来中维护自由，就必须给市镇和省份更大的自由。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托克维尔作为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成员，仍然忠实于这些观点，并坚决支持市镇更加独立的想法。地方自由将抵消行政集权，为公民提供“自治的才智”，并允许他们“实践自治”。简言之，地方自由为人民提供自治训练和实用政治教育。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又写到了市镇和省。他哀叹18世纪的法国市镇对市镇事务毫无兴趣：“这些人……住在国内，就像住在外国一样。”到1750年，他断言，“地方自由正在越来越多地消失。独立生活的活力标志到处消失；各省不同的特征性状混合在一起；从前的公众生活的最后痕迹被抹去了”。在没有地方自由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省，法国人再也找不到机会保持联系或相互合作；如前所述，孤立和集体个人主义是有害的结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份重要附录中，如前所述，托克维尔将注意力集中在革命前夕的朗格多克这个例子上，在那里“真正的省的自由仍然存在”。朗格多克告诉读者“旧制度下的省的自由是什么样子”。托克维尔描述了该省的显著特点，包括一个消息灵通和有效的议会以及各种重要的次级机构——市镇、村庄和行政区。他指出，在朗格多克，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混在一起，共同参与政府工作。

不幸的是，朗格多克是一个例外，而非常规。“我已指出，王室政府——已经废除了省的自由，并在四分之三的法国土地上让自己取代了地方当局——是如何把所有的事情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无论大事小事；……法国是欧洲政治生活历史最悠久、消亡最彻底的国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呼吁恢复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所赞扬的地方和省的自由。他希望纠正法国长期以来过度集权的传统，这种权力的巩固会带来一系列可能的民主专制。

在对权力分散至关重要的次级团体中，托克维尔将公民协会和政治协会包含在内。在他去新大陆的旅途中，美国各种各样的协会使他着迷。1835年，通过讨论政党，并将市镇、城市和县列为永久协会，托克维尔开始处理该问题。随后，他聚焦于政治协会，即个人和团体为推进特定的政治观点和事业而建立的即兴、临时组织。他还探索了结社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投票权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他指出，结社的权利包括集会的自由和言论与书面表达的自由；广泛的选举权减少了秘密的、破坏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协会的危险。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公民协会，并提出了关于结社之科学或技巧的更为完整的理论。在贵族社会中，有权和显赫之人扮演着天生的领导角色；但在民主社会中，传统的纽带被瓦解，个人变得孤立和软弱。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由政府或社会权力承担。该做什么？他在一份草稿中写道：“在一个民主的民族内部创造贵族人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把两种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我用贵族人意指永久且合法的协会，比如城市、选区、省或自发的和临时的协会……确切说来这将部分地具有属于贵族制的优点，但没有缺点。这将不会造成永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它将创造出强大的个人，有能力做出巨大的努力，完成庞大的项目，进行坚定的抵抗；它将以另一种方式把人们绑在一起，但跟贵族制一样紧密。”

因此，对托克维尔来说，作为消失的贵族人的一种人为但必要的替代品，协会是具有共同思想、计划和目标之人的聚集点，也是中央集权的制衡力量的中心。“一个政治、工业、商业甚至科学和文学协会，是一个开明而强大的公民，你无法在暗中随意左右或压迫他们，他们通过捍卫自己的特殊权利，对抗权力的要求，从而拯救了共同的自由。”无论协会是政治的、道德的、思想的、宗教的、商业的、工业的、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大的还是小的，它们都会教授如何团结公民同胞以追求共同目标的科学。通过刺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群体培育了人类的心灵和思想。托克维尔没有忽视结社技巧的道德结果。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继续探索政治协会和公民协会之间的联系。不管他在新世界见证了什么，他都拒绝承认在政治事务中有无限的或绝对的结社权利。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协会都是有益的；就法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而言，托克维尔担心那些可能是秘密的或暴力的政治群体。但是他断言，政治协会具有促进公民协会的重要优点。“因此，政治协会可以被视为伟大的自由学校，所有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协会的一般理论……当你允许[公民]在任何事情上自由结社时，他们最终会在协会中看到通用的且可以说是唯一的方式，人们可以之实现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目的。每一种新的需求都会立即唤醒结社的想法。随后，结社的技巧就变成了……基本知识。”托克维尔认为结社的冲动是美利坚共和国所享有的精力、活跃和繁荣的主要原因。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公民协会和政治协会被纳入自由机构之列，但这些机构在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法国消失得无影无踪。托克维尔哀叹省的自由、地方自由、“活跃的政治团体”以及“有组织的政党”的缺失，哀叹能够制衡中央政府的所有次级团体或有组织力量的缺失。“当革命发生时，”他总结道，“人们在法国大部分地方可能都找不齐十个拥有协同合作习惯之人，而且能负责自我防卫；只有中央权力被设想去关照革命，因此中央权力……发现没有任何可以阻止革命，甚至是让革命慢下来的东西。同样的原因使君主政体如此轻易地垮台，也使它垮台后的一切皆有可能。”

在笔记中，托克维尔提出了18世纪协会的一个具体例子。他引用农业社团作为聚会的例子，在那里成员们“讨论不同阶层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讨论，打破了1750年法国所特有的森严的阶级隔离。“即刻感受到人们的和解与交往。”这些法国社团的社会和道德作用，反映了他预测的结社活动的好处。

为避免权力集中而威胁民主国家之自由，托克维尔还把联邦制列为方法之一；在新世界共和国，每个州是另外的次级团体，它们分割权力，并在国家层面成为潜在暴政的障碍。他认为，美国联邦制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肯定会作为当今政治学的重大发现而引人注目”。但是，作为一项宪政安排，它需要大量的政治经验，而且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总的来说，他称赞联邦制是大国好处和小国好处相融合的一种方式。但就法国而言，他摒弃了联邦制的可能性，也从未将其纳入他针对民主危险的改善建议之中。他指出，他自己的国家仍然处于军事强邻环伺之下，因此不会冒险采取分裂主权的任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