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著名的茶叶生产国，明代由于在山西大同进行“茶马互市”，这就使包括茶叶在内的商品流入蒙古高原，并辗转输入俄国。入清以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一举结束了内地同北部游牧民族割据对峙的局面，加之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恤商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北上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从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当时清王朝以入京俄商行为不轨等为由，将中俄贸易通归于恰克图，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时，中俄边贸逐渐在恰克图兴盛起来。与此同时，俄国人对中国茶的喜好与日俱增，在西伯利亚一带，由于饮茶之风日炽，以致该地区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到了19世纪40年代，茶叶成为恰克图对俄贸易商品的首位，晋商牢牢抓住这个机遇，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开拓了万里茶路，借俄国人之手，将中国茶叶卖往整个欧洲。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晋商在茶叶贸易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领域，如“砖茶”就是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万里茶路”也成为媲美“丝绸之路”的另一条商路。

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上述局面遭到逆转，晋商在与俄国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失败，兴盛了百年之久的“万里茶路”开始荒废，晋商团体集体衰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攫取了茶叶贸易的主动权，这是导致晋商衰落的外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并且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东南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再次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得俄国商人取得了在天津、张家口等内地经商和享受比其他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的特权，打通了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汉口——天津——海参崴的水路，得到了中国产茶区直接采购、加工茶叶的特权。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在天津海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国商人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至此，俄国商人从中国运茶到俄国只需要缴纳一次关税就畅通无阻了。商场如战场，俄商在湘鄂地区建立货栈，水陆并用收购贩卖茶叶，再加上俄商免收茶叶半税的特权，成本费用大大降低。

面对俄国商人的强势挑战。晋商并没有气馁，商战之中靠的是战略战术的运用，靠的是实力智慧，靠的是硬碰硬的较量。有着东方智慧的晋商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喊出了“打到俄国去”的口号，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的经商策略。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等人通过绥远将军将晋商的意见转交给总理大臣恭亲王。

鉴于恰克图商业已衰败，清政府损失巨大，遂批准华商赴俄贸易的请求。很快，在统一调度下，数以万计的驼队在晋商的组织下朝着俄国进发，其势极为悲壮！在很短时间内，晋商在俄国的伊尔库茨克、赤塔、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比斯克、爱伦堡、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商号，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超出了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的想象。与俄商走水路运费低廉、速度快的优势相比，晋商仍然是走的传统陆路：从汉口用骡马经河南穿太行入晋中，然后北上太原出雁门分两路，一路经杀虎口前往归化、库伦，另一路经大同到河北再到张家口、恰克图，仍走传统的驼道。

就这样晋商用血肉之躯及牛、马、骆驼与俄国的钢轨火车、轮船展开了竞争，虽然晋商奋起抗争，一度也曾力挽狂澜，但清政府的腐败和科技水平的落后，根本无法改变中国商人所处大环境的劣势。

19世纪90年代，俄国开辟了欧洲港口敖德萨，从中国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经地中海由海路运茶到俄国本土，留给晋商的茶叶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晋商也曾试图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与俄商竞争，但在经受天价税金之后还要经受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晋商负担越来越重，于是开始铤而走险。

20世纪初，俄国修通了与中国相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中俄贸易的中心由恰克图转向东北地区，至此晋商的优势丧失殆尽。为了保持这条商道，以“大盛魁”为首的商号决定改变与俄国中小商人的合作方式，实行了“赊销”的冒险方法，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双方规定：待俄商人茶叶售罄再行结账，届时俄商返还货款。

但是这一冒险举动为晋商的衰落埋下伏笔。俄商最后抵赖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晋商最后落得个索债无望，钱货两空，之后又遭受了俄国侵略势力课以重税后，晋商商号纷纷倒闭，晋商的“万里茶路”走向衰亡，晋商团体也随之衰落。

与湘商的竞争，左宗棠的驱逐是晋商衰落的内因。

晋商之茶路，除去恰克图市场外，通过新疆卖往俄国也是一条重要茶路，故而无论是当时的对外贸易还是对内贸易都占有明显优势。

在对内贸易中，“湖茶”与晋商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湖茶”是湖南、陕甘官商由湖南采用而来，因其带有官方的特殊性，故而无论品种、价格、质量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却能和晋商短期内一较长短。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湖南商人从征功高，依权仗势之风大盛，一时间声名鹊起。然在经商方面而言，其凭借虽厚但始终不能大有作为，故山西商人表现最为出众，时称：“晋商富贾也，工会计，析利毫芒，营业资本卒至十数万，握圜府之轻重，官中协调不断，犹时时资以挹注。”可见当时的晋商是极擅经营的，可以垄断市场，还资助清政府解决兵饷问题，以至于其他商人“与晋商人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左宗棠收复新疆功劳巨大，但大力扶持家乡茶商垄断西北茶市的兴趣极大。他首先介绍“甘肃行销口外之茶，以湖南所产为大宗，湖北次之”，接着又“招徕南茶商贩，为异时充商张本。”其要义在于“将新疆并入湖南引地之内，以资补苴，然彼时亦仅行销南路，北路蒙，哈仍食晋茶。”左宗棠建立起一套以湖茶、湖商为中心，以票代引为核心的茶务政策制度，无非就是看中了茶叶专卖的巨大利益，而独揽茶利就必然要消除晋商的影响，他在新疆整顿期间，干脆将领理藩院引票，将运销新疆的晋茶定性为私茶。

湖茶出行新疆，既经复有引票，曰官茶，凡草地晋商未经复引之晋茶到疆，湖南官茶局辄之为私，查拿充公，于是真正晋商不敢行新疆。
茶

其后，陕甘总督谭钟麟、伊犁将军、甘肃巡抚先后根据左宗棠和清朝户部之意，不准晋茶入陕甘、新疆，至此晋商经营西北茶叶商贸长达一个半世纪，最终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对晋商经营的西北茶叶贸易从支持到限制，再到取缔，这种态度和政策直接导致晋商的政治地位和经商环境发生了巨变，正是这种态度让左宗棠看出了一些端倪，才对晋商大肆打压、驱逐，以致晋商无法在西北行商，最后导致衰落。

总得来说，晋商之衰落主要原因在于俄国的长期侵略和掠夺，外蒙古之独立，新疆阿古柏之乱，恰克图之衰亡皆因俄国而起，这些都是俄国针对晋商的商贸活动组织的阴谋活动，所以说晋商之衰落，俄国当负主要责任，也是晋商外贸失败的罪魁祸首。当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抑制晋商的政策是左宗棠制定的，但归根结底是清政府勾结外国势力，沦为西方侵略者的统治工具所致，它抵御外敌无能，保护民族经济无力，榨取人民血汗有方，官吏贪腐，观念落后，官商勾结。内外的打击，终于使晋商对俄国的贸易战中彻底失败，我们不能抱怨曾经作过无数次努力的晋商人，只能怪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国家的国力弱小。

结语

晋商“万里茶路”在当时有力的推动了当地商贸市场的繁荣，对于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贸文化关系、巩固国家的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俄国的一再针对，又加上国内湘商的恶性竞争，最终直接导致晋商在对俄国贸易中的失败，“万里茶路”的茶商们遭到毁灭性打击，就连经营“湖茶”的湘商也最终难逃厄运，这真是一个讽刺之极的结果，“弱国无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晋商之败败在国弱，而非输在战场。

参考资料：《晋商兴亡史》、《太原府志》、《左宗棠传》、《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