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自隋唐以来发生过比较多的变化,所以“进士”的难度也不一样,甚至这一称呼的“含金量”也不同。
唐朝的“进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今天认为“中举”、“中进士”这些成就比较高,实际上指的是明清时期。
唐朝的“进士”、“举人”、“秀才”等称呼很普遍
“秀才”其实就是汉代的“茂才”,直到唐朝科举设置“秀才科”才确定了名称,但后来不久,“秀才科”就被取消了,存在时间很短,参与“秀才科”考试的读书人就被称为“秀才”。
“举人”其实本来也是察举制下的一种称呼,和“秀才”同样的含义,由地方举荐的人才去中央参加考试,所以就被称为“举人”,唐代用得不多。
这些称呼在唐代也有,因为虽然有科举制度,但国家招揽人才的手段一直还有“征辟”,所以这一时期的“举人”什么的其实不太值钱。
“进士”的差异和明清时期有些大。
唐朝科举设置了“进士科”,这是最受重视的人才选拔考试。其他的诸如“明经”、“明算”等等都比较容易,唯独“进士”比较难,因为它考时务策。
所以,在唐代“进士及第”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比如白居易、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及第”,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在唐代,“进士及第”的人就意味着仕途不可限量,而其他科考试没有这样的殊荣。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进士及第”和“进士”的称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唐代,凡是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读书人都被称为“进士”,不管考没考中,而“进士及第”之后才有了在翰林等机构学习的机会,毕业之后才会去做官。
所以说唐代“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等等并不是很值钱的称呼,只不过是代表着读书人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而已。
而有唐一代真正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寒门子弟其实并不多,大部分还是豪门氏族比较多,这也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受教育程度有关。
所以,在唐代“中举”、“中进士”,也就那么回事儿,不如后世的荣耀。
明清之后的“进士”、“举人”地位就比较高了
明清之后,科举改革比较剧烈,所以一些称呼的含义也就不同了。“秀才”、“举人”、“进士”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代称。
很多人认为“秀才”很容易,就像今天的大学本科,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就是“秀才”这种读书人起点的身份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据统计,考中秀才之前的读书人被称为“童生”,清代的数量在200到300万之间,而能取得“秀才”身份的只有不到50万人,清代人口数量在1亿到4亿之间。
这个数据很明显了,“秀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举人”、“进士”呢。
但是考中“秀才”也有很好的待遇,比如“见官不跪”,当然是低级别的官,实际上也见不到什么大官;“受审不刑”;不服徭役,不交田税。
待遇还是挺好的,如果是秀才当中的第一等(一共三等),朝廷还按月给米给钱,逢年过节有慰问,支持其继续考试。
但是“秀才”还不具备当官的资格,只能做做“文书”、“诉讼”这样的活计,算是临时雇用的工种。
“秀才”都这样了,“举人”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说就更是登天一样。
清朝秀才不足50万人,而“举人”不到15万,这是300年来的总人数,平均一年不到1000人。
而“举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考中之后有了做官的资格。
寒门子弟从此变成官宦人家。虽然官职比较低,也就是“县长”一类的,但说不准就是家乡地区的父母官。当然,他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寒门子弟跳出了“士农工商”这四民的范畴,代表着官府,这在古代是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了,“士农工商”的排名是在官宦人士之下的排名,所以叫“民”。
所以很好理解了,一旦某一地的“秀才”中了举人,当地富商、邻里等等人都来巴结,有恩施恩,有仇的赶紧化解,因为说不准人家就成了自己的父母官了。
而当地的官员也同样要给予尊重,毕竟他们当年就是“举人”,这位新考中的寒门子弟以后最少也是个同僚。
这回知道,为什么范进中举之后就发疯了吧?
中了“举人”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万一又中了“进士”呢?那就意味着这是板上钉钉的中央大员。
考中“举人”的学子无论是谁,都必须参加进士考试,这是强制性的规定,当然路费、学费等等都由官府报销,即所谓的“公车”。
进士考试三年大概也就录取300人左右,除去一些特殊时期开设的恩科之外,竞争非常激烈。
当然,考进士也不是像电视剧、小说里面那样,参加一次殿试就完事了的,它有层层考试,初试、复试、一面、二面等等,程序很复杂。
殿试才分三甲,一甲三名就是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他们相当于被提前录取了,除了这三个人之外的其他考中“进士”的学子要去参加朝试。
但无论怎么说,如果寒门子弟能考中“进士”,那么学习几年政务,在外放历练一番,之后肯定是会被召回中央任职的。
这才是鲤鱼跃龙门!
如果说考中“举人”是从普通百姓变成官宦人家,那么考中了“进士”就有继续造出一门士族出来。
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入仕,背后最大的靠山是谁
科举制度产生之前,是等级森严的“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曹丕所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这一制度是典型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以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氏族门阀也不太把所谓的天子放在眼中,说反就反了,最后还是天子妥协,比如出了书生王羲之的家族“王家”,王敦造反,最后还得是皇帝将其请来总揽朝政。
所以,当时的矛盾主要就是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
皇权争不过门阀的时候,像汉代就开始重用宦官,一起对抗氏族,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群教育程度低、头脑简单的宦官乱政,最终由“十常侍之乱”引爆了三国时代。
而这时候,皇权发现了寒族这一盟友,于是改革了选拔人才的制度,将寒族引进庙堂之争,给世家门阀来了一个绝户计。
虽然在最初的成果并不明显,能考中科举的基本都是世家子弟,但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小了。寒族积少成多,逐渐在庙堂上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声势,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所感恩的对象是皇权,而不是氏族。
贵族与寒族之间,在最初是前者鄙视后者,后者妒恨前者;同朝为官之后,是旧贵族和新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是两个天生的对头。
皇权利用寒族还制衡贵族,又打破社会阶级的固化,让更多的人有进身的机会,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大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庙堂之上氏族林立,基本上总揽着王朝所有重要位置,但在科举之后,氏族门阀迅速衰落,朝堂之上的斗争也从皇权和氏族变成了党争。
科举实际上是维护了皇权的安全,也有利于下层社会更多的寒门子弟为国效力,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很大作用。
所以历来科举都是严厉管控的,这不仅仅是代表着朝廷对于广大寒门学子的公正态度,更是关联到皇权稳定的重要事项,谁敢把黑手伸进科举之中,那就是抄家灭族的惨祸。
如此看来,寒门子弟真正的靠山,实际上就是至高的皇权,有这样一棵大树,寒门子弟中举之后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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