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途上,有这样一群无名英雄,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奉献,甚至他们的名字都鲜为人知。卢志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土地革命时期,卢志英长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做军运、统战和情报工作,参与获取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铁桶计划”,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提供了重要情报。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组织抗日武装,潜伏搜集日军情报,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资等。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上海等地,他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从事情报工作。

卢志英参加革命工作23年,其中近20年都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他深入龙潭虎穴,楔入敌人的心脏,成为刀尖上的舞者。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生命的光辉华章。

北上南下寻求救国真理

卢志英从小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同情穷苦百姓,培养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他进入昌邑乙种桑蚕实业学校学习后,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潮。1924年,卢志英离开家乡,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卢志英深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党,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卢家世代耕读　深受家风影响

卢志英(1905-1948),谱名宗江,行名子江,又名卢涛、周志堃等,号育生,昌邑望仙埠村人(今属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太保庄街道)。卢家始终秉承“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家风严谨,世代一边耕种,一边读书。家族几代人中都有人出仕做官,颇有一些威望。

卢志英

卢志英的父亲当过郎中,做过私塾先生,勤俭治家,乐善好施。一次,卢志英吃红薯把红薯皮剥掉顺手扔到地上,碰巧被父亲看见,父亲严厉地要求卢志英捡起来并吃掉。卢志英不服气,嘴里低声嘟嘟囔囔。父亲用《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教育他,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多么富有,都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何况还有那么多穷人吃不饱饭呢。”这给卢志英儿时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昌邑卢氏族谱》封面。

卢志英的父亲善良忠厚,乐于助人。当郎中时对病人总是有求必应。遇上家境贫穷的病人,他不仅不收出诊费,还会赠送药材。父亲的这些行为对卢志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卢志英自幼跟随父亲读私塾,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学习成绩优异,不仅所学大都倒背如流,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伯父惨遭暗算　内心充满愤怒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把山东半岛作为向内地侵略的跳板,昌邑作为必经之路,成为最早遭到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地区之一。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更加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加之当时自然灾害连续不断,导致民不聊生。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债利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要饭坐监牢”,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1900年4月初,双重压迫下的昌邑人民为求得生存权利,昌南的大刀会会员1000多人自发组织了“反筑路”抗德斗争。同时,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陈干在日本,李长庚、肖兰池、于恩波等在济南加入同盟会,积极倡导民主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许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付出了沉重代价。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1919年在北平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昌邑人民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纷纷开展罢课、罢市斗争。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昌邑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冲击,有了新的觉醒。

1920年,卢志英进入昌邑乙种桑蚕实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潮,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先生上课时讲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其中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他深受感染,内心对如何改造旧世界开始思索。

一次偶然的变故,更让卢志英坚定了改造旧社会的思想。上学期间,他的三伯父在县城当警备队队长,因剿匪成效显著,深受百姓爱戴。土匪勾结土豪劣绅,将他三伯父暗算。随后,无良缙绅又勾结县长侵吞了他三伯父的抚恤金。这让一向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卢志英对旧社会、旧制度更加憎恨,坚定了改造旧社会的思想。

接受进步思想　投入党的怀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卢志英开始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俄国革命纪实》《列宁传》等进步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思想豁然开朗,逐步接受了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决心走出家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4年,卢志英离开家乡,远赴东北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在讲习所,他广泛阅读革命书籍,学习军事理论。是年秋,被分配到东北陆军第3混成旅工兵营第1连当司务长。当时,各地军阀混战,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卢志英目睹军阀战争的暴虐,民众生活的惨痛,更加痛恨军阀的腐败。此时,在南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5年,广州革命形势高涨,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让他心中燃起希望。于是,卢志英毅然脱离奉系军队,只身南下寻找出路。他先后到达河南郑州、洛阳,结识了王乐平、续范亭等人。

王乐平,诸城人,早期同盟会员。1922年,代表山东革命团体,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在山东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曾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入选中央执委。后组织并主持国民党“改组派”,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0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续范亭,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诗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即献身于民主革命事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一直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5年,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了《哭陵》一诗,并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0年1月15日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任行署主任,并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期间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到延安医治。1941年3月离开兴县赴延安。1947年病逝后,中共中央根据他临终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王、续二人的影响下,卢志英深入钻研革命理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经他们介绍,卢志英进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后来,洛阳陆军训练处开赴河北,改编为国民军第3军第6混成旅,续范亭任旅长,卢志英为该旅2团1营营副。这期间又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刘仲华和姚继民。

1925年,卢志英主动要求跟随刘仲华、姚继民到新疆的军队中搞策反,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组织。3月,经历了考验的卢志英由刘仲华、姚继民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的事业奉献了一生。他曾经说过:“世界上唯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唯有作了自己弟兄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卢志英始终坚信:只有在革命成功,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才能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

甘居清贫筹得大量经费

卢志英在蒲城发动士兵起义被捕,正在寻找党组织的张育民将他救了出来。他们在北平再次相逢,共同的信仰和经历让他们走在了一起。由于活动经费紧张,他俩忍饥挨饿,为了党的事业省吃俭用,筹集到大量活动经费和物资全部上交。卢志英在革命生涯中一贯保持了俭朴的作风,恶劣的生活环境锻炼了他的意志。

卢志英（左）与妻子张育民合影。

发动起义被捕　结识革命伴侣

1926年,卢志英调任国民军第3军第6混成旅。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卢志英率领一营骑兵起义失败,战斗中他左腿负伤,却临危不惧,拖着伤腿冲锋陷阵,带着部队突出重围。

随后,他根据党的指示转至冯玉祥部工作。1927年,他被选入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任教的国民军高级军官教导团学习,在那里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

1928年春,卢志英化名卢涛,到陕西关中一带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军运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陕西省蒲城县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恶劣环境,他毅然在蒲城发动士兵起义,不幸被当地驻军逮捕。

当时,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张育民,在蒲城以教书为掩护寻找党的组织。听说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关押在当地驻军师部里,她决心将这几个人救出来,以求找到党组织。正巧师长的女儿在张育民教学的学校里上学,她与师长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就利用给国民党师长女儿补课的机会,将5双长筒丝袜托人送进了监狱,交到卢志英等人手里。里面夹了一张纸条,说袜子是泾阳县官道村的张文治(张育民之兄)送的。她瞅准机会,用劳作课使用的橡皮泥偷印了牢房钥匙模,配了牢房和镣铐的钥匙。就这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张育民利用偷配的钥匙打开了监狱的牢门,卢志英3人利用丝袜翻过城墙逃出了监狱。张育民也逃出了蒲城。

出狱后,卢志英根据党组织安排,到北平与项与年一起领导学运工作。他得知陕西遭了灾荒后,根据狱中得到的地址,写信邀请张育民到北平学习。张育民接受了邀请,到北平后,先后在第一平民医院护士助产学校、北平产科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助产看护专修科学习,同时与卢志英一起从事秘密工作。在这期间,项与年给张育民讲述了卢志英英勇战斗的事迹,张育民对卢志英增加了钦佩之情。1928年8月,共同的信仰和患难与共的经历,让这对经过血与火考验的革命伴侣走到了一起。结婚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赠送给了他们一对绣着“伍、邓”二字的粉红色鸳鸯枕头。

自己食不果腹　筹集银元给党

在北平期间,卢志英深入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他经常利用与学生外出踏青的机会在进步青年中做思想工作。为了工作,卢志英经常晚上住在学生宿舍,白天混在学校教室里旁听,陆续学会了英法德日四国语言。

由于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卢志英夫妇生活极其俭朴,家里几乎没添置什么东西,只有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书籍。他们一天3个铜板,中午一人一个,晚上共用一个铜板,买烤红薯分着吃,后来他们靠典当衣服生活。

一天夜晚,天下着鹅毛大雪,卢志英穿着单薄的夹袍,顶着寒风从外面回到家里,怀里抱着两个纸包。他对张育民说,今天丰收了。张育民打开纸包一看,一包是一些旧衣服,一包是热乎乎的烤红薯。他让张育民把旧衣服洗洗缝补一下,除了自己用外还要帮助穷朋友。张育民见卢志英的手和脸冻得发紫,赶紧让他进被窝。卢志英坐在被窝里取着暖,将红薯分给张育民。他一边啃着红薯一边说:“生活多有意思啊!若干年后,我们年龄大了,革命也胜利了,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儿女谈起,他们的父母,当年为了革命,钻在一个小公寓里,雪夜盖被啃红薯,那……他们那个时候,也许还要啃红薯,但绝对无法体会红薯竟会这样香甜!”

虽然他们生活困苦,但却为党组织筹集了大量经费。张育民一边在专科学校学习,一边在德国培慈医院做护士,利用工作的便利为组织保管进步书籍、油印机和印刷传单。有一次,张育民将警察局长没收来私藏在医院的海洛因偷出来,换了许多大洋,交给中共北平市委做经费。他们还利用各种方式为党筹集到一万多元经费。

当掉棉被买肉　犒劳出狱同志

卢志英与张育民在北平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还时时处处为其他同志着想,有时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张育民利用自己在医院工作的机会,掩护过不少地下党员。一次,一个法学院的年轻党员急匆匆跑到了张育民所在的医院,见到张育民后说:“卢大嫂救救我,有敌人在抓我!”情况万分危急。张育民急中生智,将这名同志带到了医院产妇的病床上躺好,用被子蒙了起来。警察赶到医院搜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只好走了。

转眼冬去春来,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卢志英经常身背褡裢,组织学生到北平近郊的农村去开会或发动群众。

一天,卢志英正在准备去乡下穿的衣服,从门外进来了一个人,衣衫褴褛,面容清瘦,头发胡子老长。卢志英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起工作的战友张甫生。他惊喜地说:“甫生,是你呀,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今天出来的。”张甫生答道。

张甫生和卢志英是一起工作的同志,1928年初,两人到天津参加过中共顺直省委举办的白区党的工作干部训练班,听了党的六大报告传达,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个月前,张甫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甫生表现非常坚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守口如瓶。敌人没什么证据,就把他放了。

“你身体一直比较弱,我们都很担心你,你怎么样?”卢志英关切地问。张甫生坐在椅子上,揉着膝盖和双腿说:“别的倒没什么,就是双腿遭了罪。”卢志英看了看张甫生的伤势,把家里环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家里唯一的棉被上,对张育民说:“现在天暖和了,用不着棉被了,你去把它当了,买些肉给甫生补一补。”

张甫生也没有推脱,因为这对于生死与共的他们来说已是常事。张育民抱着被子到当铺去当了两角五分钱,买了点猪肉和面条,回家煮了一锅肉丝面。卢志英幽默地对张甫生说:“来,甫生,痛痛快快享受一下,我也已经好几个月不知肉味了,跟你沾沾光。”

卢志英和张育民生活清苦,却一直非常乐观,一直帮助那些更困难的同志。他说:“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守着不移之志,方可成大业。只要想到革命成功了,千千万万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感到无限的高兴,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

革命为先夫妻痛失两子

卢志英和妻子在革命生涯中一心向党,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经常置身于危险而不顾,甚至为革命舍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红军过乌江时,卢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经过贵州西南部的苗族、布依族地区时,遭到了苗族人的阻挠。卢志英和妻子前往苗寨,找到头人,化解了误会,红军先头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卢志英夫妇与儿子卢大容拍摄的全家照。

被关狱中半年　忍痛舍弃长子

党的六大后,中央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组成了特务委员会,由周恩来实际负责。卢志英因为机敏干练、智勇双全,很受周恩来器重。1930年,卢志英被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卢志英能说会道,善于辞令,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及上海滩的三教九流之间,收集了大量情报送到党中央。1931年,卢志英又被派到西安,经南汉宸介绍,先到杨虎城部政治部,后以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长的身份为掩护,在杨虎城部开展军运统战工作,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

卢志英调上海工作后,张育民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这期间,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卢志英在杨虎城部工作时,张育民回老家探亲,在西安木头市两人短暂相聚了几天。不久,卢志英就调到上海、南京工作,基本上就是靠书信来往,见面屈指可数。

张育民在北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负责左联刊物的组稿、发行。1933年6月,因叛徒出卖,张育民在北平被捕,此时,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张育民被捕后,将儿子寄养在公寓茶房。张育民在狱中忍受严酷刑罚,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她被关了6个月后,由于没有证据,被宣判无罪,取保释放。

从监狱出来后,张育民没敢回公寓,一来是欠公寓房钱,二来是孩子寄养在茶房,没钱给寄养费,于是她毅然舍掉了孩子,根据党的指示奔赴南京。在南京,她没有见到卢志英,心里感到隐隐不安。原来,在张育民来南京之前,卢志英已被捕。1934年1月,张育民被组织安排到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卢志英凭着坚定的信仰和毅力,挺过了狱中的非人生活。1934年夏天,卢志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也来到上海,夫妻大难过后得以重逢。卢志英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折磨,敌人除了毒打,还用气管把气打进他的肛门,他的下半身长期肿胀难消,双腿更是肿得惨不忍睹,血痂和袜子长在一起,走路都很困难。

夫妻相见,悲喜交加。张育民看着面庞消瘦、脸皮浮肿,风一吹就要倒似的卢志英,眼里充满了泪水。卢志英环顾房间,似乎是想看看他们的儿子,可什么也没看到。他知道妻子在北京坐过牢,心里大概明白了一切；张育民怕卢志英刚出狱,告诉他孩子丢了,又要雪上加霜。因此,他们谁也没提孩子的事,各自默默忍受着痛苦。

掩护战友脱险　抛下襁褓小儿

1935年,卢志英作为党派到贵州的特派员,担负着支援红军的任务。7月间,张育民生下了双胞胎儿子,写信告诉了卢志英。卢志英让她赶到贵州。张育民看着襁褓中的两个儿子,不舍得将他们留下来,但都带走又不现实。于是,她把大儿子容儿留下让奶妈带着,自己带着小儿子去了贵州。

一天,卢志英带领四个便衣侦察员,携带四支步枪到毕节去,交给地方党组织发展武装,支援红军。在一条山路上,刚巧遇到前来看望他的张育民。见到张育民母子,卢志英非常高兴,一把抱过儿子,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正当他们沉浸在重逢的喜悦里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山坳一支国民党部队,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正在向他们靠近。他们一行人带着枪支,又是便衣打扮,不敢与敌人接触,赶紧向树林里躲。上下颠簸奔跑,孩子受不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张育民赶忙给孩子喂奶,安抚孩子。正巧,公路下有一座小桥,他们急忙躲在桥底下。敌人骑兵从桥上奔跑而过,孩子被马蹄声吓到了,吐出奶头又要哭,张育民急忙把孩子的嘴紧紧压在乳头上,把孩子的小脸憋得通红。

马队刚过,憋了很久的孩子又哭了起来,此时远处国民党的大批部队正向这边靠近。卢志英一下子脸都吓白了,这样怎么行呢,一旦暴露,这几个人的性命就丢了。情急之下,他一把夺过孩子,快速隐进树丛,跑到对面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酸枣树。他脱下衣服包在孩子身上,将孩子放在树根下,转身就走。孩子哇哇大哭,他不忍心,迟疑着回过头,又感觉这样似乎不妥,又把孩子挂到酸枣树的枝丫上,返回了桥洞。

这时夜色已经降临,几个敌兵到了桥头上,眼看几个人就要暴露了,几个侦察员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时,孩子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敌兵打着手电向哭声方向跑去。他们乘机撤退。

脱险后,张育民趴在卢志英身上大声恸哭。卢志英劝慰妻子说:“在这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你我一家。这一笔账,也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到那一天,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虽然卢志英在劝慰妻子,但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忍着什么样的悲痛,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感化苗族头人　红军顺利借道

卢志英战斗在一线从不惧怕牺牲,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

红军过乌江时,卢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主要是执行掩护任务。当红军经过贵州西南部的苗族、布依族地区时,因为民族隔阂,遭到了苗族人的阻挠。

一天,卢志英带领搜索队到达苗寨附近时,发现通往寨子的道路都被挖断了。他们穿过竹林,从小路向寨子接近。突然,几支冷箭射过来,两名战士中箭倒地,其他战士端起枪就要还击,卢志英赶忙制止。他知道这些苗族人深受国民党的压迫,因此对汉人、对军队非常仇视。

卢志英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和张育民换上医生的白大褂,绑着双手进入苗寨与头人谈判。寨子里的人见他们没什么危险性,就问他俩是干什么的?卢志英回答说:“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大多数跟你们一样,也是受苦人。我们来一不是抢地盘,二不是收税,只是借道向西去。”

卢志英耐心地向苗人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化解了苗人的敌意。他们夫妻二人被请进了寨子,同苗族头人拉家常,了解情况。张育民看到苗族头人倚在竹楼上,非常痛苦,经询问得知,头人颈背处长了一个恶疮,痛苦不堪。张育民说:“我是医生,请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治好。”头人一听非常高兴。赶忙烧水备刀,张育民立马给头人做手术,切除了脓包和腐肉,然后撒上消炎粉。

苗族头人赠送给卢志英夫妇的毛毯。

手术的成功,不仅消除了头人的痛苦,还打动了头人,他看明白了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头人下令各寨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第二天,红军先头部队顺利通过苗寨。头人为了感谢卢志英夫妇,把一条大红毛毯送给他俩作为纪念。这条毛毯现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送出情报红军开始长征

卢志英到南京后,把党的力量楔入敌人的心脏,向党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他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肩负特殊的使命,机智勇敢,多谋善断,坚定沉着。在江西德安,他参与获取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成为中央红军提前长征的重要情报依据。

张育民诊所的牌子。

王昆仑(左）和战友曹孟君。

莫雄

南京临危受命　打入敌人心脏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南京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1932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被捕牺牲。中央特科驻南京特派员王世英遭到通缉。11月,党中央决定调卢志英到南京接替王世英的工作。

卢志英临危受命,来到南京后,发挥了卓越的情报工作才能,坚持以隐蔽斗争为主,整顿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力量楔入敌人的心脏。卢志英接收了打入国民党复兴社的郭春涛、李捷年、贾绍谊等,以及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铁道部、立法院等部门的王昆仑、王维甫、崔震山、左恭等。他先后发展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王昆仑,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科员胡济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王昆仑在上海拜见孙中山,受孙中山启发和鼓励,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开始从事民主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开始倾向于共产党。卢志英通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左恭,了解到王昆仑的思想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卢志英开始做王昆仑的工作。

卢志英与王昆仑都是知识分子型的革命者,政见相同,见面后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王昆仑被卢志英的见解所折服,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由于王昆仑身份特殊,经过再三申请和长时间考察,1933年,王昆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40多年以后,王昆仑回忆起往事,对卢志英的儿子卢大容说:“你父亲是我的领路人,他当年对我讲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情报网络给力　办理苏联护照

王昆仑入党后,一直与冯玉祥、宋哲元、刘湘、李宗仁、李济深、蔡廷锴等一大批国民党高层将领交往,向党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他以激进的国民党抗日派形象为掩护,创办了南京读书会,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王昆仑的言行,引起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注意。为了王昆仑的安全,卢志英和王世英专门找王昆仑谈了一次话,要求王昆仑在上海建个公馆,便于在上海接头传递情报。并且要求王昆仑在沪宁两地广交女友,以符合自己的身份,用来掩护并利用一些关系开展工作。王世英和卢志英为他介绍了胡愈之夫人沈兹九、章乃器夫人胡子婴以及胡济邦等人。王昆仑与妇女领袖人物广泛交往,并利用两个妹妹加强了与不少进步女青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秋的一天,卢志英来到上海与王昆仑见面,交代给王昆仑一个重要任务,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办理去苏联的护照。王昆仑接到任务,立马想到了胡济邦。胡济邦与王昆仑兄妹十分熟悉。当初,胡济邦想进外交部工作,是王昆仑通过关系,安排她在外交部护照司。由于组织原则和保密要求,他们之间互相不知道真实身份。办护照冒很大风险,当胡济邦听王昆仑要办去苏联的护照时,心照不宣。护照办好后,两人假扮情人关系,瞒过军统特务沈醉的监视,将护照安全送到上海党组织手中。据胡济邦回忆,她前后帮王昆仑办理过16本护照。

不久,王昆仑获悉,蒋介石将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感觉事关重大,马上约见卢志英,得知卢志英去了上海。他们在上海见面,卢志英告诉他自己要到苏区去,要王昆仑继续留在南京发挥特殊作用。王昆仑服从组织安排,与王世英接头,王世英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搞一份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胡济邦利用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任家庭教师的身份,寻机偷拍了俞大维庐山开会带回的文件,与王昆仑假扮情人,将胶卷交到了王世英手中。

积极争取莫雄　获取铁桶计划

1934年3月,国民党元老莫雄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正式组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莫雄与中共特科人员刘哑佛是故友,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在周恩来安排争取下,莫雄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并提出加入共产党。因为莫雄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便一直和中共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1933年底,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特许他自组人马。莫雄拿着两份委任状和组织表立即去上海找到好友严希纯、刘哑佛等商量,请共产党派人来同他一起工作。这样,在莫雄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参谋长到下级军官,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卢志英就在这个时候与刘哑佛以及项与年等一起“潜伏”进了莫雄的司令部。张育民在江西南昌开设“张育民诊所”作为秘密联络站。卢志英的公开身份是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很快他就以人格魅力赢得了莫雄的信任,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根据党的指示,为了让莫雄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尽快做出“剿共成绩”,卢志英导演了一出“双簧戏”,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不到6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的局面。蒋介石对莫雄产生了好感,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卢志英因为指挥有方,经常出席南昌剿共行营的高级军事会议,破格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设立的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学习,探取了大量情报。

当时,特务头子康泽、赣北“剿总”副总司令陈诚都住在临川,他们发现莫雄对卢志英言听计从,起了疑心。卢志英察觉后,等待时机,打消康泽、陈诚对他的怀疑。正巧,赣北山里有股悍匪抢夺国民党军物资。康泽和陈诚几次派兵剿除都没成功,遭到蒋介石责骂。卢志英精心策划了一场“鸿门宴”,将土匪全部人马击毙。此举不仅彻底打消了他们的怀疑,还成了他们的座上宾。卢志英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

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绝密高级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加速“剿灭”苏区的军事部署。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由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拟订的,并早已付诸实施的“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本来以莫雄的职务是参加不了这个规格的会议,由于莫雄“剿共”有功,加之又在莫雄地盘上,因此受到蒋介石特殊礼遇,破格让其参加庐山国民党高层剿共绝密会议。如果此项计划得到完全实施,中央红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会后,莫雄冒着危险,将这份计划交予卢志英等人。卢志英带领项与年、刘哑佛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写在《学生字典》上送出,最后由项与年经过重重关卡送到瑞金。中央领导人以这份情报作为重要依据,提前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感叹道:我们这些人能够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军事才能深受陈毅赞赏

卢志英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位传奇英雄不但具有丰富的敌后工作经验,还具有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卢志英用过人的能力征服了胡肇汉和杨忠,将胡、杨两支队伍改编成“江抗”的第一、二独立支队,为抗战队伍注入了新的力量。他在联抗培训期间,带领学员参加了两次实地战斗,其指挥才能受到了陈毅的表扬。

联抗部队佩戴的臂章。

黄逸峰

收编地方武装　参与组建江抗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整个江南成为战场。地方上很多零散部队各自为政,形不成打击敌人的合力。

是年底,卢志英奉组织之命,到江南水乡去发动群众,接纳抗日志士,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同时,联络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实力派,在中共的正确方针下抗击日军。

卢志英在青浦地区,以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有一个叫胡肇汉的土匪,纠集了七八十人,打着抗日旗号,在阳澄湖一带为非作歹。卢志英设法打入了这支队伍。胡肇汉一开始瞧不起卢志英,让他跟士兵住在一起。后来卢志英给他出谋划策,讲授军事知识,打了几次胜仗,胡肇汉才对他另眼相看,任命他为作战参谋。

1939年初的一天,胡肇汉的队伍在常熟附近活动,不慎走漏了风声,被近千名日军包围。胡肇汉惊慌失措,而此时,卢志英沉着应战,一方面派人出去打探消息,一方面组织部队撤退到芦苇荡里。由于熟悉地形,他指挥部队和敌人迂回,整整三天三夜,不仅安然无恙地转移了,还消灭了不少日军。

这一仗,卢志英打出了名气,很多人前来投奔,几个小游击队也来投靠,很快扩编为一支500多人的游击队。卢志英威望大大提高,并取得了领导权。他在部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组织上又派了政治工作人员,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

3月,卢志英到太湖边上的杨忠部队。杨忠对卢志英非常钦佩,请他担任部队参谋长。卢志英对队伍进行整顿,安插了不少自己人进入队伍。

春夏之交,叶飞率部分新四军东进,和地方游击队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六七月间,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卢志英将胡、杨两支队伍改编成“江抗”的第一、二独立支队,并将各级干部送到安徽新四军军部集训,为抗战队伍注入了新的力量。到8月份,江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一万多人。

筹建联抗部队　担任副司令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苏北地区军事上占据优势。当时,苏北有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他们之间矛盾尖锐。新四军要想在苏北站稳脚跟,就必须根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争取国民党的中间势力。

党组织决定由黄逸峰组织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抗日部队。黄逸峰1930年受“左”倾路线排斥,流亡国外,领导华侨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逸峰回国,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他到苏北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陈毅领导下,凭借委员头衔,取得了李明扬和陈泰运的信任。

李明扬和陈泰运两人与韩德勤有矛盾,而韩德勤是苏北最大的顽固势力。苏北新四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联合李、陈,孤立韩德勤。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消灭了韩德勤的主力,李、陈保持中立。陈毅根据之前李、陈提出由黄逸峰出面建立联合抗日部队的建议,指示黄逸峰组建联抗部队,用李、陈两家的番号,司令部设在曲塘。

因卢志英指挥才能出色,又善于在各种人物中周旋,擅长统战工作,党组织点名卢志英参与筹建队伍。此时,卢志英正在苏北筹建联合抗日游击队。1940年10月,卢志英受命,化名周至堃来到苏北曲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由李、陈两部派出部队组成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于10日在泰县曲塘镇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卢志英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联抗下设2个团,共2000余人。联抗以外围军的形式,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担负起抗日救国和统战工作的任务。

带领干训学员　参加两次战斗

联抗部队建立后,为了加强建设,在部队进行了政治、军事训练工作。

1940年11月,联抗成立了干部训练班,先后4个月。因卢志英参加过军官学校,懂军事指挥,因此,由他主讲军事课。他以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具体生动的战例,通俗易懂的语言赢得了战士的尊敬和喜爱。

曾任联抗副司令的李俊民后来回忆说:“卢志英同志会打仗,我和黄逸峰不会,所以指挥打仗都是卢志英同志。”训练班的学生在卢志英的指挥下,参加了两次实地战斗:一次是1941年2月的马沟攻击战,另一次是曲塘阻击战。

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一度叛变投敌,在泰州城头升起日本旗。联抗部队参加了对李长江的讨伐。在攻击驻马沟镇伪军王效礼时,卢志英制定了周密的进攻部署,带领联抗干部训练班学员一起上阵。快接近马沟镇时,卢志英让学员不要开枪,展开政治攻势,高喊“不当亡国奴”“优待俘虏”的口号,令敌人大乱,王效礼率部逃窜至姜堰。进攻不到两小时,顺利地解放了马沟镇,缴获辎重一批。此次战役歼灭了李长江3个团,另有一个团和一个营起义,李长江龟缩在泰州不敢出城。学员们第一次上战场,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另一次战斗是因为新四军一师解放了姜堰、泰州,联抗解放了马沟,日军恼羞成怒,集结日伪军增援。联抗奉命在曲塘阻击。卢志英指挥干训班埋伏在曲塘镇东北角一堆荒坟冢间。上午10时,日伪军进入伏击圈,联抗4大队给敌人很大杀伤,由2大队掩护撤退,干训班掩护2大队撤退。敌人的骑兵突然向干训班学员包围过来,学员们迅速改变撤退路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没有一个人伤亡,顺利完成阻击任务,部队安然撤出了曲塘镇。

1941年5月,联抗部队开赴东台、横河休整。经过两个月的整编、补充,部队进一步得到巩固。7月,部队奉命北上,时值日军出动7000人配合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地区扫荡。黄逸峰、卢志英果断指挥联抗部队参加反扫荡斗争,与新四军军部和3师师部会合,并随同行动。

7月下旬,敌人在顾家集向新四军军部分进合击。为保证新四军军部、3师师部和联抗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卢志英受命率领联抗4大队在顾家集东设防,阻击来犯之敌,保证了新四军军部、3师师部和联抗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在随后持续20多天的时间里,战斗、转移、阻击,历经艰险,卢志英果断坚决、沉着指挥,把联抗4大队带到了新四军新的驻地休整。

9月,刘少奇、陈毅在联抗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了联抗的成绩。陈毅对卢志英的军事才能大加赞赏,曾对他说:“周副司令,我一直以为你是情报专家,原来打仗也打得很好啊。”赞扬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潜伏上海结交各色人物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卢志英为了方便获取情报,在禁区内开了家面包厂。他结识了日本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并利用保岛的关系,一次次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物资。他还利用各种渠道与上海的帮会结交,利用他们保释一些被捕的同志。卢志英在龙潭虎穴中,成为刀尖上的舞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卢志英生前穿的上衣。

卢志英生前用的怀表。

结交日军高官　获取清乡消息

卢志英去苏北之前,一直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在禁区内开设了“沪丰面包厂”,进入敌人心脏地区获取情报。

卢志英在旧友霍承仙的引荐下,与日本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相识,并获得了他的赏识,成了他的座上宾。

沪丰面包厂设在提篮桥监狱大门对面,卢志英在厂里安插了四名地下党员。他们利用工作的机会,密切注意日军动向,为中共营救同志和物资供应提供情报。后来,卢志英又在大世界附近开设大中华咖啡馆为掩护,秘密开展情报工作。

卢志英于1942年返沪,重新领导敌占区的情报工作。他不时去保岛家里做客。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二战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保岛情绪沮丧。卢志英规劝保岛要为自己留后路,不要再同中国人作对。保岛见卢志英坦诚相见,更加信任卢志英。卢志英从保岛那里获得了日军对苏中地区“清乡”的消息,及时传递给了粟裕。

卢志英利用各种渠道,结识了上海滩的盛老三。盛老三的父亲曾教日本裕仁天皇学汉语,因此在日本特务机关混事。卢志英知道盛老三吸大烟,搞了一批云南烟土低价转给他。因此,卢志英打入了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设法在里面安排自己人,及时传递敌人的捕人计划,使同志免遭迫害。他结交了一批包括青红帮头子的社会头面人物,利用他们保释过一些被捕的同志。他通过山东同乡会,结识了日伪维新政府警察局长卢英和汪伪警察局长苏成德,打听他们搜捕共产党人的情报。

化身富商老板　运送军需物资

抗战期间,卢志英以富商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道和日伪军警、特务机关拉关系,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利用他们掩护自己,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

为了工作需要,他为面包厂购置了一辆小汽车,弄堂里的邻居们都以为卢厂长发了大财。

1942年的一天,卢志英穿上西装,并让妻子张育民穿上旗袍,打扮得越时髦越好。张育民按照要求,打扮成了一个阔太太。他们一起开着汽车出门。张育民问卢志英执行什么任务,卢志英只告诉张育民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保持冷静,装得像个厂长夫人就行。张育民坐在座位上,感觉下面硬梆梆的,汽车一颠簸咯得屁股生疼,但她也不问,因为她知道,这是纪律。

到了日军关卡,卢志英拿着保岛签发的通行证,凭借着流利的日语和夫妻二人华丽的衣着,顺利通过了敌人岗哨。一路颠簸,汽车开到城外一片芦苇荡,卢志英停下车,按了三下喇叭。等候在芦苇丛里的游击队员走出来。张育民下了车,几个人从她座位底下搬出东西,她这才看清都是枪支。

就这样,卢志英利用保岛的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物资。后来,粟裕三次过长江,他两次提供日军情报,并运送大量重要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代表新四军接管日本在上海的军政机关,保岛才知道了卢志英的真实身份,不得不佩服卢志英的才华和能力,答应将吴淞海军司令部的全部武器和军用物资移交给新四军。

卢志英以富商老板身份作掩护,在上流社会很吃得开。在外人眼里他是潇洒阔绰的大老板,在家里,卢志英生活极其节俭,内衣裤都是张育民用洗过的面口袋缝制的,午饭经常是面疙瘩、玉米糊,吃几粒花生米就是享受了。他把钱攒起来,为组织购买武器和医疗用品。

打入中统内部　获取大量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志英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华中局北移山东与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在苏皖地区成立了华中分局,卢志英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华中分局情报部,归扬帆部长领导。

卢志英无意中得知,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是康泽的副官郑少石,当年卢志英帮康泽铲除悍匪,成为康泽座上宾。卢志英联系上他,请他帮自己和其他弟兄在国民党内谋职,于是沪东的情报机关、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秘书都有了共产党员。

卢志英与上海中统特务季源溥、孙云峰“交朋友”“拉关系”,被委任为中统上海沪东分区副主任,打入中统上海市首脑机关——亚尔培路二号。他还搭上了美国在上海的情报人员,互相交换情报。由此,关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兵力调动等大量情报,被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

1946年3月,卢志英去解放区华中分局情报部汇报工作,扬帆与他进行了长谈。卢志英认真阅读学习了党的文件,逗留了一个月返回上海。

到1946年底,卢志英在宁沪杭发展党员和工作关系70人左右,建立了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一些党员打进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嫡系部队和南京、上海等地的警察局里。国民党军队的番号、驻地、人数、兵力调遣以及军师长姓名等军事部署重要情报,甚至国民党军上层之间的矛盾倾轧等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向华中分局联络部。卢志英设法在通往苏北、山东解放区的沿海各县建立了好几个交通联络站。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电讯器材以及干部人员通过联络站输送到了苏北和山东解放区。

卢志英领导宁沪杭地下组织工作,红色电波通过我、友、敌三个渠道发送到目的地,保证了中共的主动权。

从容就义忠骨埋于南京

因叛徒出卖,卢志英还没来得及离开上海又被抓获,这是他第三次坐牢。他与妻儿被关在一间牢房中,在这里,一家三口享受了难得的团聚时光。“长留肝胆照青史”,是卢志英在狱中写下的诗句,也是他的心迹和谍战生涯的写照。卢志英牺牲时年仅43岁,他始终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

卢志英（左）与儿子卢大容的合影。

卢志英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叛徒出卖被抓　笑对酷刑利诱

1947年,国民党特务占领了中共驻沪办事处,斗争形势恶化,周恩来考虑到卢志英的安危,安排他离开上海。卢志英系统内的骨干张莲舫,因为酗酒、嫖娼,生活腐化堕落,入不敷出,为了金钱,出卖了党组织,致使卢志英及其系统几乎全军覆没。

张莲舫得知卢志英要去开会,将情报密告中统特务。3月2日,当卢志英到同志家开会时,发现没人,感觉不对,立即退出。不久,他发现有两个特务盯梢,便急中生智,飞身跳上一辆刚刚启动的电车,才站稳身子,又发觉跟随他的两个家伙也上了这辆电车。车到站了,仍没甩掉“尾巴”,他镇静自若地下了车,想混入人流之中。不料两个特务仍然紧紧地跟着他。走到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时,两个特务硬将他挤进一家包租汽车公司的大门内,将他抓获。

晚上,卢志英没有回家,引起了张育民的警惕。她把卢志英放在家里的信件和报刊投进壁炉烧掉了。第二天,敌人到家里抄家,把张育民和他们的儿子卢大容、张育民的侄孙张军战一起逮捕了,押到亚尔培路二号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分部。被捕的同志,连同伟达食品公司、大东食品公司和瑞聚成食品店内的员工约有40余人。

这一次,是卢志英第三次坐牢,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国民党中统局对抓到卢志英非常重视,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破获上海地下党组织。被捕第二天,国民党中统局驻上海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庆斋亲自上阵,对卢志英进行诱降,称只要卢志英说出掌握的党组织情况,马上就可以当上海的警察局长。卢志英一笑置之,只承认自己与他们在生意上合作,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们把掌握的卢志英的行踪一一罗列出来,威逼卢志英,说如果卢志英不愿当官,还有重金奖赏。卢志英当场痛斥敌人,揭露他们的种种罪行。敌人恼羞成怒,用酷刑折磨他,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电刑轮番上,卢志英腿骨被打折,小便便血,数次昏死过去。最终敌人一无所获。

狱中家人团聚　鼓励难友斗争

国民党根据陈庆斋的报告,将卢志英转到苏州监狱,派老牌特务黄杰专门审理卢志英案件。黄杰把张育民和卢大容带到苏州监狱与卢志英见面,让张育民劝卢志英。卢志英面对敌人的“亲情牌”,坚定从容。他问张育民还记不记得蒲城监狱的事,说:“蒲城之事,是个开端,今天之事,也许就是个结尾。开端很好,应该打满分,结局也不能让它太坏。”他常激励妻子:“不忍耐没有成功,不流血怎能解脱奴隶命运?”他鼓励张育民要经受住考验,好好教育孩子。敌人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他们一家被关在一起,卢志英能够经常见到儿子。他在狱中教儿子和张军战学习英文和数学等,在监狱里弥补了以前忙于革命而缺失的天伦之乐。卢大容后来在《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一书中记录了那段日子。

1947年秋,卢志英被转到南京司令部的秘密监狱,他在监狱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戴着脚镣。冬天没有盖的,夏天没有换的,直到后来张育民被释放回家,才给他送来了棉被和衣服。受到如此的折磨,他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做做操,读读史书,鼓励狱友坚定信心。他擅长写诗,利用一些小纸片,写下了不少革命诗篇,鼓励狱中的难友。

他还一直关心狱友的生活,他的床铺与隔壁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碗口大的洞,洞那边是共产党员孙稚如。他经常鼓励她,并利用这个小洞传递书刊、诗稿。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形势的预测和狱中斗争。在狱中,他得知著名记者浦熙修(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其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经常咳嗽,就送给她一瓶鱼肝油。有的狱友没菜吃,他想方设法买块豆腐给他们增加营养。他经常写一些小传单和诗歌,通过孙稚如传递给大家,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他教孙稚如唱《国际歌》《青年近卫军》等歌曲,他乐观热情,激励着狱友们在黑暗中坚持斗争。

穿戴整齐赴死　长眠雨花台下

1948年12月27日晚上,特务把卢志英从狱中喊出去,说是找他“谈话”。孙稚如赶忙从洞口问他什么事,预感到情况不好的卢志英轻轻地对孙稚如说:“今晚突然下脚镣,看来枪决的可能性很大。好在胜利在望,死也甘心。你们要坚持下去……”卢志英从洞口把一条围巾和收藏的铅笔头递给孙稚如做个纪念。孙稚如把铅笔留下了,把围巾还给卢志英:“外面冷,再说把你押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得而知,还是你围上吧。”几经推脱,卢志英收回围巾,说:“那好吧,我还要把衣服、鞋袜穿好,弄得整整齐齐地走出去,表示我们是有骨气的……”卢志英走出牢房,刚跨进审讯室,特务就用棒子打击他的头部,用浸过麻药的棉花堵住他的嘴,然后用毛巾勒住他的脖子,将他装在早已准备好的木匣里,秘密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同时牺牲的还有陈子涛、骆何民两位同志。这时离南京解放不到4个月,他们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卢志英和他的战友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党的事业战斗的诺言。

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张育民和战友们多方打听,直到1951年,上海市公安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住了杀害卢志英的凶手任宗炳,从他的交代和照片指认,得知卢志英的埋葬地点。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人陪同张育民和卢大容来到南京,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市民政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等机关和民众的协助下,经任宗炳指认,当日下午在雨花台宝林寺的后山坡挖出了三口棺材,通过死者身上的绿色毛背心和牙齿,张育民认出了卢志英的遗体。

7月22日,华东和上海各界联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廖容标、华东交通部长黄逸峰、中共上海市委代表扬帆都来参加,昔日的战友高度评价了卢志英烈士光辉的一生,最后将烈士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慰问了张育民。陈毅、粟裕等专门开会研究,追认卢志英为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卢志英颁发了60号烈士证书。

本期资料来源:《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卢志英传》《潍畔英豪》等。
本期图片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提供

撰稿：温桂鹏

编辑：李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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