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在位42年的宋仁宗去世，由于没有皇子，濮王过继给皇上的儿子赵曙继位，史称宋英宗。
由于在位时间仅4年，英宗在历史上的存在感非常低，但在此期间北宋朝堂上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即所谓的“濮议”。
那么濮议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场斗争又反映了朝堂上怎样的矛盾？
一、太后与皇帝
“濮议”说起来也十分简单，皇上继位后通常会对亲朋好友进行封赏，此时宋英宗的父亲濮王赵允让已经去世，但仍然是要追封的。
按照古代的礼法，既然皇子赵曙已经过继给了宋仁宗，那么他自然是仁宗的儿子，濮王赵允让是仁宗的堂兄弟，所以英宗该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伯”。
但是宋英宗却不这么认为，他要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皇爸爸）”，由此满朝文武乃至两宫太后全部卷入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当然不管是“皇伯”还是“皇考”都只是称呼而已，朝野上的矛盾和斗争从来不会在乎虚名，除非这个虚名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
濮议之争同样如此，其源头直指宋英宗与皇太后的矛盾。和大家对宋仁宗传统的好人印象不同，赵曙最初入宫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宋仁宗生育了不少儿女，只是不幸没有儿子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从本质上讲他还是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赵曙刚刚入宫时的生存状态：
“其时先帝为左右奸人所喋，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
由此可见继位前的赵曙是何等的窘迫，乃至于他入宫前的亲人都没有敢和他通信的。所以宋英宗当然不会对宫内之人有什么好感。
宋仁宗无子，只能过继赵曙为继子
如果是单纯的没有好感，礼法之下即便是皇帝也不好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如果涉及到了利益，双方原本就十分冷淡的关系就更难调和了。
宋仁宗的曹皇后此时正式升格为太后，更关键的是由于拥立之功，宋英宗不得不请曹太后垂帘听政。
苏辙曾在《龙川别志》中提到，宋英宗在谈到曹太后时曾愤愤不平的对大臣抱怨道：
“太后待我无恩。”
此时无论是出于私人感情还是政治利益，曹太后都是宋英宗迫切需要对付的敌人。宋英宗的手段就是“濮议”。
在礼法中，只有当宋英宗称呼先帝仁宗为父亲时，仁宗的曹皇后才能名正言顺升格为太后，否则太后即便名分不变，也将丧失干涉朝政的合法性。
除此以外，宋英宗也需要通过这场斗争建立自己的班底，扫除群臣中曹太后的党羽。
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已经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了，首先是治平二年（1065年），曹太后给了宋英宗沉重打击：
“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
然而仅仅一年后，宋英宗就成功逼迫曹太后妥协，出手书称：
“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
宋英宗在帝后矛盾中迅速取得胜利，离不开大臣的帮助，而这正是北宋朝堂上的第二重矛盾。
二、党争
常言道“党争误国”，但朝野上下局势错综复杂，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党争的发生。
北宋建国之初就对党争的危害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资治通鉴》记载，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下旨：
“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北宋官吏的来源主要是科举和荫恩制度，这道旨意至少在表面上杜绝了朝堂上因亲疏远近而造成的结党营私的情况。
古代科举阅卷
虽说在这套制度下所有官吏都是“天子门生”，但无论如何防范，朝野上下的利益冲突却是永存的。
宋仁宗时代，这种斗争往往表现为对大臣个人的攻讦，例如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被群起攻之。
但宋英宗与曹太后的斗争让整个朝野的冲突公开化和单一化了，矛盾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当帝国有两位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后，大臣们无论态度如何都必须要站队结党了。
这是宋代党争的开端，仅仅在位4年的宋英宗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放出来这头怪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内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
不过至少在他的统治期内，这场短暂而激烈的党争很快分出了胜负。
曹太后基本盘在御史台，所以被称为“台谏派”，宋英宗的支持者主要为中书门下，所以被称为“中书派”，也叫“宰执派”。
宋英宗之所以能迅速获胜，主要是曹太后的主动退缩和“中书派”大臣的当机立断。
作为北宋著名的贤后，曹太后没有与皇帝死斗到底的决心和打算，于是在欧阳修的劝说下主动表态愿意妥协。
但“台鉴派”显然不会因为首脑人物的个人意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于是闹起了集体辞职，还大量散布“中书派”对太后使用阴谋的舆论。
《续资治通鉴》记载了这场北宋王朝前所未有的逼宫，大为震惊的宋英宗迟迟不知道该怎么办，欧阳修深知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上疏道：
“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
太后的“台鉴派”在逼宫，宋英宗自己的基本盘也在逼宫，“中书派”的态度非常明确，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皇上必须二选一。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宋英宗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当然要选择和自己同一战线的“中书派”大臣们。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御史台的诸多大臣遭到贬谪，虽然朝野上下舆情汹汹，颇有抱不平之意，但“台鉴派”事实上确实被彻底打垮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英宗对“台鉴派”大臣的贬谪并不符合朝廷的规章条例。
“台鉴派”中有个叫吕诲的大臣，职位是御史台的二把手，由于官职较高，按照条例即便是皇帝要通过知制诰下达任免文书。
知制诰有权退还皇帝的意见，且并非“中书派”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宋英宗直接把诏书送到了吕诲家中。
这也是北宋皇权制度下最本质，最底层的矛盾。
三、君与文人共天下
自古以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但皇帝只有一个，即便算上皇子、宗亲数量也相当有限，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治理天下必须依靠外人。
皇帝可以做出决策，甚至可以决定臣民的生死，但不管怎么样，他不可能对地方到中央大小的繁杂事务全都亲力亲为。
具体办事的是大臣，大臣形成官僚体系，这才是帝国真正的控制者，皇帝可以处理他们中的任何人，但却无法动摇整个体系。
地位超然的文人群体
为了防止武人专权，北宋优待文人，即所谓“君与文人共天下”，但当文人的力量膨胀到相当程度后也会与皇帝争夺权力。
对此宋仁宗的态度是放任，既然无法动摇整个体系那还不如少折腾，干脆听那些文人的，反正他们也很能干。《曲洧旧闻》记载了一件轶事。
有官员劝谏宋仁宗遣散部分宫里人员，此时一名宫女正在给仁宗梳头，听到这件事情后十分不满，认为朝中大臣家中家中都有歌舞班子，人数比皇宫里还多，皇上身边就这么几个人，难道就允许大臣快活么？
宋仁宗的态度是立刻将这名宫女遣散出宫，并明言;
“台鉴之言，岂敢不听？此人劝我拒谏，岂能置我左右？”
这句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岂敢不停”？宫女说的是事实吗？虽然目前已无法考证，但按常理推测她肯定不敢在皇上面前胡说。
宋仁宗的态度也很特别，不是判断大臣的劝谏有没有道理，而是直接表明他们说的话我不能不听。
这是一种妥协，牺牲部分皇权来换朝野的稳定，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缺陷，很多时候乾纲独断不如让大臣们自由发挥来的更好。
文人以“忠君”为己任，道德立场和权力根基都来源于皇帝，所以即便皇帝再退缩也不会取而代之，反而会将其高高捧起作为榜样。
但并非每个皇帝都有宋仁宗的宽广心胸，例如宋英宗。知制诰有权退还皇帝的旨意，这样的权力本身就来源于皇权，现在皇帝想收回去了。
到手的权力要失去了，文人集团当然不会甘心，那怎么办？“濮议”之争显然是最好的办法，从礼法上讲，“濮议”中宋英宗是没道理的。
但作为皇帝，宋英宗要唯我独尊，但他又必须依靠文人来办事，所以他对文人集团中至高无上的礼法发起了进攻。
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皇帝这边的大臣只能自绝于文人集团，皇帝解决了对手，还建立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濮议”之下的三重矛盾实际上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不管是皇帝与曹太后，还是“台鉴派”与“中书派”都遵循这个逻辑，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参考资料：
《龙川别志》
《资治通鉴》
《曲洧旧闻》
《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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