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千年的口音尴尬|宋太宗|官话|泉州|闽南|雍正

以泉州人为代表的闽南人说不好普通话，或者叫官话，早已是神州大地广为人知的事情，亦曾让不少泉州人颇感尴尬，颇感无奈。只不过当今的泉州人大都以为这是近现代才出现的问题，殊不知，历史悠久也。

这种尴尬之事起源于何时，考究起来已不大容易，但至少从北宋初期开始，这问题已显得颇为突出，有正史记载为证。《宋史》中，就明明白白记有这样的难堪事。

据《宋史·刘昌言传》载，五代末，泉州南安有个叫刘昌言的人，外貌虽然不咋样，可人挺聪明，诗文也写得漂亮，节度使陈洪进据泉州时，欣赏其才华，招为副官。北宋初，陈洪进准备归顺大宋，让刘昌言先陪儿子以纳贡为名，探探行情。刘昌言很好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还得到宋太祖的亲自接见与慰劳。公元983年，刘昌言考中了进士，起初只授个小小的判官职务，后因得到宰相赵普的赏识，极力向宋太宗推荐。太宗召入朝，与之交谈，刘昌言才思敏捷，口若悬河，又能揣摩皇帝心理投其所好，太宗很是受用，连谈了三天。事后，太宗对人说：刘昌言这个人呵，确实是长得不怎么样，不过，若是要以貌取人，那可就失去一个人才了！刘昌言于是官运亨通，两个月内官至右谏议大夫。

可是，麻烦事也跟着来了。朝中文武大臣，眼见他突然受宠受重用，很不服气，开始群起而攻之。攻击当然要找软肋，省力气又容易达到效果：一是拿语言说事，“短其闽语难晓”，就是说，他那带有浓浓泉州腔的官话，实在让大家听不懂；二是拿个人道德说事，“短其委母妻乡里，十余年不迎侍，别娶旁妻”，说他出来当官十多年不但没将母亲及妻子接到身边侍奉赡养，又在外面讨了个小老婆。

宋太宗此时正宠爱着刘昌言，自然不会轻易接受大臣们的这些浑话。于是，关于家事，太宗下了一道最高指示，让刘昌言将母亲及妻子接到京城，至于那“烦人”的泉州腔官话，皇帝更是干脆，斩钉截铁地说：“惟朕能晓之。”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怀疑：宋太宗是否真的听得懂刘昌言的官话？看来也未必。可是，既然真龙天子硬说他听得懂，识相的大臣们还能再啰嗦什么？只好继续享受刘昌言的泉州腔官话。

不满的大臣们既然盯上他，就不会轻易放过他，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也不无道理：一个从南方滨海蛮荒之地来到京城的人，既无显赫军功也无特大政绩，连官话都讲不清楚，凭什么得到如此宠幸。果然，刘昌言不久后还是因为与大臣赵赞不清不楚的关系倒霉了，被贬出了京城。

《宋史》关于刘昌言的记载无意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宋代泉州人的官话记录，那么宋代前往中原的其他泉州人，是否也有这种尴尬？恐怕不能排除。

宋亡之后，元王朝存在的近百年间，泉州人似乎暂时摆脱了这个烦恼。只是，这主要并非泉州人的官话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首先是因为元朝朝廷上几乎就看不到泉州人的身影，加上蒙古人一统天下，蒙古语成为主要的官话，包括中原地区的汉人也得学习蒙古语。泉州人与中原人变成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彼此间语言交流是否顺畅，在蒙古贵族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中原人的优越感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汉人重新掌控天下，政治中心依然倾向于北方，文武大臣依然以北方汉人为主，泉州人的语言尴尬又显现出来了。按《明史·李廷机传》所载，明朝开国后两百年，闽人除明初有杨荣、陈山两人入阁外，再没人入阁，泉州呢甚至一个也没有，原因，竟然也是“以语言难晓”。就是说，从皇帝到北方的大臣们，都听不懂泉州人以至福建人的官话，使泉州人的仕途受到严重阻碍。

这种情况，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才发生了某些变化，晋江人李廷机首先打破了这种局面，以榜眼身份一步步升迁，终于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参机务。随后，又有张瑞图、蒋德璟、黄景昉等人相继入阁。那么，万历以后，乡音难改的泉州人，为何能够入阁？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明王朝已是病入膏肓，大厦将倾，无材可支。国家已陷于绝境，可用的人才也已枯竭，几位入阁的泉州人官话虽讲得不怎么样，才能均非同一般，朝廷也就给这些泉州人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显示身手的机会。

清王朝建立后满人主政了，泉州腔官话的尴尬景况不仅没有得以摆脱，反而更为糟糕，糟糕到连皇帝老子也公开发话，怒气冲冲地指责包括泉州人在内的福建人，要好好加以改进，学好官话。

据《清世宗实录》载，1728年雍正皇帝以手谕的形式，诏告天下，大谈福建人与广东人的官话问题。他先指出官员讲好官话的重要性：官员有治理百姓的职责，讲话必须大家都听得懂，才能好好交流，熟悉民情，从而履行好职责。接着，皇帝话锋一转直指要害：我每次接见大小官员，所有官员在陈述履历时，只有福建及广东两省籍的官员，仍然带着浓厚的乡音，无法听得明白。如此，这些人到各省去当官，怎能在宣读训谕与审断词讼诸方面，都说得清清楚楚，让百姓听得明白，进而解决好各种问题呢？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就要通过吏员上传下达，必然会有添枝加叶，百弊丛生，事情的处理往往无端被贻误。所以，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雍正讲得句句有理，讲得肝火越来越大，讲得福建及广东的为官之人颜面尽失，无地自容。

雍正皇帝是个聪明人，他也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说：语言是从幼年开始就学习养成的，要一下子加以改变，委实不易，得慢慢加以教育引导，经过较长时间才有效果。于是，这位明白的皇帝，又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应当命令闽粤两省的总督巡抚，让其转告所属各府州县各有关部门及教育界官员，广泛宣传，多方教导，务必使大家都讲好官话，让别省的人都听得懂，不可再像以前那样带着浓浓的乡音。雍正指出了这条光明大道后，并未就此罢休，不久又发出最新指示，提出一个学好官话的更具体办法：命令两省督抚，于所属各州县开设正音学院，作为读书人及平民学习官音的场所。

雍正觉得这样还不大放心，如果人们不积极学习，怎么办？于是，不久之后，他又抛出了一道杀手锏：命令福建及广东各地的有钱人家，聘请官话讲得标准的人当老师教导子弟，并以此推广官话。以八年为期限，如果还说不好官话，生童暂停童试，生员暂停乡试。先把官话学好，否则，不让参加科举，这真是绝招了！也真难为这位皇帝日理万机，竟有心思来关心这件事，且如此高度重视，如此周全，简直要操碎心了。

皇帝尖刻辛辣的最高指示本身已足令泉州地方官们惴惴不安诚惶诚恐了，而以科举进行挟制的政令，更让他们两腿打颤不能不高度正视了。因为，科举不仅是读书人的命根，也是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志，不让科举，那还了得？于是，泉州也同福建其他地区一样，热烈响应，雷厉风行加以贯彻，府县纷纷开办正音书院，一般每县一所，有的甚至不止一所，如永春就有两所。当时，作为府治兼晋江县治所在地的泉州城内，竟然一下子开办了四所，分别位于百源庵、承天寺、铁炉铺和奉圣铺。这种正音书院，教学内容主要就是北京官话，教师从北方聘请。诸如，惠安的正音书院礼聘江西贡生罗其宿掌教；安溪聘请江西候选教职徐世宾主讲；永春聘请浙江仙居贡生郑先行主持教事；如此，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场，效果又怎样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这些正音书院似乎都颇为短命，大多在开办不久之后就草草收场了。

无论这场正音运动效果如何，有一点却是没有多大疑问的，那就是泉州人的官话还是没有从此见好起来，直到二百多年后依然如此。如此看来，泉州人的官话尴尬，竟是一种千年尴尬了。

泉州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郁闷，因为，唐宋以来的官话，实际上在不断变化，每个朝代的官话原来也都只是某种方言，后来，使用这方言的群体居于主导地位，牛了，这方言也就成为普通话，成为官话，别地的人都得以此为标准进行正音。而泉州人的闽南语也曾是通行官话，更古老更正宗。因为，老祖宗来自中原河洛地区，闽南话也被称为河洛话，是古代黄河、洛河流域的语言。秦晋以后，老祖宗从中原不断移居闽南，带来河洛晋唐语言，甚至是更早的汉晋语言，成为闽南方言。

闽南偏安海隅，语言很少受到冲击，世代相传下来没有多少改变，这也是许多语言学家公认的。中原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听不懂泉州方音反倒说是“南蛮舌”。如此，泉州人反而要正音学习新的官话，才能和中原人沟通，真是岂有此理！不知不觉间，北上的泉州人发现，他们所踏上的那片故土，变得陌生了，语言交流也成问题了。在大部分的北方人看来，这种地方腔很浓的普通话，无疑就像是一种外国语言，甚至更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