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

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究竟谁才是财富与繁荣之源？政府应该管什么、管多少才合适？要实现一个国家的富强，施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庙堂还是江湖？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阵营的对抗，原本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被异化成了政治问题，牵涉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纷争。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相关问题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完全褪去。作为一个历史遗留现象，知识界和舆论界在相关议题上仍然有很多错觉。

第一种流行错觉主要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散布的，他们将政府视为恶，视为对市场自然秩序的扭曲。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普遍对公共部门持怀疑态度，而对私人部门则抱有极大好感乃至崇拜，他们认为政府是一种恶（尽管是必要的恶），而存在一种脱嵌于国家和社会有机体之外的自由市场，代表着效率和公平。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越小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其功能应该仅限于守夜人角色。

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们都普遍地强调私人部门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跟我们的日常直观印象相符合：一个工人在机器旁从事生产劳动，高效地生产出产品；支持其工作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力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乃至外部的金融投资人士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得这一经济活动得以提高其效率和价值；投资家仔细地权衡风险和收益，以确保资本被配置在最有效率最有前景的产业和企业中；企业家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努力经营；家庭主妇精打细算挑选最有性价比的产品，把有限的家庭预算转化成家庭成员尽可能好的生活和发展开支……所有这些人基本可以纳入私人部门或者说市场力量。所以人们喜欢强调：财富是私人部门创造的，一定要善待和重视私人部门。而反观政府部门，则很容易感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傲慢、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懒惰推诿。在某些外围国家，我们还往往见到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暴虐、无知、自私、贪婪、腐败。政府官员们不生产什么东西，却花费巨大；即便在一个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公务员们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限制、约束甚至掠夺市场和社会的资源与空间。

在这个重大理论分歧上，要证伪自由主义并不困难。假如自由主义关于小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当今世界的富国整体上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而穷国应该是大政府小社会；而假如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大小同发展水平之间应该是正相关。

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假设，笔者把2012年前后的全球100个经济体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考察其政府规模同其发展绩效的相关关系。

图1—3 政府规模与人类发展指数（2012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整理。

图1—3的横轴表示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比例，越向右侧移动则越是大政府；纵轴则是当年各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中的得分，越向上移动则其人民生活质量越高。每一个样本国家的状况都在此坐标中用一个点来表示。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两者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从整体上看，尽管存在各种偏离和特例，一个强大而有为的政府对于一国的发展构成重要支持。有些政府的大量支出使用在了非建设性的领域，比如内部战争和领导人雕像建设或者索性被若干腐败掌权者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中去。如果把这些失败国家的案例排除在外，那么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显著；但即便把这些国家包含在样本中，两者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这张图证伪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小政府理念，而与2015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教授所主张的“邦弱国穷”的观念所一致。

关于国家和社会（包括市场和人民）关系的另一种错觉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极端。苏联意识形态教条中，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关键词。源自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府）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暴力机器，其存在的理由是帮助统治阶级巩固其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剥削统治阶级与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是人类历史的主线，贯穿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进化阶段；工人阶级代表着未来，其国际主义联合将改造全人类的政治面貌，最终可以实现对国家的消灭；在此之前，可以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国家，由国家按照科学计划来配置一切资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大发展。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传统和国家制度的立场上来看，上述政治经济学教条存在一系列理论、事实和政策谬误。

首先，国家与政权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并非源自阶级斗争，而是不同族群之间为生存繁衍的空间而展开的残酷竞争和殊死对抗。生而为人，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并非最悲惨的处境，失去了自身族裔政权和国土的贱民和奴隶阶级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本人和子孙（假如还存在的话）的法理和伦理地位甚至与大牲畜资产无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意识到这个方面的事实。被统治者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不会奋起反抗统治者，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的愚弄和恐吓起了作用，还因为被统治者通过努力和好运，无论是资本积累、教育科举还是战功冒险，其实是有一定机会挤入阶级上行通道的，而他们真正恐惧的是沦为失去民族政权依附的贱民与奴隶。

其次，阶级分野和对抗现象主要是欧洲地区性社会文化传统，而不是全球性的规律。按照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观点，阶级现象源自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其产生源自游牧文化，因为草原不能私有，不能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地块，所以长子继承制就流行，而当这种制度传到农耕区，就成了稳定阶级划分的制度基础。由于家族财富归长子，多代累积的后果是非长子的后代们沦为平民乃至贫民。但是在东亚的农耕文明中，“靠自己生养劳力，就‘多子多福’，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儿子是主要农耕劳动力，就不可能实行‘长子继承’制。……西方视阶级为社会必然，中国人则未必。缺少了长子继承，而且多田的富家多妾，‘多子多福’，农耕社会就‘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就难以产生固定的社会分工。缺乏分工就难以支撑稳定的社会分层，难以培育阶级意识和阶级社会”。奴隶现象并非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化之后的一个普遍发展阶段，而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广泛存在但是非主流的制度安排，不能称之为文明和历史阶段。封建制度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便基本结束，贵族从此成为特例而非常态，平等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东亚大陆上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无法将自己四五千年的文明削足适履地装进欧亚大陆西端半岛上5亿人两千多年历史的概念框架里去。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人类历史发展五段论并不符合全球的考古历史事实，更合理的分段可以是原始采摘狩猎文明、农业—牧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数字文明（关于最新的这个阶段如何定义仍无定论）。

再次，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消亡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抗外侮和巩固生产关系，它还向人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离开了这些公共产品，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无以依托。所以，即便有一天世界政府取代了各个民族国家政权而实现了人类的大一统，只要人性没有本质变化，代表全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府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和人民之间主要是共生关系而不是压迫关系。

最后，将政府及其制度形式不断神化，把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公共部门的威力与魔法之中，最终导致国家包办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这是苏联垮台和第三世界国家未能成功发展的原因之一。国家垄断几乎一切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都按照科学的计划来实施，其结果是对人之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的蔑视与忽略。战时紧急状态下，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甚至是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全面计划和国有经济的缺陷则越来越暴露出来。

无论是对市场的崇拜，还是对政府的神化，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都体现出西方近现代思潮中的制度万能论。制度万能论其实是一神教思维方式的现代变形，只需将其逻辑框架中的神替换为制度，便可推演和创造一切万物。寻找一种万能的最佳制度来终结历史，如同创造一位万能的神来创造世界一样，可以将现实中所有的不确定性和迷茫都推给这个神化对象，因此西方政治学者们对最佳制度的痴迷如同物理和机械“民科”们对永动机的执着一般乐此不疲。但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之处是从骨子里不信神而信人。欧洲的制度万能论伴随着船坚炮利呼啸而来带来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用导向的中国人当然会很感兴趣，但是经历百年探索之后，我们很快意识到其中的荒诞之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百年探索，对于苏、美两大阵营和两类意识形态先后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借鉴，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两者都是采取了批判性学习的态度，并按照本国的国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摸索出适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独特道路，并且与时俱进地称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将“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刻在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门口的延安石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和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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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秦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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