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国党”是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很容易变成一枚政治标签，成为打人的棍子。

首先，“恨国”现象要区分两种：

一种是爱之深，责之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不是“恨国”，而是更深层次的“爱国”。所谓“第二种忠诚”，文死谏，武死战，知识分子批评政府，为社会呐喊，哪怕言辞犀利，忠言逆耳，也不能叫“恨国”，总比文恬武嬉，粉饰太平，吹牛拍马，胡说八道要高贵得多！即便绝大多数公知，也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最典型的代表是鲁迅，如果按现在小粉红的口径，那是标准的“恨国党”。鲁迅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批判，不仅限于民国，而是穿透历史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真正的爱国。

另一种是真正的“恨国党”，心怀杀机，操刀必割，欲把祖国置之死地而后快。

现在都不敢看新闻，看着都心疼，不是中国企业就是中国居民被制裁，新闻机构、领事馆、留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其实，老川对国际局势是一片空白，据博尔顿的新书，川普连芬兰是独立国家都不清楚，问是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老川突然变身暴力男，人狠话不多，拳拳打七寸，背后必有高人指点，据说他身边有一个叫“余茂春”的中国男子……

估计，又是中国人在搞中国人。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枪，只有自己人最知根知底，下手最歹毒。

余茂春，这个名字一下火了，被连篇累牍点名批判！

这个人，是恢复高考后的前三批大学生，可以说人中龙凤。余茂春毕业于南开大学，当年的高考状元，被母校重庆永川中学立碑刻字，享受了石之荣。现在暴露后，被指责应当为中美恶化和新冷战负责，点名叫骂为“狗头军师”、“叛国者”、“汉奸”，母校又把他的名字从状元碑给凿去了。

这个隐身白宫的幕后高参，彭皮袄的心腹幕僚，反华策略的总设计师，最早是美帝《华盛顿时报》在6月率先揭露出来的。

在6月之前，余茂春（Miles Yu）这个名字大多只是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圈内有所熟知。

余茂春，生于安徽，长于重庆，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美国史学科奠基人杨生茂教授 ，南开毕业后1985年赴美国深造，就读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1994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随后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担任现代中国和军事史教授。

据《华盛顿时报》披露，出身中国大陆，亲历十年动乱，深受彭皮袄倚重的余茂春，是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幕后推手。过去三年来，余致力于美国重塑对华政策，将中国重新定义为美国最危险的战略对手就是出自他的力谏。

虽然余早已归化美国籍，法律上是美国人，在入籍仪式上宣誓效忠美国。但毕竟是炎黄子孙，华夏血脉，一心灭华；龙的传人，志在屠龙。

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恨国党”。

历史上，“恨国党”并不鲜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之现象。

例一：战国名相范雎

范睢是魏国人，投奔秦国后当了宰相，这个人简直对祖国大魏有毒！他掌权后不是致力于秦魏友好，反而向秦王献上“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国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转变。从此，秦国不再奔袭距离遥远的国家，如齐、燕、鲁等；对近邻，范雎的祖国魏，以及韩、赵发动凶猛进攻，毫不留情。尤其是魏国，割地赔款，生灵涂炭，可以说皆出自魏人秦相范雎之手。

范雎为啥这么深的“恨”呢？范睢乃一代人杰，本来也是爱国者，热爱大魏，跟随须贾出使齐国的时候，拒绝了齐王高官厚禄的挽留。谁知回国后，却被无端怀疑，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被毒打得牙齿脱落，肋骨折断，昏死过去；然后被拖到厕所里，屎尿淋身，靠疏通守厕仆人才逃命到秦国。

例二：大汉叛臣中行说

中行说本为汉朝宦官，随和亲公主到匈奴后，就投降了单于，深受宠信。他毕生致力于破坏汉匈关系。本来汉匈通商，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的商品絮絮和美食。中行说就劝谏单于，搞贸易脱钩：“匈奴的人口总数抵不上汉朝一个郡，强大的原因就在于衣食与汉人不同，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衣食，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其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于汉朝了。希望把从汉朝得到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皮絮不如匈奴的皮袄坚固。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制品方便味美。”

中行说不但让匈奴人树立文化自信，还教给匈奴人计数方法。在汉朝派使节来时，公开辩论，汉匈文明孰高孰低，巧言善辩，折辱汉使。这段辩论非常精彩，全文收录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在中行说的支持下，匈奴单于在给汉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动不动就索要财物，不给就武力威胁入汉境践踏。中行说不但把山川形势告诉匈奴，还不知疲倦的帮单于策划军事行动。

中行说哪来这么大“恨”呢？源于其个人私利，不服从组织分配。汉文帝和亲，决定将中行说做为公主的陪嫁侍从之一。中行说当然不乐意离开祖国，远赴异域。他一次次恳求，找理由留下，没被准许。最后，中行说撂下一句狠话：“如果非要我去，吾必为汉之大患！”这是他“恨国”的由来。

例三：宋夏战争高参张元

北宋年间，华阴县人张元，叛宋投夏，由于来自文明上邦，文才武略，因此深受李元昊信任，被尊为军师、国相，开始其助夏灭宋的“恨国”之旅。看过《清平乐》都知道宋夏战争，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好水川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张元辅佐李元昊大败韩琦等人率领的宋军，宋军阵亡高达七万多人，元气大伤，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

通过大宋好男儿的尸山血海，博取一己功名，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在邻近战场的界上寺墙壁题诗一首，专门讽刺祖国：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张元怎么就这么“恨”宋？而且针对夏竦、韩琦这些宋臣，进行定向羞辱。因为夏桀、韩琦都是科举上来的，而张元之所以“叛国”，是因为他是个落第秀才。这个人能力很强，但不会考试，累试不第，怀才不遇，自视才能难以舒展，于是一气之下远走他乡，另立乾坤，立不世之军功。“张元事件”给了宋朝极大刺激，嘉佑二年，北宋改革了当时科举殿试的末尾淘汰制，规定凡是中进士之后的人一律授以进士出身，即使那些科举成绩不算太好的，也赐“同进士出身”，防止再出现文人叛逃为敌所用之事。

掩卷长叹，真正读史就知道，史不绝书：岳飞、文天祥是一面，张元、中行说是另一面。教科书大肆宣扬的是前者，后者却被遮遮掩掩。中华民族历朝历代都出过不少“恨国党”，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恨”的动机和理由。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晚清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橙，也是著名的“恨国党”，他精通英文但穷困潦倒，当时曾在英法联军中任翻译混饭吃，据说“火烧圆明园”就是龚橙带路去烧的，因此被时人骂为“汉奸”。晚清小说《孽海花》借助他的口（实为杜撰），对此回应：“我们本来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压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或许，历史上的这些“恨国党”人生可能遭遇过某些“不公”，或者怀才不遇，或者无妄之灾。具体到余茂春这个“汉奸”，我们不知道他恨从何来，高考状元，人生赢家，从年龄履历看，早年可能造过反，上过山，下过乡，经历过十年动乱，但那是全民族共同承担的“共业”。

客观说，很多海外华人是“两面人”，祖国教化哺育几十年，经不起西方普世价值的糖衣炮弹，一出国就变心，变心就翻脸，甚至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骂中国的人，吃饭砸锅，对祖国的形象起到了非常不良的影响，类似余氏这种逆向歧视的“高华”不在少数：

我要说的是，无论什么理由，“恨国”都是政治不正确，都不能作为背叛的借口。祖国虐我千百遍，我待祖国如初恋，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爱国姿势。

余茂春，也有人分析说他是潜伏在美国的“余则成”，官媒骂他是掩护他。在惨遭母校“除名”后，他发了一条为自己辩护的帖子，似是回应，显示出心有不安，意欲开脱，当然这种无耻狡辩是没有说服力的。为祖国人民赎罪立功，才是你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