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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因海而名天下，却似不曾有海，海的亲近、可爱、有味，在厦门已经难以寻到了。说起海，厦门之南的漳州，最该有话语权，论海及海滩，论海及海味，论海及海浪，漳州实在酷毙了，若不是距离有些遥远，认知有些限制，怕是早已名扬天下了。

今天，不讲那么远，只想挖一挖近在咫尺却充满海的味道的海门岛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漳州六鳌海滩

海门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中心，从闽西东流入海的九龙江水在此与万千海潮相遇，半咸半淡的江海水，哺育了当地半城的海鲜，鲜美的黄翅鱼和膏蟹最受人们青睐，更何况还有那闽南沿海难得一见的草原，这简直是“到此一游”，刷朋友圈的圣地。

说起海门岛，厦门人应当不会陌生，厦漳大桥的第一站便在岛上，而厦门这一“地名”产生的源头也来自海门。然而，历史上的海门，名气似乎比今天还大，甚至一度是漳州地理的代名词，就好比今天的鼓浪屿对于厦门那般重要了。

一、海门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今日的海门岛，犹如一只头大尾小的鲨鱼，拼了命地往九龙江上游挣扎着，搅得九龙江南岸海水一片浑浊，紧跟其后的鸡屿却悠哉悠哉，虽然慢，但博个水清自在。可实际上，鸡屿与海沧陆地之间因地质断层的存在，水深少淤，已然成长为国际知名的港口，而海门与青浦陆地之间则持续受到南溪和九龙江的泥沙冲击，成就不了深水码头，却多了几分渔樵之乐。

▲今日海门岛

或许是建设港口无望，厦漳大桥才错开嵩屿与漳州港的直线而绕了半圈从海门岛的腰部穿越而过。一座桥，打破了小岛昔日的宁静，却也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原来，海门岛是这样的：桥下是人口密集的岛民聚落，岛的上游却是一个个方正的鱼池和耕地，这里几乎成了厦门鱼鲜的私家厨房和供应基地。

回看1960年代的海门岛，景象却大不相同。

▲60年代的海门岛

在海门岛的中部，依稀可见与九龙江相平行的港道贯穿全岛，在港的东西两个方向各形成一个避风港，唯有中部被围以海堤而渐成田地；岛上的聚落，也非今日那般连成一片，而是泾渭分明地分成四个角落各自成社。显然，海门岛原来的样子非今日所见，她在不远的过去，不是一个岛，而是至少两个，一南一北。

历史上，海门不过是这座(或两座)岛屿一个久久以来以讹传讹的泛称，真正的岛屿名应是一组，且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名字，甚至，厦门地名的来源也非这个岛屿，而是一个泛称的“海门”。

海门岛，又称海门山，由海门南北二山(或二屿)组成；明代亦称胡使二屿，系指胡屿和使屿；宋代称梁屿、荆屿。

二、来自漳州最古老的地理输出

梁屿、荆屿之名，从既有地理志、方志看，最早见载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并广泛存在于明代的各地方志中，二者如CP一般总是结伴出现。

《八闽通志》载：“荆屿多生荆木，故名；梁屿，上有水豹水人。”《明一统志》载：“荆屿，在府城东海中，屿上多荆草故名；梁屿，在府城东海中，其洲上有水豹、水人。”嘉靖《龙溪县志》载：“荆屿，多生荆木故名；梁屿，在大海中。”万历《漳州府志·海澄县》记载与《龙溪县志》相同，但到了崇祯《海澄县志》时，梁屿、荆屿已更以胡使二屿的身份出现。

从以上较有代表性的记载看，不论是“荆木”还是“荆草”，荆屿的存在应是明确的，其差别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头或抄录，至于梁屿，省志和国志均采用“上有水豹、水人”的介绍，而县志则只说“在大海中”，却不言水人之事，究其原因，当是记载的出处疑虑问题。

▲太平寰宇记关于海门岛的记载

海门的最早记载来自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该志对漳州的记载极少且错误极多，如漳州下辖四县记为三县，并把漳浦县错认为是龙岩县。尽管如此，文中龙溪县的部分却有荆屿的描述，“蜡湖，《郡国志》云在中洲，有水豹、水人；荆屿，屿上多荆草，因名之。”由此可知，这大概便是后续各类志书的源头，只是《八闽通志》和《明一统志》可能洞悉(或未知)其错误，在荆屿的对照下将蜡湖的名字修正(转嫁)至荆屿的伙伴梁屿之上，而龙溪、海澄县志可能是发现了这种错误(或疑虑)而不予引用。

关于蜡湖的真正身份，《八闽通志》是有交代的，“旧名淡溪，忽有一蜡鱼在其中，因改今名，《郡国志》(云)，漳浦蜡湖，随潮盈缩”，康熙《漳浦县志》则称，“屿曰竹屿，湖曰蜡湖”，总之蜡湖应在漳浦而非龙溪，且二者的来源均是《郡国志》(可能是元和郡县志佚文的部分)的资料，或许是《太平寰宇记》张冠李戴了。

假设“梁屿，上有水豹水人”的记载是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明早在唐代，海门岛上已经存在人烟了？此水豹、水人是东南沿海的水生土著，俗称白水郎、泉郎，在福建的部分后来与闽地汉人融合而渐消亡，而两广则称蜑人，《容县志》载，“蜑民原皆东来，水蜑散处于此，以网鱼为活”；《臝虫録》载，“蜑有三，取鱼者曰鱼蜑，取蚝者曰蚝蜑，取材者多曰木蜑，其人皆目睛赤碧，卉衣血食，各相统率，鱼蜑、蚝蜑能入水伏二三日，一谓之龙户，一谓之昆仑奴。”

如若假设不成立，那么九龙江、南溪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白水郎，也必然会以地处海口要地的海门岛为暂歇之处，毕竟咸淡夹杂的水域，鱼、蚝最是鲜美，他们自然不会错过。

故而，宋代的海门，当是福建疍民生产活动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梁屿和荆屿之间的港道，既是避风港，又是逃离世俗的遮掩，疍民和畲民不赋不役古有惯例，省民对于它们的认知，自然只会寄托于文献的流传和民间的耳传，反正彼此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也是一种和谐的表现。

三、海门初开的胡使二屿

随着明定八闽及海禁政策的执行，闽南的海上布防开始日趋紧张，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九龙江的紧要程度一跃而成为闽南之首。基于这突如其来的“受宠”，海门岛是措手不及的，至少在明洪武年间，九龙江的海口位置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但随着外海的消停及内海的躁动，海口却突然不平静了。

《福建通志》引《方舆纪要》的说法，“海门、岛尾与南靖之九龙，皆为海防险要”，海门实质上是作为漳州沟通海内外的窗口，其险便在于海之门。《清史稿》云，“鼓浪屿当海门之口，与镇海城砲台同为重地，此漳州之防也…中国沿海各省，自浙洋而北，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其海岸径直，故防务重在江海总口，而略于海岸；自浙洋而南，岛屿多而淤沙少，其海岸纡曲，故防务既重海口，而巨岛与海岸亦并重焉”。以清人的角度，回看洪武年间的闽南海防，甚是贴切，当时明朝对厦门湾的布防，便是以金门、厦门两岛为重心，其目的是扼守九龙江的海门，而海门本身又基本由正当海口的圭屿和荆屿、梁屿承担，只是后二者更早成名，故而最终成了海门的代名词。

▲海门沿海

《读史方舆纪要》云，“胡、使二屿在海门，上下延袤数里，先是居民凭海为非。正统初，移其民而墟其地。《郡志》：胡屿故名荆屿，上多荆木；使屿故名梁屿，今呼为海门南北山”。诚如第二节所说，胡、使二屿名字的普及，约在万历至崇祯年间，是隆庆开海以后海门岛作为海上第一道迎宾大门的全新记忆，而其所处位置“海门”则是其从洪武年以来“海防险要”的直接继承，这一前一后，其分界线便在于“居民凭海为非”上。

正当整个福建将海防由外海内撤、攘外先安内的大背景下，海门岛迎来第一波责难。

▲海门鱼鲜

正统初年，海门岛聚集了大量亡命之徒，它们挣脱海防直面东西洋，早于月港率先开启了走私贩洋的勾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需惨遭螃蟹的大鳌攻击，正统五年十二月，明朝第一次在海门岛上设置巡检司就地镇压。只是，它们低估了海门人的“腐化”能力，不到一年，海门人便建立起官民协作的共同战线，巡检司形同虚设，这种做法后来被走私者广泛应用于周边的缉私对抗中。正统七年，铁腕的漳州知府甘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式，将海门岛的百姓及巡检司全数迁移至青浦安置，分以田地，反向“腐化”之。

从此，海门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虚其地”的代名词，但至少，其名字源流却未丢失，如《粤闽巡视纪略》载，“海门山，亦名胡使二屿，上下延衺数里，绵亘一二三都，又名荆屿、梁屿。荆屿，产荆木；梁屿，古有水人、水马产于此”，《大清一统志》载，“胡使二屿，在海澄县东北海门，上下延袤数里，俗呼为海门东北山”。

四、又起波澜，再陷困境

在明代中后期时，海门的地位因天下稍显太平而略有没落，特别是月港风头正盛时，船只从月港由小舟拖曳而出后，在海门暂歇，即下至圭屿接受盘查，海门大概就是船只开行的首站，故而《东西洋考》称，“海门以出，洄沫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这是局限于海门周边水深不足的先天结果。

但到了清初，郑成功据守金厦两岛，海门因地处海潮上游，靠近陆地且扼守海门要害而日显重要，特别是清朝经受切肤之痛后，更是加深了对其经营必要性的认知。

▲海门风光

顺治十七年(明永历十四年)，清军和郑军在海门岛海域发生了大规模海战，从而奠定了海门岛的战略地位。据《台湾割据志》载，“清主命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发满汉大兵讨成功，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成功以陈鹏督诸部守高崎，遏同安之师；郑泰出浯州，遮广东之师；自勒诸部扼海门，当漳州之兵”，在该战中，从海门岛方向顺流而下的清军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适风利，漳船俄迫海门，诸将相顾失措，清兵乘之，闽安侯周瑞共尧策战死焉”。或许是天助郑氏，战事竟起转机，“日向午，风转东，郑师得上流，泰旋师来会，成功亲手旗而兴，以巨舰横击”，“清兵陷于淖，死者十七八…达素还福州，自杀，竟成功之世，终不能覆岛焉”。海门一战，郑成功彻底获得了海洋的霸权，在其有生之年，清军都不敢对郑军有任何海上的窥视。

然而，海门也因此成了清郑双方不断争夺的对象，兵火无眼，海门在这一次次的摧残中艰难度日，以至于“海门”成了这两座岛永恒的印迹，不再改变。之后，当清军统一台湾后，海门便成为厦门五营汛防之地，设千总一员、兵六十名，战船二只，从此一步一步由海上要塞转变成捕鱼安居的乐园，直至今日的样子。

这便是海门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