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沃尔弗拉姆·希曼《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杨惠群 译），结语部分“梅特涅：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我们的目光应该首先关注到人们政治生活的基础，关注到国家和宪法，这是激发和挑战梅特涅终其一生要思考的问题。他是按照是否适合一个国家的国情来评判一个国家的政治宪法的。因此，他也没有固定在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宪法上，如果这个宪法能保证实现他们家族纹章中的箴言“力量蕴自法理”的话。这句箴言概括了一个国家应该给予其国民的基本保障，法理在这句箴言中代表秩序，秩序则将暴力的专制排除在外，并且提供给个人在其中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保护空间，这包括个人精神的、经济的、教育的、科学的自由，以及国民的个人发展自由。这种法理必须根植于传统之中，否则它就会是专制的化身。在这句箴言中，力量代表保障国家秩序的一切，它可以是警察或者军队的执法与执行权力，也可能意味着一种社会中存在着的社会道义，是一种在多数原则中的自我确信，这种多数原则懂得不使用暴力就可以拒绝对秩序的伤害。这样一种秩序是如何起作用的，梅特涅在伦敦的大街上已经见识过，那里的人们对社会的激进行为保持着健康的人类理智。

力量蕴自法理：Kraft im Recht

在这样一种普遍意义的背景下，英国的宪法是自从《自由大宪章》和一系列像梅特涅在1794、1814以及后来的1848~1849年所经历过的血腥战争形式以来，最具典范意义的。他赞同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在由“力量”统治的英国，他感到安全，不惧怕新闻界，甚至还积极地参与其中。公众意见中以及议会中的争吵使他兴奋活跃，并且在他看来，产生了可以从政治集体的力量出发，将冲突利用为方式和途径，从而达成促进性的妥协。这种模式本身对于他而言之所以是模范性的，是因为它反对任何的激进行为，以及反对想让世界幸福的或者要占领世界的偏激狂热。这对于他来说，是活生生（实现了）的幻想，在欧洲大陆上，这种幻想只能作为远期目标，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实现，因为那里缺少一切必要的条件：资本、教育、崛起的意愿以及——是的——冒险精神。他可以在自己的小邦国中——在莱茵河畔、在波西米亚以及在维也纳他的产业范围内，得心应手地进行这种实践。像他这样思想灵活、对未来持开放态度的人，可以摆脱所继承的帝国传统的束缚，却可以为了其一生的战略，来汲取隐藏在传统中的沉稳的力量。

“我真的愿意当一个英国人”，这种表白于他来说是虚拟式的，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展示了另一个梅特涅，如果他能够在英国的、自由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那将是一个他更愿意成为的梅特涅。这一点引导了他的判断：去深究在一个国家中影响宪法的条件。按照他的认识，这些条件可以为共和国式的，如北美的总统制宪法提供依据，也可以像匈牙利人一样，生活在具有“立宪宪法”与古老传统的合适的家园里。他学会了自己与南德各邦的早期立宪主义宪法和平相处，尽管他对那里的激进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与正在工业化崛起之中的普鲁士相比，这些经历着社会经济落后与立宪进步之间巨大矛盾的知识分子，仍然不顾他们国家中人数众多的文盲，梦想着人民可以独立自主。

然而对他来讲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家，这个似乎是他——前后超过四十年，开始时只是作为外交大臣在对外方面，后来作为国务首相这样一个超级大臣——在进行引导的国家。但是，他实际上真的是哈布斯堡皇朝的引导者吗？聪明绝顶如他之人，能看不透这个国家的缺陷吗？他将这个国家说成是不能修复的“腐朽的大厦”，基本上只能拆除或者新建。他至少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他也将这个教训归咎于以神圣罗马帝国形象出现的这个国家的前身。经验是，与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相反，一个非均质的、不同类组成的国体，比起通过战争争夺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世俗宗教，可以更好地保证许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民族和宗教的和平与安全。当梅特涅将民族性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和实质性标志，宣布为危险以及卑鄙时，他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梅特涅在理论上很清楚，在给一个民族下定义的行动中，存在着肆无忌惮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要摧毁像哈布斯堡皇朝一样的、多民族的秩序的政治爆炸物，它不能向生活在皇朝中的各个民族提供他们希望的、在自决的国家里的和平建议。

但是，哈布斯堡皇朝巨大的帝国组合，并不是先期建立的欧盟，它独特的统治结构阻止它这么做，是梅特涅让这种统治结构成了古典戏剧理论最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人物”，“英雄”可以自己决定他想干什么：但是最终还是要失败。梅特涅对如何引导这个帝国走向富裕、走向更多的正义以及更多的政治参与权，有足够多的想法，这些想法当然是考虑通过非暴力、谈判和妥协的途径来实现，也就是说，是进化论式的。他也不排除自己所在的等级、地主以及以前进行统治的贵族不得不作出牺牲，比如与其他等级一道给国库缴纳更多的赋税，并且不能再利用特权加以拒绝。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对国家发展的设想，这些设想将会使一些人吃惊，因为他在其中以进步的“保守派”形象（像埃德蒙·伯克一样的辉格党），或者以保守的“自由派”形象出现，虽然这个概念于他而言，由于有其他的经历而只是一种错合。但是，按照事实来评判，他却是这样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赞成企业的自由，赞成公开的资本市场，赞成减少贸易和关税壁垒，在这方面他与堪称标杆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常交换观点。

他拒绝国家的民族，却促进国家中的民族，就像德意志邦联所做的，在其领土上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德意志的问题于他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欧问题。他自己在其私人的以及公众的生涯中，代表着一种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只有在联邦制的制度中才能减弱或者忍耐，这种联邦制恰似瑞士联邦经过斗争取得的并经受了考验的制度，而德意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则徒劳一番。对于一个带有多重身份认定的个人来讲，他自己本身也是最好的例子。像他所说，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莱茵河，但是，这个莱茵人不仅在拿破仑面前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而且在维也纳的相府中，也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他在这个相府中领导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且向这个国家保证，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地位都不得高于其他民族。这种民族平等和价值平等的思想，而不是一颗巧妙地掩盖起来的专制之心，让他怀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奥地利帝国里，是否可以由一个唯一的议会来代表如此众多的民族。持这种怀疑观点的并非仅他一人，因为英国人在经过彻底的考虑之后，也在他们的印度放弃了中央议会的想法。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专制和暴政是最根本的祸害，如果统治者还身着“奉天承运”的旧衣裳出场，或者如拿破仑一样，作为一个“现代的”梭伦（Solon）将战争遍及整个欧洲，从葡萄牙到莫斯科，从巴勒斯坦到圣多明各，目的似乎好像是要打出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并且据说是要帮助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建立他们合理的国家，然而却让300多万人尸陈疆场。

作为哈布斯堡皇朝的领导政治家，梅特涅看到了这个国家是如何扼杀自己国家的发展机会的，因为皇朝的寡头们在各省强大的贵族势力的支持下，巧取豪夺，而对于这些贵族而言，个人的福祉远比整个皇朝的繁荣至为重要。在尊贵的弗朗茨皇帝治下，就已经给梅特涅划定了界限，当时他将帝国进行联邦化改革整顿的计划，被这个家族皇朝的皇室利益彻底搅黄，因为他们将皇朝的各个部分，都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他们的反抗阻止了像梅特涅这样具有天赋且想法丰富的政治家，取得像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或者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的成就。加富尔和俾斯麦也要克服贵族们的反抗，加富尔面对的是西西里的贵族，俾斯麦则面对着易北河东的容克贵族，虽然俾斯麦自己也隶属其中。梅特涅遇到的最大反抗，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等级贵族的经济利己主义者以及皇朝的皇室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一道反对他奉行的国家整体发展政策原则。由此而产生的落后和停滞，却莫名其妙地算到了他的账上，算到了所谓的“梅特涅体制”的账上。

弗朗茨二世，奥地利帝国皇帝

这是多么的不合情理，这本生平故事应该已经说明，在所谓的警察国家奥地利，这个直到1849年都还没有宪兵的国度里，国家很少起统治作用：为整体国家发展政策去反对利益集团。梅特涅并没有被赐予蒙特格拉斯的角色，那么，假如他仗着战胜拿破仑的声望，去逼迫获得这样的角色，就像西尔比克后来充满谴责地将罪名强加于他的那样，又会怎样呢？这样他就不仅要去对付他的君主，还要去对抗联合起来的哈布斯堡的皇室力量，他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他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当他善意的朋友卡尔姆-马梯尼茨伯爵在内政局势发展的顶点，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央求他全力出击，并且同时向媒体透露消息，以便造成既成事实时，他被吓了回去。他对联合起来的大公爵们结成联盟，并加上一个诡计多端的权谋政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看清楚了自己毫无机会。这里需要强有力的、有改革意愿的弗朗茨皇帝那样的支持，然而，即使是天使也不能从皇室权力政治的钳制中逃脱出来。

与梅特涅打交道最大的问题，一直还是那些与他有关的诸如警察国家、新闻检查以及尽人皆知的《卡尔斯巴德决议》的联想。但是，如果人们知道，对于梅特涅而言，自由和法律安全也是最为崇高的事物，以上的一切指责就成了矛盾的悖论。在这里，人们遇上了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价值观问题。一个回顾历史的观察者，应从哪里获得他的价值呢？鉴于面对的一直是断简残片的历史遗留，那么，这位观察者能够对那个他要进行评价的时代有足够的认识吗？难道不值得努力一下，先不要戴着大学生协会和汉巴赫庆祝节的、民族的有色眼镜，而是与梅特涅一道，设身处地地回到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中吗？回到当时的欧洲政治家所认知的现实状况中吗？那是与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作者，与爆发针对统治者、大臣以及国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政治暴力所认知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状况。假如今天的各种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在其统治中心遭受攻击，他们会作出何种反应？一个国家应如何处理必须保护其政治家的问题？只允许现代国家这样做或者现代国家必须这样做，而两百年前的革命暴力就仅是一种自由的行动吗？难道可以允许天真地促进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要求吗？就像三月革命之前记者们所要求的一样，即使那样一来，反犹运动以及煽动民众会大肆扩散，也在所不惜吗？难道可以允许不受阻止地号召进行刺杀吗？年青一代应该只唱着那些有关流血与死亡、匕首与刀剑、自我牺牲与仇恨其他民族内容的歌而成长吗？每一个英雄必须马上去死吗？由谁来设置反对这一切的障碍呢？现在我们知道，能够反对这一切的最好方式，是独立的法院和良好的刑法。

为什么偏偏是梅特涅成为社会镇压的化身？——此处是非常严肃地在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考虑一下，他是在普鲁士和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的支持下，并且是为他们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与此时英国人所做的并无二致，英国政治家对德意志内部的措施是表示欢迎的，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欧洲的视角，而且记忆犹新的还有，从法国发出的军队，是怀着何等崇高的目标去横扫欧洲大陆的。而当作为进步人物受到欢呼的拿破仑，完美地、举世无双地策划着新闻检查、警察和密探行动时，从当时欧洲比较的视角看，局势又应该是怎样表现的呢？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如果拿破仑的欧洲卫星国体系赢得了滑铁卢之战，他会放弃上述的所有镇压措施。

在穿越梅特涅的一生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一点教训是确定无疑的：对政治理想，要追问其深层次的、有意掩藏起来的真正意图，同时要将其去神圣化。应该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如果通过这种斗争，他们同时也变得更为富有了呢？如果贵族、僧侣、吉伦特派，甚至最后罗伯斯庇尔本人都上了断头台——以自由和革命进步的名义——那么，人权的价值何在？如果为了其存在需要蓄奴，并且需要剥夺原住民的权利，美国民主党的以及共和党的宪法还算数吗？这个问题连梅特涅都提了出来：当英国派兵去攻打爱尔兰时，他们在欧洲大陆上支持争取自由和立宪运动的行为，还具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吗？当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们庆祝出于宗教和民族的原因刺杀一个公民，而凶手的目的，就是要用匕首让持不同意见的人噤声时，他们主张的新闻自由还有多少可信性？这个凶手当然不是牺牲者。难道每个人都应当像这个凶手一样，按照自己个人的任意判断，就宣布别的人是“人民的叛徒”，并将其斩首吗？如果通读完梅特涅那些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通信——恰恰是那些写给他所信任的人的信——那么，您一样会提出上述的这些问题。不要轻易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因为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两百年，而且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撰写一部传记，就像上一所很好的学校，因为不同于其他各种不计其数的历史叙事形式，这种著述方式恰恰要严格遵循一个特定的着眼方向，它要从过去出发，看到过去那些同时代的人还不知道的未来，这样就将你带进了一种无法解脱出来的方法论上的困境。

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将自己从这种拘禁中解放出来：那就是“原始资料的否决权”（莱因哈德·科塞勒克语）。历史学家必须能够进入到陌生的时代去倾听，必须有计划地，而且要如饥似渴地去研究那些与自己的期待和判断以及成见相悖的事物。……有人问道，是梅特涅的哪些东西这样吸引着你？我的回答是：倾听他如何让人们注意到人类的表达矛盾——通过他的话语和行动，如他是怎样参与时代和经验的，他是如何做到让两百年前的老问题被人们听到和感知到的，让它通过这种迂回的途径，突然能够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举一个例子：1789、1813和1819年的圣战战士与如今的圣战战士在结构上有什么共同点吗？

男女读者们可能最后会原谅这种进入历史方法的迂回绕行，然而只能这样做，其他的方法均已失灵。以在本书中偏偏不是那么特别受宠的拿破仑的看问题方式来看，就叫作：那座统帅山丘，从那里望出去，那场历史性的战斗便一目了然的山丘，必须换一换了。当军队已经在欧洲的，甚至是全球的战场上厮杀时，民族的视角（已经）不灵了或者不会再灵了。

一些命题与问题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研究梅特涅是多么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当你的视野被新的认识解放之后，你就会因此让梅特涅更易于被理解。旧帝国真的只是一个垂死的形象，是一出过了时的化装盛会，还是一个可能的，也是做法正确的、能够给予所谓权力弱小之人生存权的一种法律制度？旧帝国以它的方式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在法律保障的平衡中保持一种超民族的制度，按照梅特涅的解释，是一种比起重建，更容易失去平衡并且更容易被摧毁的资产。旧帝国与后续的德意志邦联处于一种连续的状态中。按照梅特涅的意思，人们可以暂时忘记非理性的“割据分立（Fleckenteppich）”，以及所谓的低效率的地方分治的传统教训，如果人们像他一样回忆一下，这两种组成形式在中欧表现为一种防御性的联邦制度，这种制度有时拥有300000武装士兵（在德意志邦联中），当需要他们时，他们足够强大，可以在穷兵黩武的邻国面前自卫；然而要让他们去进攻不喜和平的邻居时，他们又弱得不可救药。难道不能将此点看作“暴力的大陆”［詹姆斯·希汉（JamesSheehan）语］——欧洲就是这样被严厉指责的——上的政治智慧吗？

那么，当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政治家——首先当属梅特涅——在像1815年维也纳会议这样的大型会议上就一种秩序达成一致，这种秩序首先必须能应付针对所有价值观和所有界限的颠覆，而这种颠覆则整整持续了一代人，难道这不同样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吗？那些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复仇和报复机会的政治家们——就像莱茵邦联各邦和法国巴不得他们放弃的那样——难道不值得尊敬吗？那些放弃了去清算受到的伤害、费用、损失的政治家们，难道不值得尊敬吗？如果以民族的概念去定义国家，对于他们而言还不是很时兴，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时，还能够指责他们是“拿国家去作肮脏的交易”吗？如果不按照人民、领土和皇（王）朝，那么那个时候该怎样去重新将国家归类呢？如果在1815年和平刚刚降临欧洲，就按照民族在国家之间来划分边界，爆发新的战争将是绝对无疑、板上钉钉的事。1848年，人们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火星，因为在革命中，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的和哈布斯堡皇朝的德意志、捷克和克罗地亚的士兵已经向着丹麦、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意大利进发了。如果与梅特涅一起，在大不列颠的岛上，去体验这出被他事先预见到的、不好看的戏剧，并有另一番的感觉，难道不更富于教益吗？

对梅特涅的研究讨论，教会我们认识到，皇室的庙堂礼仪、繁文缛节以及对历史传统的坚持，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对和平的危害——如果认识到，19世纪从革命中，也就是从梅特涅时代中产生的任何一个新的国家，都有一个国王。希腊人和比利时人在七月革命的环境中就想拥立一位君主，而梅特涅让他们满足了，是的，他支持了这一愿望，虽然经常被回忆起的维也纳秩序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对他而言的模范国家英国，展示了自由的制度与一个作为元首的君主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那句流行语是怎么说的：为什么现代国家如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甚至卢森堡、列支敦士登以及摩纳哥，均重视维护他们的公侯、国王以及现在还有的女王？作为小国，它们在国际上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另一样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当然，这些并不是梅特涅的理由，这只是表明，从长远看，皇（王）朝也会发展成一件衣服。“皇帝的旧衣”（芭芭拉·施陶尔贝格-里玲格语）通过其象征性语言的力量，变成了一件新衣。对于理性的梅特涅而言，皇朝在政治制度中不具有情感上的价值，只具有功能上的价值。于他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宪法机构与君主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宪法法院，那么谁具有最后的决定权？皇朝原则的答案是清晰而明确的，如果在19世纪的条件下，拒绝这样的答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俾斯麦上演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对抗普鲁士议会的宪法战争，最后胜出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自由党人。对于梅特涅来说，以哈布斯堡皇朝形态出现的宫廷，在这个多元的国家制度中起着拱顶石的作用，因为这种国家制度由于其本身的多民族特性——两百年前的欧洲特性——看起来更适合作为最后的一级中立机构来发挥作用。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梅特涅都在为这个皇朝操心。他试图维护它，以他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为代价，为此作出贡献。公众舆论将他宣布为“梅特涅体制”的始作俑者，将一整代人的被耽误归咎于他。作为一个细心的报纸读者，他懂得这套暗语意味着什么。他一再地驳斥这个概念，以及与这个概念捆绑在一起的所有判断。如果人们能够向他发问，那他肯定会同意保留这篇关于其生平的鸿篇巨制的最后一段话。让我们赐给他机会，去表达一下他是如何理解“战略家”和“空想家”的吧。在这段话里，他甚至以特别的方式，也将后来为他作传的作家们囊括进来：

“我们从未远离那条通过良法业已标明的道路，我们丝毫不受这个时代误导的影响，这种误导曾一直要将社会引向深渊。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从未因政治变革而得到促进的时代，能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事业效劳，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名字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报道和诽谤的文章中，有着固定的意义。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对于后世来说，要按照我们做出的业绩来描写我们，而为了使后世做好完全由他们支配的这个本职工作，我们认为，应该立刻将这个过程（用“自传体的备忘录”）引导到正确的基础上来。当前，当我们正在写这段文字之时（1829），可以撰写关于19世纪头二三十年所发生的、多如牛毛事件的历史编纂学者还没有出生。很理智的是，不能再要求同时代之人为那些日后将担当这个崇高职业的人去搜集材料。那些人将以平静和不带偏见的心态，去书写已经过去的、真正的历史，而亲身经历过和积极参与过这些历史事件的人，却一直缺乏这种平静与不偏不倚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