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老黄读史（文章原创，版权本人所有，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我国拥有4000多年养驴的历史，但对于驴的起源与驯化并非是本土化养殖结果如此简单。据相关文献调查，作为唯一一种在非洲东北部被驯化的大型动物，驴的驯化原因与其所生存的生态环境与区域状态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我国对于驴最早记载的文献可以追溯到西域有关的典籍，而驴的养殖也具有鲜明的区域性。随着汉朝之后内陆同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联系，驴开始遍布在社会的诸多领域，为人们的出行与社会实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相较于价格高昂的马而言，为何驴却能够成为劳苦大众最常见的劳作工具？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驴在中国古代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1、产量丰富，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张骞的出使西域使得内陆地区与西域的社会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论从商业领域或文化领域而言，这种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都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作为当时西域人民出行主要的代步工具和社会生产工具，驴也带着其特有的区域文化传入内陆地区，日益被人们所知晓。唐朝时期对驴养殖业的重视，使得驴的养殖规模和遍布区域愈发扩大，也进一步促进驴种类的多样化，其多样化的呈现可以从体型和地域特征上分辨。

而其

尽管马的养殖在中国异常盛行，但相较于驴而言，其总体数量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由于战乱的肆虐和社会的混乱，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马始终对军备领域的贡献较为突出，也妨碍了马资源的平民化，使得马市场供不应求。譬如汉朝在初立之际，便面临"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的窘境。由此不难看出战争对马的培育和繁殖起到主导作用。尽管驴和马同属于马科，但由于驴自身的速度和力量的匮乏，使得其很难在战争领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因此，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与社会实践的发展，驴的产量在中国一直处于攀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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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质较强，作用多样

尽管驴自身也拥有其缺陷性，但由于其优势较为明显。譬如在对驴的饲养方面，人们对它的生长情况无须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关注，相反，由于驴杂食性的特点，使得自身免疫力较高，可以抵挡大多数疾病的侵袭与恶劣环境的迫害，所以生存能力极强。再者，由于最早驯化的驴是生活在土地日渐荒芜水源极其稀缺的非洲大陆，因而就其自身生存能力而言，都已然经受自然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由于社会生产条件落后，古代劳苦大众的生活都异常窘迫，而对于其他动植物的饲养并非如同现代一般拥有极大的精力与资源。在这种时代状态下，驴自然能够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和养殖方面的特性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赢得一席之地。换言之，中国传统牲畜中的羊牛鸡都不乏这样的原因。

驴对于人们生产实践最为突出的贡献表现在日常劳作与生产中。由于其自身能够大量地承担粗重繁杂工作，进而可以帮助劳苦大众从劳累笨重的体力活动中得到解脱。譬如成语卸磨杀驴，其中的推磨变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劳动社会实践。除上述功能外，驴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功能也有据可循。譬如唐代所描绘的热闹景象"街衢人物颇众，车舆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从中不难窥探驴车的盛行。

3、形象低贱，价格便宜

相较于传统的马而言，驴在自身形象上的缺陷和外来物种的身份使得驴在传入中国之时便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在后续的社会中形成呆头呆脑与愚笨的刻板印象。再者，由于驴无法应用到军事领域进行作战，因此上层管理者对这一物种的喜爱程度较低，甚至在历史上也不乏有君王借助驴这一西域奇畜来缓解自己的烦闷情绪或寻求刺激。譬如"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借助这番言辞记载，不难看出在封建时代下，驴自身的定格化形象已经成为了劳苦大众乃至君王统治者嘲讽的对象，后来人们又将其等同于昏庸无道的代词。

除了上述所言的人们的既定理念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品中，对驴的艺术加工使得驴自身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恶化。甚至将驴和其他物种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用于凸显有才能的人和庸人之间的差别与沟壑。贾谊在其作品《吊屈原赋》中对驴的拟定，使得驴成为道德低下，手段卑劣，无耻小人的代称。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加工，使得平民百姓对这样的印象持一致赞同的态度。

由上述原因不难看出，驴之所以能够成为小农经济下劳苦大众社会生产实践的劳作工具有其因可循，也进一步彰显驴对于社会生产实践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驴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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