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瑞鹤 尼伯龙根工厂 2018-08-05
1941年9月,建造中的大和号战列舰,关于大和与武藏号的一切在历史爱好者群落中已经形成了被戏称为“大和学”(Yamatology)的学问,自然地,这篇文章就拿这张非常著名的照片镇个楼吧。
之前,“尼伯龙根工厂”的编辑锅炉房老王写了个《德军战车类外文参考书籍选择指南》,在文中,老王谈到了二战德国战车考证的几个常识性的原则,并进行了一些书籍系列的梳理,在文章末尾,老王写到,“下次将由具有多年教师经验的瑞鹤老兄为大家讲讲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关于德军战车的各个子系统科普也在陆续准备之中,敬请期待。 ”
嗯,表示我也不是谦虚,本想敬谢不敏,但老王说了,说公众号已经决定了,就由你来写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于是我就想把这个话题放大一些,立足于二战,讲讲“历史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好了。当然,鉴于老王对于“除二战东线之外关于二战的一切都不是那么了解”,可能我在这篇文章里谈论海军史的考证会多些吧。
是为序。
——————————————————————
如老王所说,我从事教育多年,这是没说错的。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告诉别人正确的思考和叙述方法在我看来是顶重要的。也因为这个,不管对于自己的学生还是公众号的读者,倘若诸位问到“这事情该如何思考”,那么我是有十足的耐心去跟诸位分享自己的经验。但是,如果被遇到“这作文怎么去凑字数”或者“楼主你的资料哪里来的”这种伸手党,那我大约就会一脸黑线,轻则不理,重则拖黑吧。
所以在我讲“历史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之前,先讲讲我的态度,我大约是很没有脾气的家伙,也很少为着一些事情动真格地发怒(甚至最近对巴萨的态度都明显好转了),说起来,在做学问的时候真正值得我零容忍的态度是这么几个,其一是功利主义,其二是反智主义。
先说说功利主义。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你做这个有什么用?”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做学问不共戴天的死敌。对这个的批判,我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更不是对它批判最尖锐的一个。放在教育这个范畴里,窃以为这才是应试教育最大的悲哀。推而广之,很多针对国足的批评也会提到这个功利主义,当然大家也清楚,国足的表现是很多东西的缩影,不可说,不便说罢了。关于功利主义,毕达哥拉斯那个“给学生银币赶走学生”的故事可能诸位都熟悉,联想到笔者小时候听到的一些长辈教诲,什么“那些科学家天天研究蚂蚱腿上的神经有什么用?”,或者“你要明白什么人是对你有用的”这类,感到的只有深深的恐惧和悲哀——做学问和考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有用的范围,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并非是能够和功利主义并存的。
再说说反智主义。大概是许多人在知道“自己需要努力”的一刹那就放弃了,所以很多崇尚一切从简、从快的“快乐XX”(类似的比如几天“学会”弹琴,十天“学会”日语,三天速成Excel“高手”,这种试图制造一种“一切都很简单”的幻象的氛围到处都是),于我看这并不是很好的态度。真正的快乐并非可以来自偷懒,而是来自于认真带来的成就吧。我不认为任何一门学问是可以在几天之内速成的,更不认为那种“每个人都能听懂的XXX”有太多学术上的价值。换句话说,学术是要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进行动脑子的努力”。
行了,如果诸位能够认可这些,就继续往下看,倘若还是觉得我在说些没用的,且令人烧脑的东西,请直接关掉谢谢。
批判性思维和考证:
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批判性思维”性思维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思维手段,很多人都对批判性思维有自己的解读,那么我在这里试图用历史学的角度再叙述一遍。
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是这样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必须基于“对特定证据的解释”,这个证据,可以是文献,可以是考古挖掘所得,还可以是当时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如下图所示: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任何结论的提出必须要根据相应的证据。
这个流程看上去很简单,不就是“根据事实得出理论”嘛,但仔细想想,其实阻碍这个简单过程实现的障碍有很多,前文讲到的功利主义和反智主义是这个简单逻辑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绊脚石,除此之外,牵涉到历史,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话题。比如诸位从中学教科书上总能看到“我国早在多少年前就发现/发明了XXX,比西方早了XXX年”这类的结论。这些论断,倘若是叙述事实倒也没什么,但这些年来,在历史学界愈发有些“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来做的学问,而且任何诋毁了这样“民族自豪感”的言论,必然引来群起而攻之的下场——这绝不是做学问的好氛围。我经常跟朋友讲,比如夏商周断代这个事情,它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对象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但研究目的就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换句话说,在历史领域想要得到靠谱的理论,先把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扔到一边再说,不然一切免谈。
截取自公众号“冷炮历史”留言区——指望在这样的留言氛围下保持平常心还是很难的。有鉴于此,我们的公众号永久关闭了留言功能——只要沾上历史二字,许多的留言大约都如是观吧,二战相关领域尤甚。
除此之外,一个靠谱的理论应该具有的特点是“只进行谨慎的事实判断而不进行价值判断”,简而言之,就是不轻易得出笼统的某某好不好的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资料的查找,得出俾斯麦和大和号的主炮数据,航速,航程的比较,但一个负责任的理论绝不可能笼统地得出“俾斯麦和大和号谁更厉害”的结论。这种斗兽的话题在我看来是没有经过系统教育的体现。换句话说,批判性思维得出的结论可能不那么刺激和有决定性,但这是面对未知事物时应该保持的起码态度——这和许多人那种“就想要个痛快的,就想一下子知道答案”的反智主义态度是相抵触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从小看了太多标准答案之后的思维定式。总之啦,说“考证没有门槛”是不对的,但这个门槛,也无非就是克服种种妄念,学会用事实和证据,谨慎地推断出结论而已。
但得出结论,只是考证的第一截取步而已。这个结论,理论也好,模型也好(许多像我一样的二战爱好者也同时是模型爱好者,注意“模型”这个词本身就有理论的意思),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时候都只能是假说(Hypothesis),在验证这个假说的时候,一般是基于假说提出预测(prediction),然后去寻找另外的证据,看这个预测与证据是否符合。
批判性思维的第二步,基于理论提出预测,并用新的证据去验证,这样的话,一个理论的提出,就是典型的“从事实中来,到事实中去”,批判性思维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受先入为主的意见的影响,基于理论做出的预测倘若和新的证据是一致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有可能是对的(注意只是有可能)。但在很多情况下,理论和证据会不一致,这种时候,有不少人会坚持自己的成见(比如某国厉害,某国坏,某国是逗逼),而拒绝相信任何和这个成见相抵触的事实,这其实和科学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说是迷信亦不为过。在做学问的时候,理论和证据的矛盾一旦产生,最起码要有尊重事实修改理论的觉悟。
比如说大和号战列舰。很多人说到这条战舰,都逃不脱“庞大,笨拙,大舰巨炮主义的末日”这些成见。
那么,战后这么多年,大和号战列舰被日美双方留下的许多影像记录已经都是公开的资料了,如下图这张照片:
1944年10月24日在锡布扬海规避美军空袭的战舰大和。
在这张图中,战舰大和的回旋半径还是蛮小的,并不是如过去的成舰那样的“庞大和笨拙”。倘若能够放下这个成见再去找资料,就不难形成一些新的观点——得益于优良的舰体设计和串列的主副舵设计,战舰大和在26节航速时,其舵面角度最大值可以达到35度,回转直径640米,作为战舰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数据了,绝对称不上笨拙。同样的情况,在德军的虎式和虎王坦克上亦有存在,它们的机动性和灵活程度其实要超过同时期的许多中型坦克。
关于战舰大和的回转直径,一张很直观的示意图。
既然如此,战舰大和拿出这样的回转表现也不奇怪了,此图摄于1945年3月,战舰大和在吴港躲避美军空袭。
关于战舰大和的事情只是个小案例,但我想通过这个小案例说明一下当固有的成见和新的证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时间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或许是好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证据会浮现出来,那么旧有的证据就要随时做好被推翻的准备。按照批判性思维的原则,要想证明一个理论,最起码要有两个互不相干的证据,一个证据用来提出理论,另一个证据用以验证这个理论,也就是俗称的孤证不立。当年王国维提出研究中国历史要讲究二重证据法,所谓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学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才可以被接受。本质上这是由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决定的。诸位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标准的写法是要找出两个以上不同的方面去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如何如何,第二如何如何,这其实也是批判性思维的要求。
笔者当学生时读过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有句类似玩笑的话让我印象相当深刻。如果一只鹦鹉会说“需求和供给”,那么,这只鹦鹉就可以被称为经济学家了。那么类似的,倘若一个人可以试着去明白这些理论和证据的关系,不说此人要成为学者,但起码是在“受过教育的人”这么个框架下进行可以交流的对话了。所谓的考证,我觉得核心就在于这些上文所讲的理论和证据的关系。
类比,一个不得已的手段:
当然进行历史考证的时候,即使遵循了“基于证据的解释提出理论”和“基于理论提出预测,并用新的证据去验证”的步骤,都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原因在于许多时候我们手头的资料非常有限,在这种时候,迫不得已的一种研究方式就是类比(Analogy)。当然,既然是类比,就非常可能出错(比如许多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类比),但问题是,这样的类比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在运用的时候必须特别谨慎。
来看日本航空母舰信浓号的例子。这艘在海上只存在了18天就被击沉的巨舰留下的照片只有一张(出海试航时伴航的油轮上的人员拍摄),还有一幅横须贺造船厂人员根据回忆画的素描(从美术的角度画的还是非常不赖的),这就是我们手头目前能拿到的关于信浓号所有的第一手资料了。
在海上试航的信浓号航空母舰。
1950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根据回忆绘制的信浓号航空母舰素描。
信浓号留下的资料就这些了,至于舰体左侧长什么样子,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资料反映。
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只好进行类比。信浓号的舰体是大和号的三号舰(110舰),那么舰体的许多特征是不是可以参照大和号的舰体布局来做?当然根据日方解密的资料,大和级战列舰的三号舰做了许多的改动,这些改动到底只是停留在纸面,还是付诸实施,实在是不得而知。所以,直接拿大和号的舰体往信浓号上去套,肯定是错误的。
飞行甲板往上,信浓号采用的是和舰桥一体的倾斜烟囱设计(照片看着非常明显),采用这舰桥和烟囱设计的还有航空母舰大凤(也是首次参战就沉没的倒霉鬼),还有商船改装航空母舰飞鹰,隼鹰。其中,航空母舰隼鹰号在战时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并幸存到了战后。所以,隼鹰号的舰桥就成了类比信浓和大凤舰桥非常好的资料,但是这些航空母舰的舰桥肯定存在差别,拿隼鹰的舰桥去照搬信浓号,一样是不可取的行为。
现在能找到的资料中,基本上一涉及隼鹰号的舰桥,一定会在注释中提到和大凤,信浓号的类比。
空母隼鹰号舰桥另一张清晰的照片,这是信浓号舰桥复原必须参考的资料。
在这些资料的支持下,日本的富士美模型公司于2017年上市了新的信浓号航空母舰1:700的模型,虽说这个模型被很多人说成是信浓号的决定版,但厂家也很实在地告诉大家,目前还是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地方——这都是资料缺乏不得已而运用类比的后果。所以,任何做学问得出的理论,其实都是开放性的,当新证据挑战这个理论时,这个理论就要做好被修改的准备。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从科学的视角看,理论只可以被证伪,不可以被证实。信哉此言。
富士美2017年出品的1:700信浓号航空母舰封绘。
富士美在这个模型上的考证成果,注意信浓号的船舵,板件上开出了两个不同部件,旧理论认为这枚主舵和大和号战舰形制相同,新理论认为这枚主舵有自己独特的形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新理论就一定比旧理论靠谱,不然富士美怎么会把这两种结论一并给出呢?
信浓号模型舰桥特写,如果没有对隼鹰号航空母舰舰桥的类比,这个舰桥的复原想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接下来想说两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证据,什么是有价值的理论?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证据。
在历史研究中,能接触的证据大概有这么两类,有意保留下的官修史书或者私人回忆录(我管这些叫“有意留下的证据”),还有不经意间留下的文字记录,包括考古遗迹,以及现场照片(我管这些叫“无意留下的证据”)。一般来讲,“有意留下的证据”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抬高自己,贬低对手之类的),可信度要明显低于“无意留下的证据”。这个通则在进行历史研究和考证的时候是通用的。所谓“有价值的证据”,就是在证据中“无意留下的证据”占的比重多的那些证据。
看几个历史研究的案例,比如说到秦朝的法律。司马迁在史记里对秦国的法律并没有太正面的描述。但考虑到司马迁《史记》中诸多演绎成分,他对于秦法的记录只能被认为是低价值的证据。对秦国法律的研究而言,真正高价值的证据来自于考古发掘,《睡虎地云梦秦简》这样的“无意留下的证据”才是学者解读秦国法律的第一手资料。类似的,对于罗马研究而言,庞贝城发现的许多文书也是价值非常高的证据。
那么回到二战的话题,说说中途岛海战,根据日本的一些参战人员的回忆(比如空母赤城号上的渊田美津雄中佐),“我们的航空母舰调头迎风,甲板上准备出发空袭美国舰队的飞机蓄势待发,只要五分钟的时间,这些飞机就可以全部起飞......但是这时候瞭望哨的声音响了起来——俯冲轰炸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质疑过,日本海军也被看成在中途岛同胜利失之交臂的悲剧形象——问题是,支持这个“命运的五分钟”的全部证据都来自参战军官的个人回忆录,这是一些“有意留下的证据”,是价值不算很高的那一类。那么,当价值更高的“无意留下的证据”出现时,可能相关的理论就要被修改了。
中途岛海战时躲避美军B-17空袭的日本航空母舰苍龙,放大了看,甲板上空空如也。
另一张躲避空袭的苍龙号照片,甲板上同样没有“堆满舰载机和油料”。
以上两张照片拍摄下来的时候,距离南云舰队遭到致命打击已然不远。按照日军航空母舰当时的性能和留下的操作记录,想要放飞一个完整的攻击波(30架飞机左右),从起飞信号发出到最后一架飞机离舰,时间是半小时左右(航空母舰翔鹤号在珊瑚海和圣克鲁兹的战斗详报),绝不可能是五分钟。这还没算在中途岛海战的情况下,要把飞机一架一架从机库提升到甲板,还有九七舰攻一会儿换炸弹一会儿换鱼雷的乌龙了(给九七舰攻装设鱼雷需要一个小时),从这些证据来看,所谓的“命运五分钟”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个案例中,高价值的“无意留下的证据”说服力就是比低价值的“有意留下的证据”大得多。至于那个“命运的五分钟”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那就是另一番话题了。
顺便说一句,作为海军而言,各舰的航海日志和战斗详报可读性还是蛮高的,至少史料价值比后世的回忆录高很多。不过可悲的是,很多人却认为这样的资料可读性差,将其斥之为“流水账”。
这是航空母舰赤城号1942年4月9日的战斗详报节选,在那一天,赤城号派出飞机空袭了英国航母竞技神,类似这样的战斗详报的可靠性远远大于当事人员事后的回忆录,但这样的战斗详报也存在被篡改的可能。
以上是关于有价值的证据,再重复一遍吧,“无意留下的证据”价值远远大于“有意留下的证据”。
那么接下来聊一聊理论,什么是有价值的理论。
首先,不管是理论还是模型,有价值的理论是必须经历“批判性思维”这个闭环检验的,这是底线。在历史研究领域,鉴于证据的有限性,那种“what if”的态度倘若过了头就非常不可取了,近些年笔者听到的一些这样的言论,比如“德军如果有一千辆费迪南能否守住柏林”,其实是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东西,只能一笑置之了。
具体到战争史领域,笔者前些日子在写读后感的时候提到了武器设计的几个准则,形式服从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取舍(Tradeoff)和冗余度(Tolerance),并且拿零式战斗机作为案例讲了一番。如果具体到一个武器的考证,能够通过建立在大量的证据上的研究,得出这个武器是如何做到形式服从功能,如何在一些性能矛盾的时候有取舍,又是如何保证日后改进的冗余度,这样的理论就非常有学术价值。当然除了武器,具体到对一个建筑的描述,对历史上一个制度的描述(比如罗马的雇佣兵制度),能够注意这些方面描述的理论,就是相当不错的理论了。
英国的剑鱼鱼雷机经常是被人嘲笑的对象,但是这种飞机无论是“形式服从功能”,“各性能间的取舍”和“冗余度”这三方面完成的都相当不错,所以可以打满二战全场。
退一步讲,在进行军事武器考证的时候,起码得知道一些主要的部件是干什么用的吧,笔者之前看过一个文案,把坦克外部的随车工具说成是“可以让车组成员下车拿铲子剪钳撬棍同敌人肉搏”之用,这就非常让人无语了——即使是玩梗,那这梗也是够烂的。
再者,一个好的理论也可以进行时间线的叙述,去试图搭建一个族谱(Phylogeny, 或者说Family Tree),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某个事件,受谁影响,又影响了谁?某个型号的飞机和战车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研究二战各国海军史,倘若不知道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那基本就一切免谈)某条军舰在服役生涯中的改造是怎样的?同级的几艘船区别在哪里,这些问题也是很值得去注意的。当然,这个理论的构建也是必须建立在坚实证据基础上的。
非常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和她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一起停泊在贝尔法斯特,事实上,由于泰坦尼克号首航即沉没,网上流传的许多泰坦尼克号的照片其实主角都是奥林匹克号。
两条船船尾形状的明显不同,在国外,研究泰坦尼克号和同级邮轮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认真研读不难去把握不同船的区别。
再者,一个好的理论也可以进行环境描述,去描述同一个环境下不同的元素如何进行相互作用。这点在军事史上的典型就是战场复原。除此之外,战时经济也是蛮有意思的研究话题。
这就是在我看来,一个好的理论大概具有的样貌了。可能说起来蛮复杂的,但对于二战的深入研究来看,考证书籍呢大概分这么几个方向,一个是“战史类”的,一个是“武器介绍”类的,再有,就是战时经济政治和民族背景之类的了。这几种不同类型的考证资料,读者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读哪些。如我所说,读书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太功利的好。同一件事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
关于太平洋战争,三本自己手头的书籍,对应“战史类”,“武器介绍”类和“战时经济政治和民族背景”类的书籍,去了解很多历史事件时,的确需要这些不同叙述方式的资料,这样才能得到相对而言全面的判断。
老王在那篇《德军战车类外文参考书籍选择指南》里提出的几个准则,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作为对自己这种“历史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的回顾。
没有所谓《战车圣经》:没有任何一本“权威资料”,任何一个“考证大神(还有本厂的这几块渣渣)”和《圣经》一样能够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为同一题材只准备一两本考证书籍是远远不够的。 (按照批判性思维的要求,证据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一个理论即使有再多的证据支撑,也很可能被一个相抵触的证据证伪。)
自我鉴别很重要:大神们落实在书上的内容,甚至“某国保存的某车原始的设计/测试/测绘存档”不一定就是真理,而存在谬误的书也不一定整本就全是废话,不要迷信,也不要盲目排斥,要培养自己去伪存真的能力——培养这种能力,除了多读书,多研究照片,别无他法。 (所谓大神在书上写的内容,其实不是证据,而是基于证据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完全可能存在误读证据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
时间是把双刃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再经典,再权威的资料也有被推翻的可能。反之,时间越长,一些真相也就越容易被谬误和都市传奇所覆盖。所以书并不是越旧越好或者越新越好。 (证据对于理论的支撑和反驳是批判性思维唯一去注意的地方,时间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标准型号”是浮云:所谓的“标准型号”(例如:一辆标准的黑豹G型最后期生产型)往往是不存在的,教条应用考证知识不可取。(这种所谓的“标准型号”其实是后人基于原始证据进行解释和归纳的产物,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理论了,既然是理论,那么当然出错的概率非常大)
没有最好的资料:只有最适合你的资料。资料要是不合适的话,考证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证据本身没有什么优劣可分,硬要说的话,高价值的“无意留存证据”和低价值的“有意留存证据”的区别算是一个,但也仅限于此了。)
我想再最后补充一条,那就是任何博物馆的复原成果其实都不那么可信。
一个历史遗物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已经不单纯是“证据”了,而是后人基于证据进行的解释,偏向理论,所以当然有值得怀疑的空间。另外,博物馆在修复文物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拿手头现有的部件凑出来一个完整的东西”的趋势,这样的情况下修复的东西可信度自然是打了折扣——当然,博物馆的复原“不那么可信”不代表其完全不可信,这就回到那个老问题了,要有自我鉴别的能力。
两辆修复过的SWS半履带牵引车,与二战时期留存的存档照相比较,上边一辆还原度比较高,而下边那一辆简直,简直了(借用老王某朋友的口头禅)。
另一则博物馆复原的案例,这架可以进行飞行展示的Fw-190战斗机仪表的顶端原来的弹药计数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不属于二战的现代仪器。
关于历史考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我能想到的大概就这么多。
好了,下面是荐书环节。老王的选书指南虽然很全面,但完全没有涉及到海军考证范畴,那就由我来补充一下,挑一些有代表性的20世纪海军舰船考证书籍说一说吧。
阳炎社(Kagero)的一系列Anatomy of the ship可读性属于中上。彩图绘制的很精美,但要注意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一些对证据的解释,如果拿着这些东西去说,某条船就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是不可以的。
这本关于胡德号的书是旧版,很多图是黑白绘。
这本关于扶桑号的书是新版了,内页全铜版纸印刷,全彩图,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
说到船舶的各部分素描图,田宫出版的军舰杂记帐是别具一格的,算是二战日本海军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吧。
田宫出版的上下两本军舰杂记帐。
另外,Classical Warships出版的Warship Pictorial可读性非常高,尽可能凭借当时的原始照片来说话。原始图片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即使是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在仔细研究的情况下也还是能挖出不少东西的。
Warship Pictorial 中关于约克城号的一册。
另外,日本的光人社和海人社出版的书质量都相当好,有大量的照片辅佐线图来进行解说,唯一的遗憾是全日语,这对于不懂日语的读者来说不那么友好。
光人社的一本书,空母机动部队的打击力,是详细介绍日本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书。
光人社出版的日本航空母舰的百科全书,类似的战舰,重巡的书我也都是有的。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和其他的美国海军权威战史研究机构刊印的英文版太平洋战史也是值得一读的。比如笔者手头的日本海军驱逐舰长原为一的回忆录,还有日本海军中将宇垣缠的战时日记《战藻录》,英文版。
原为一英文版的回忆录。
日本海军中将宇垣缠的战时日记《战藻录》,英文版封面。
笔者手头的几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其中两本德国战列巡洋舰是质量非常高的技术类书籍,左上角的英文版回忆录《从基尔到日德兰》是当值军官的第一手资料,右下角的无畏之海,是章骞老师的巨著,但偏向战史类。
当然作为科普类读物,Osprey的海军系列一贯保持了很高的水准,但之前引进的一些版本翻译的并不算好,所以有条件能看英文尽量看英文。
Osprey的新前卫系列,关于英国的战巡。
Osperey的对决系列,大和级战列舰vs美国舰载机。
另外,Haynes出版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大揭秘》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这艘传奇名舰的资料,虽然引进版的名字略恶俗了些,但整个内容编排,无论是资料性还是可读性,都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希望Haynes可以在这个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出版些其他二战名舰的解剖图。
Haynes出版的《俾斯麦号战舰大揭秘》,名字略恶俗,但整个书质量非常高。
最后,说到海军的考证,海军的信号和旗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考证领域,这方面的资料也是颇为不少的。我自己最近就正在读这样的一本书。
关于海军这块儿,我目前能想到的书大概也就这些了。了——除此之外,如保罗·艾伦一类深海探险家的深海勘测报告也是很可以一读的,毕竟这是目前的我们接触这些真船唯一的机会了。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藏书有多么丰富,充其量也就是九牛一毛的样子。但是历史考证和阅读这些书籍的确可以给我带来许多的乐趣,这也是我写这篇东西的原因所在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