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湟博士著《袁崇焕全传》一书近日由岳麓书社出版。王博士于2010年至2017年求学于我院，获历史学硕士、中国史博士学位。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所讲师，主要研究明清史、中国佛教史。

王博士长期关注明清易代史，对袁崇焕研习尤深。他自本科时便写作有关袁崇焕主持明金议和的论文，后来在我院攻读研究生，于博士在读期间完成《全传》初稿。著名明史专家南炳文、商传为《全传》出版写了推荐信，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以及王博士导师何孝荣分别为该书作序，充分肯定《全传》的学术价值。值此新书出版之际，我们特地推送《全传》的序言、前言以及后记，以饗读者，也向王博士表示祝贺！

序 一

明清之际，风起云涌，天下大乱。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空前的王朝鼎革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一方是勃兴于东北的清政权，一方是崛起于西北的大顺、大西两个农民政权，二者都在与明王朝一争高下。清军入关后，始与大顺交手，后又欲守南明的半壁江山……

俗云：乱世出英雄。在这大乱的年代，豪杰遍地。他们各展才华，各显风采，共同演绎着明清兴亡的精彩故事！

历史总是把丰硕的果实留给那些少数的幸运者，而多数英雄却走向了末路，以悲歌收场。若论结局之惨痛，遍数明清之际的人物，在最不幸者之中，当首推袁崇焕！

袁崇焕以一文职官员的身份，率一旅孤军，固守孤城宁远，于天启六年（1626）打败强悍的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天启七年（1627），袁崇焕再败皇太极之强攻，史称“宁锦大捷”。两度大捷，迫使后金（清）持续十余年的战略推进暂时停止，从而延缓了大明的危亡。袁崇焕创造了明清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明朝对后金（清）战争中获得的仅有的两次大胜利！大明朝野为之欢呼，臣民空巷相庆。然而这个创造奇迹的人，被奉为英雄的人，最终却成了明思宗的阶下囚，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千刀万剐！

袁崇焕壮烈而悲惨的故事，数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感动了无数人。连乾隆皇帝都对这个曾是清朝死敌的人也表示敬畏，特派官员访其后人，给予优待！

在学术界，袁崇焕一直是备受明清史学者关注的人物，其研究者、评论者层出不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掀起了袁崇焕研究热潮：在他的家乡广西藤县（一说广东东莞），在他大败后金的兴城，学者们曾多次举办大型研讨会；政府为他建纪念馆，在兴城火车站旁为他塑立全身戎装的塑像！相关研究成果，如文集、论著、资料整理，在学术界不胜枚举。到90年代后期，研究热潮开始消退，并逐渐归于沉寂。这是否可以说，对于袁崇焕的研究已经完结，没有问题可以研究了？

恰恰相反，有关袁崇焕的诸多问题，仍旧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袁氏籍贯之争孰是孰非？“五年复辽”有无可能？与后金“和谈”是何动机？与阉党有无关系？特别是为何诛杀毛文龙？毛氏是否该杀？还有，袁崇焕因何惹来杀身之祸？他的性格与他的惨死有无关联？该不该评价他为民族英雄？这些论题学术界说法虽不少，但大多悬而未决。

袁崇焕是个复杂的人物，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可惜，近些年几乎无人问津了！袁崇焕研究似乎已陷于停顿。何以至此？这与当前学术风气败坏息息相关。一些人避开难度大、理论性强的重大问题，专拣易于操作又不复杂的小问题。用学术界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把历史撕成“碎片”，不再研究大而难的问题。如上已列出袁崇焕研究的几个大问题，大抵是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在我也久别袁崇焕研究之时，忽然有一位青年学子，将一部厚厚的书稿送到我面前。这部书稿就是《袁崇焕全传》（以下简称《全传》），这位青年学子就是本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王荣湟。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不过是刚入学一年的在读博士生，竟然写出了这部数十万言的大著！他向我讲述了他写作这部书的动人历程。准确地说，他研究袁崇焕始于六年前，那时，他还在读大学四年级，读了不少关于袁崇焕的研究论文，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搜罗史料。随着史料积累渐趋丰厚，他对袁崇焕的兴趣有增无减，以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给袁崇焕写一部传记”就成了他强烈的心愿。决心已下，志在必成！

一进入硕士生学习阶段，荣湟便真正开始着手撰写。边研究，边撰写，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了希望。对于一个初涉史学的青年学生来说，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立传，其难度之大不难想见。即使由一个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学者来写，亦非轻而易举之事！

荣湟完成硕士生学业不久，其《全传》已初步完稿成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再修改，再定稿，终于成书。岳麓书社胡宝亮编辑慧眼识珠，将书稿要去，准备出版。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拿到这部沉甸甸的书稿，不禁感叹：辛苦之至，难得难得！我年年参加博士生答辩，所见论文一二十万言，多则三十余万言，花上一二年时间完成，已经很了不起了！唯荣湟始自大学，经硕士而入博士，经时六年而成书！其历时之久，付出之巨，堪称非凡！古今人生之理，举凡成功皆始于勤奋。没有勤奋，一切都无从谈起。《全传》之成功，应是勤奋的结晶。但勤奋未必成功，还需要伴之以其他条件，如处人之道、治学方法，以及机遇、客观条件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成功的因素。可以想见，荣湟勤奋之中必施以各种巧妙方法，才能一举成功！

《全传》分八章，从开篇的《洒血请缨》，到第六章《悲惨结局》，写尽袁崇焕请缨守关、辅佐孙承宗、巡抚辽东、督师蓟辽、斩杀毛文龙、磔杀西市等重大人生经历，至详至尽，略无遗漏。写人物必写其个性能力、素质、道德品质等，方能真正显现传主人物的真相真貌。但事实是，已出版的诸多传记并非都能做到这一点。荣湟之明智，恰恰是在大多数人都忽略的方面下足了功夫，将袁崇焕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如见其人！毫不夸张地说，已出版的有关袁崇焕之传记都无法与之比拟！简言之，在翔实方面《全传》独领风骚！

《全传》附录中明末辽东督抚镇道官表与袁崇焕年谱内容翔实，为他人研究袁崇焕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治史之难处，首在搜罗史料，以搜集全为最好。要把已知的、相关的史料搜集起来，是最为繁难的事。而在搜罗史料中，不断去发现新史料，犹如沙里淘金。令人惊叹的是，一个正在读大学、读硕士的学生，在短短的几年中，竟搜集到了三百余种主要史料，包括明清官方档案、官书、时人笔记、各类文集、方志、谱书以及当代学者各类有关袁崇焕的研究成果，应有尽有。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有关袁氏的论著，其所用史料，论数量、论种类没有一个比得上这部《全传》。总而言之，《全传》所涉及的每一个史实，皆有史料为据。以史料实证史实，是《全传》最为成功之处。而以史料考订史实，更是治史功夫中的硬功夫。《明史》一向为后世学者所称道，但荣湟并不盲目轻信，对其《袁崇焕传》一句一句探究，找出该传史料的史源，注意核对，找出其中时间、地名、人名、官职、事件、数字等错误共数十处，逐个订正，史实遂清。例如，袁崇焕为阉宦魏忠贤所建生祠是何名称，记载不一，难辨真伪，荣湟费尽苦心，终于找到袁为魏请建生祠的奏疏原文，始知其名为“元功祠”，多年疑问一朝解决。《全传》的一个独特之处是采用西方心理史学方法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来解读袁崇焕的个性和心理活动，把袁崇焕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全传》还有多处成功的考证，构成本书的又一特色。

近年来，学界有些不良现象，少数学者不肯用功去搜史料，而是走捷径，从网上抄录，甚至抄袭他人的成果，东拼西凑。究其因，就是不愿吃苦，不愿去认真读书！荣湟不为眼前假象所诱惑，亦不受当前坏风气的影响，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啃史料，就使他与那些学风败坏者划清了界线。这反映了荣湟学风端正，坚持求真求实，表现出一个治史者的良好素质。

《全传》的语言文字也值得称赞。历史人物传记之优劣，还必须用语言文字之优劣加以界定。不论学者的学术水平有多高，都必用文字来表述。故文字之运用，才是检测作者水准或书的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全传》的可贵处，在于语言不“西化”，就是不用西方式的语言风格，也不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的语言风格，写事写人，通俗易懂；分析史事时少用或不用学术性的专业用语，而是用普通的书面用语来书写每一件事。所以，我读《全传》通畅无阻，尤无晦涩费解之语。

文字功夫，必假之以时日，不断磨练才能提高。荣湟磨练的时日不长，但其文字的运用却很老到，同一个成熟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人们或许以为此书是老学者写的呢！

写了这些文字，我并未过多地谈及他在《全传》中所表述的种种观点。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事，不能尽以本书的观点为是，而完全否定他人的见解。荣湟所做的是用丰富的史料，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论证，得出了他认为正确的结论。比如，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整个事件叙事之详已成为全书内容的一大重点，任何一部一部同类书都无法企及。这些论证正确与否，读者可自行做出判断，而我就无须一一做出肯定或质疑的评判了。

作为一个在读的博士生，荣湟能写出一部达到出版水平的人物传记，令人惊喜又惊奇！这部《全传》充分展示了荣湟的史学才华，即对历史有很强的感悟能力，驾驭史料，运用文字，已然畅达如行云流水，确已超过了他的年龄之限。这主要是得之于经年的刻苦磨练。我想，荣湟的学术实践，适可成为所有青年学子们仿效的榜。

当然，《全传》并非完美无缺，在一些方面仍然有稚嫩的痕迹，有的论说尚欠严密，谋篇布局、详略取舍或亦有失衡之处。但这些不足，并不妨碍整体的架构与对问题的基本评估。相信读者会读出其中的优点与不足的。

荣湟博士将《全传》书稿示我，并望我为本书作序。我很乐意为青年之助：一则为其大作完工表示祝贺，二则先睹为快，学到了新知识。读后有感，是为序。

李治亭

2015年7月9日夜 序于北京神州数码大厦

序 二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十七世纪上半叶无疑是一个改天换地的重要时期。自16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相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掀起浪潮，封建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崛起，成为西欧霸主。至17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新霸主。

此时的中国也走到了天崩地坼的明清易代之际。明朝建立于14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上半叶，时当神宗后期及光宗、熹宗、思宗统治，政治上极其黑暗腐朽，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擅政，廷臣党争攻讦；经济上大小地主对广大民众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和掠夺，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的民变、起义蜂起，尤其是爆发于陕西的农民起义，星火燎原，迅速蔓延各省。与此同时，后金（清）崛起于辽东。经过萨尔浒之战（1619）、辽沈之战（1621）、广宁之战（1622）等数十个大小战役，后金军所向披靡，后金如卷席般占有全辽，并迁都沈阳，窥望关内。明朝军队屡战屡败，将惧兵恐，逐渐被压缩到辽西走廊的狭长地带，全辽几乎尽失。在这种危急惶恐的关头，辽东明军迎来一位卓越果敢的将领——袁崇焕。他奉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的战略方针，营建宁远城，构筑关宁锦防线，恃坚城利炮，指挥得宜，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接连挫败亲自领军来攻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痛击此前战无不胜的八旗兵马，取得抵抗后金作战的空前胜利，让人们看到一丝扭转辽东败局、挽救明朝危亡局面的希望。后金兵无法逾越关宁锦防线，遂兵向西指，于崇祯二年（1629）冬绕道漠南蒙古地区，毁长城而入，从北部侵入京畿，并围攻北京城。袁崇焕千里驰援，因“五年复辽”诺言不能兑现，加上后金施以反间计，终被思宗逮捕杀害。其后，辽东明军再难抵挡后金（清）军的进攻，明朝在农民起义军和后金（清）军的两面夹攻下灭亡。因此，袁崇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以一身存亡关系明清两朝兴亡的关键历史人物，其被杀也被后人目为明朝自毁长城，研究袁崇焕无疑对解读天崩地坼的明清易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王荣湟有鉴于袁崇焕研究的重要意义，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考辨，撰成《袁崇焕全传》（以下简称《全传》）。此书立足于明清兴亡的大背景，全面深入地考察袁崇焕的家世、生平和身后评价，全景式展示袁崇焕这位抗金名将、民族英雄的赫赫战功和悲剧命运，以及明清战争的波澜画卷。作为《全传》除作者之外的第一位读者，我觉得它起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全面展示袁崇焕的人生经历、是非功过。作为一部研究袁崇焕的历史传记，本书细致地考察了传主袁崇焕的传奇一生，从其出生、入学、科举、出仕，再到他请缨守关、巡抚辽东、督师蓟辽、赴援京师、被囚被杀，对袁崇焕四十七年的人生经历和活动，皆娓娓道来，脉络清晰，叙事详明。特别是，荣湟抓住袁崇焕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守辽时期，重点阐发这一时期袁崇焕的军事主张和思想、抵抗后金的事迹与战功，评价其功过是非。不仅如此，荣湟还剖析了袁崇焕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性格特点，并结合当时的朝政、军事格局，总结其历史地位。这样，全书就把袁崇焕这位抗金名将、悲剧英雄完满地展示给读者，使人们看到一位鲜活丰满的袁崇焕，对明清易代的原因、进程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袁崇焕传记，同时也可视为一幅明清战争史、明亡清兴史的画卷。

第二，考证辨析，新论迭出。荣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对袁崇焕、明亡清兴产生兴趣。进入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得以充分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以及外地资料，进一步深入研究。他梳理和总结百年来袁崇焕研究的状况，把握袁崇焕研究的重点、难点、争议点、空白点，最大程度地搜集袁崇焕相关资料，对袁崇焕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研究。例如，书中对于袁崇焕籍贯的考证，指出他生于广东东莞，客居广西平南，读书考试注籍广西藤县，可平息数百年来关于袁崇焕籍贯的争论。再如，对于袁崇焕被思宗逮捕杀害的原因，明末清初一直流传袁崇焕“谋叛通敌”说，迨清修《明史》出，后金施以反间计说才为人所知，并一直流传至今，为学界和社会各界普遍接受。荣湟通过考证，指出袁崇焕“五年复辽”诺言的破产和“己巳之变”前后的军事失误才是其被杀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官员、宦官的进谗、陷害，加剧了思宗对袁崇焕的仇恨，从而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袁崇焕身上，最终将袁崇焕定性为“谋叛”，处以极为残酷的磔刑。“袁崇焕案的实质用一句话来总结，那便是：国法难容，刑浮于罪。”这一结论，也可以廓清百年来关于袁崇焕被杀原因研究的各种说法，令人信服。像这样的考证辨析，书中俯拾皆是，可谓新论迭出，大大推进了对袁崇焕个人、明清战争史的研究，从而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明史学会原会长南炳文教授、商传教授、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李治亭教授等学术大家见荣湟书稿而欣喜，或作推荐信，或撰写序言，皆予以高度评价。

第三，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角度，剖析独到别致。荣湟喜读书，涉猎广泛，努力汲取当代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营养，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如，他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指出“袁崇焕是一个具有高成就动机的人，他自视甚高，有着远大的抱负，平稳安逸的工作难以满足他的事业心；他喜欢挑战，敢于冒险，那些具有难度的工作才能带给他自得的成就感和非凡的优越感。这一性格特点决定了袁崇焕一生的功过生死，成为袁崇焕悲剧英雄命运的决定因素。再如，斩杀毛文龙一直是明清以来诟病袁崇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传统观点认为，毛文龙占据东江，对后金加以袭扰，起到了很好的军事牵制作用。但是，荣湟运用军事学理论，认为毛文龙在天启年间尚能积极抗击后金，立有功勋，至崇祯年间则沦为不受节制的割据军阀，其对后金的袭扰根本无法给后金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更从未起到理想的牵制作用。袁崇焕为了严肃军纪，统一事权，消除边疆隐患，设计诱杀毛文龙，整编东江军伍，并无不妥。这些多学科知识和角度的分析，说得上别开生面，独到深入。这也使作者的研究角度、深度大大超过前人，结论更为公允科学，提升了全书的学术价值。

第四，穷尽相关史料，论从史出。研究历史，史料是第一位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史料，再好的史学家也难以研究，更别说写出一部信史。对于袁崇焕研究来说，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史料缺乏，一来明清之际的史料多被篡改、焚禁，二来有限的史料不能流通和很好地被利用，三来域外史料难以利用。因此，此前的袁崇焕研究虽然出现过几次热潮，论著不少，但囿于有限的史料及认识水平，内容多狭隘简略，研究深度不够，观点因袭老套，且存在不少疏失错误与待商榷之处。近二十年来，由于古籍大量影印出版和电子化，许多此前所难见或未见的史料，包括中国及朝鲜的官书、私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档案、家谱、碑刻等文献，现在基本都可以方便地利用，从而使荣湟全面深入地研究袁崇焕和明清战争史，写作一部详实可信、与时俱进的袁崇焕传成为可能。荣湟用力甚勤，广泛搜罗史料，基本上穷尽了袁崇焕的相关史料。在此基础上，荣湟考订辨析，论从史出，去伪存真，超越前人研究的局限，从而在明清史研究征途上树立起一座全新的袁崇焕研究的里程碑。

第五，注重趣味性、可读性。鉴于学术著作多晦涩难读，荣湟在写作本书时，力戒刻板冗长的叙述，避免大段征引史料，试图运用流畅直白的语言，通过引人入胜的叙述，使全书更具趣味性、可读性。尤其是全书叙议结合，寓褒贬于其中，把作者自己的喜怒哀乐巧妙地融入字里行间，使读者跟随其笔触，进入明清战争的血雨腥风中，或为袁崇焕取得守辽胜利而击节赞叹，或为其被杀而愤慨悲痛，或为魏忠贤攘功肥己而怒发冲冠，或为明思宗自毁长城而惋惜唏嘘，以至于不能分辨袁崇焕、魏忠贤、明思宗等究竟是古人，抑或是站在读者面前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学术著作，自然让人爱不释手。

我与荣湟的交往，开始于2010年他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他本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经济类专业，但却对可以赚大钱的热门本专业不感兴趣，而于可能贫苦一生的冷门历史专业情有独钟。几年之间，他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上，尤其对袁崇焕事迹和明清兴亡史着迷，确实有点另类。硕士生笔试后，历史专业出身的几位考生都被其他导师分走，荣湟这位“门外汉”被分配给我作学生，因为他非历史专业出身。我开始不太愿意，但想到此前一位法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来攻读明清文化史硕士生也很优秀，也只好应承下来。面试时，他滔滔不绝，大讲明清战争和袁崇焕，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阐述自己的心得，使我们几位老师大大称奇。录取以后，他暑假就搬着行李来到南开大学，借住师兄宿舍，开始读书学习。我让荣湟阅读《明通鉴》，荣湟分类抄录《明通鉴》成笔记十数本之多，借此对明朝历史大事有了一般的了解，也为他写作袁崇焕传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针对荣湟读书的情况，我破例对其不加以严格的规定，而是随其意愿读书研究。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我们当初的判断和预想是正确的。荣湟勤奋好学，聪慧灵敏，很快就从历史学的门外汉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殿堂，先后在《明代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论文，参与《明朝宗教》一书的研究和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兼论袁崇焕之斩帅》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硕士论文，这样的表现和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2013年，荣湟希望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院组织面试，荣湟再次忘我地阐释自己的研究成果、未来计划，侃侃而谈，虽然几次超过规定时间而被打断，但仍然得到了所有面试老师的肯定和赞赏。进入博士生学习阶段，荣湟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勤于研究，勇于创新。这本书的写作，实际开始于2012年春。至此，他又继续研究和写作本书，至2014年夏写就初稿。我阅读初稿，建议荣湟删繁就简。荣湟于是又花了一年时间进行书稿的删削、增补、润色，终于使篇章结构更加合理，行文也更加简练。“立言”是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荣湟以写作袁崇焕传为职志，并不想草率地结稿完篇，他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不断地修补书稿的缺漏，以写作“藏之名山”的经典著作自勉。

本来，荣湟准备博士毕业论文继续进行明清战争史研究。我们设想，如果他能在明清战争史方面写成三部有分量的专著，自可立足于学林。但开题报告会时，南炳文教授提出希望他另辟蹊径，选择其他新课题，并表示对他寄予厚望。在几位老师的鼓动下，荣湟毅然决定选择清代僧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进入清代佛教这块处女地，作拓荒式的艰苦研究。

《全传》实际上是荣湟此前近十年的研究结晶，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在书稿即将付梓，嘉惠学林，我十分高兴，欣然写下这篇文字，一来向学界和读者推荐，二来向荣湟道喜，也期待他未来的博士论文能够更上层楼，对明清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何孝荣

2015年7月21日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前 言

谈及明清鼎革的战史，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味的历史人物。尽管各为其主，也有成败得失可指，但他们都以显赫勋业和英雄事迹活跃闪耀在时代舞台上。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有些人被慢慢淡忘，不过有一些重要的人物非但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还长期得到后人长期的膜拜纪念。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袁崇焕之所以长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不仅在于他是建有突出功勋的抗金（清）名将，而且在于他感人的爱国精神和人格魅力，此外，和他惨遭磔死、不得善终的悲剧命运也有重要关联。他作为一位对国家赤胆忠心且战功赫赫的疆场统帅，却被诬为“谋叛欺君”的“叛徒”，被处以残酷的极刑，这种悲惨遭遇与南宋名将岳飞颇为相似，无疑给予后人强烈的情感触动，并使同情他的人将愤怒的洪水向类似于赵构、秦桧之流的昏君奸臣宣泄。由于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因而有人誉其为“东莞岳飞”。然而与岳飞相比，袁崇焕无疑是一个更悲情的英雄。他的悲剧除了体现在生命结束的方式，还表现在他死时并未得到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同情，被夹杂亡国余恨的易代史家极力贬低。直到清修《明史》，公布后金的反间计，人们才给予他公正的历史评价。

袁崇焕身上除了悲剧英雄的光环，还有许多围绕他争论不休的话题：当时明朝在辽东战场上屡战屡败，他为何能够在宁远、宁锦之战中接连挫败后金军？宁远战后，他一意孤行，遣使吊丧，并力排众议，与后金媾和，是非何在？他生性孤傲耿直，高官厚禄视若等闲，却为何上疏称颂阉党，并为魏忠贤建有生祠？天启、崇祯之交辽东战局对明朝已经极为不利，他却对明思宗许下“五年复辽”的承诺，到底是胸有成竹，还是孟浪大言？他以雷霆之势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功罪何如，斩帅之举应作何等评价？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军入塞，他统领援军，部署战守，却让后金军直犯阙下，后金军入塞并兵临京师城下，袁崇焕应承担多少责任？他千里驰援，血战京师，却在关键时刻被逮下狱，数月之后更命殒西市，到底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位爱国者的悲剧？明末清初，同情他的人视其为精忠爱国的名将，鄙夷他的人却毁其为秦桧之类的乱臣贼子，真实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清初以降，关于他的死有“明朝自毁长城”的说法，清末民国时更有人将其被杀作为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他的死到底对明朝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对他的历史地位又该如何评判呢？

袁崇焕之所以会存在许多争议，可分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类。主观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袁崇焕本人特立独行、不避忌讳、敢作敢为的一贯作风本来就容易引起时人和后世的议论；二是袁崇焕一生有功也有过，他的一些行为举措存在明显问题，有令人置喙之处。客观原因则包括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一是明末急剧变动的战争形势和朝廷政局。如毛文龙案在斩帅之初舆论一致对袁崇焕加以肯定，可是在“己巳之变”发生之后，毛文龙案却出现了反复。又如在明末党争的影响下，袁崇焕被人为地罗织罪名，以致扭曲了历史真相；二是政治因素的干扰。明末清初，在钦定罪状的诱导下，袁崇焕被视为“通敌谋叛”的“逆臣”，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真实，结果导致袁崇焕的历史功绩被全盘抹杀。三是史料的不完整性与主体性。由于明末战乱、清廷禁书，保存下来、能为史家利用的史料往往零散、雷同、单一，关于袁崇焕的一些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史料不多所致。例如清前期由于清人档案中的反间计被采入正史，袁崇焕的钦定罪状才被彻底推翻，由此可见，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人物评价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明季私史常常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许多记载或是道听途说，或是臆断捏造而成，结果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局限性。因而那么多诋毁袁崇焕的明季野史不可轻易取信；四是史家研究局限。历史研究是史家主体为探求历史事实客体而与史料中介客体进行互动的间接认识活动，史家对史料的占有、采择、加工直接影响历史事实的构建。清末以来许多关于袁崇焕的研究未能建立在广泛的史料基础上，又注意不到史料客体的历史局限性，这样一来其研究实践必然带有简单化、绝对化、主观化的倾向。

近代以来，袁崇焕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以一身存亡关系明清两朝兴亡的关键性历史人物，所以从20世纪初明清史研究起步开始，袁崇焕研究便是明清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袁崇焕研究热，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个时期的袁崇焕研究是在当时的史料条件下进行的，虽然深度、广度都超过清末民国时，但是囿于有限的史料，研究水平尚待提高。与认识水平相关联，当时出版的袁崇焕传虽然数量众多，但难以令人满意的是这些传记原始材料较少、内容狭隘简略、研究深度不够、观点因袭老套，且存在不少错误与待商榷之处。

近二十年来，在古籍大量影印出版和数字化的研究条件下，许多八九十年代所难见或未见的史料现在基本都可以找到。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库系列丛书影印出版了许多国内大型图书馆收藏的重要、珍稀的明清史籍，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各省市图书馆、档案馆也相继出版了特藏的官书、私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档案、家谱、碑刻等文献，为我们利用古籍提供了很大便利。韩国历史文献的影印出版和数字化整理则大大便利了中国学者对域外史料的利用，如《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燕行录》，还有《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很难利用到，而如今这些史籍已有全文检索版。新史料的涌现意味着目前袁崇焕研究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所以，为了澄清袁崇焕功过，并推进袁崇焕研究和明清战争史研究，写作一部翔实可信、与时俱进的袁崇焕传实是当下袁崇焕研究的紧迫之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袁崇焕研究逐渐退潮，但到2005年，阎崇年的《袁崇焕传》这本重要的著作问世了；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影响，袁崇焕的功过问题在民间依然讨论热烈。民间历史爱好者的持论虽然未必具有学术价值，但是由于著书立说而影响广泛，已经造成对学术界的冲击。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象牙塔，而应将研究成果向学术圈外传播，借以提升社会民众的历史认知，这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和目的之一。在当下各种诽谤袁崇焕的荒谬古怪的言论充斥民间之时，将个人研究心得与普通大众分享，以正民间视听，这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每个袁崇焕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最初关注袁崇焕是在本科时观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后，我开始广泛接触袁崇焕研究的相关论著，并通过各种出版物和古籍数字化检索系统收集相关史料，在此基础上，对于袁崇焕研究的相关问题逐渐有了点心得，因而着手写作这部《袁崇焕全传》。我希望本书能够在占有广泛史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发展百年袁崇焕研究的成果，全面深入地研究袁崇焕的各个问题，力争还原一个接近真实的袁崇焕。这对于我将来进一步研究明清战争史和明末军事制度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支点。

袁崇焕一生的活跃期主要是生命的最后十年。所以，本书以大篇幅论述这十年间袁崇焕的守辽功过及是非。为更好地了解袁崇焕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背景，本书追述了明朝的衰落、后金的崛起以及明金战争的进程。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袁崇焕守卫辽东的政治环境，本书适度地论述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明朝政局的变动及其对辽东战局的影响。由于袁崇焕的历史评价从明末以来经历了巨大变化，本书又论述了袁崇焕身后评判的演变，有关袁崇焕籍贯、后裔的争论，并探讨了明末以来官方、民间对袁崇焕的纪念活动。此外，本书在最后一章讨论了袁崇焕的家庭生活、社会交际，并对袁崇焕的性格、能力、历史地位、道德品质等方面进行总结评价，以期对袁崇焕的一生功过有全面的把握。出于避免重复和影响连贯性的考虑，本书不采用专题讨论的行文结构，而是以时间为序，铺叙袁崇焕的生命历程，在适当的地方论述袁崇焕的籍贯、家庭、后裔、人际关系、遗著遗物、官方民间纪念活动等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力争兼顾科学性和趣味性、学术性与可读性。首先，本书不仅叙述了袁崇焕曲折跌宕的传奇一生，揭示了他独特的个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毫不避讳地指出袁崇焕的军事失误、个性缺陷及军事素养的薄弱环节，以期使袁崇焕的形象更加饱满真实。其次，本书围绕着袁崇焕的守辽事业，又以适当篇幅叙述了同时代激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以及摄人心魄的战争场面，对熊廷弼、孙承宗等人的守辽事业也有所涉及。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毛文龙案的复杂性和对评判袁崇焕功过的重要意义，本书也用了一定篇幅来论述毛文龙抗金斗争的功过，对袁崇焕斩帅的原因及是非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探讨了明末以降毛文龙案出现反复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故本书或许可以说是一部以袁崇焕为中心，包括熊廷弼、孙承宗、毛文龙、朱由检、努尔哈赤、皇太极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明清战争史。再次，从研究方法看，本书主要采用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判断都建立在比较分析、审查考订多方面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不凭空捏造、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以使观点符合客观实际，且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除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本书还适当运用了军事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辅助研究，一方面借以剖析历次相关战役的成败得失和战争策略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用以评析袁崇焕言行举动的心理活动过程及其个性的独特构成。最后，鉴于许多学术专著晦涩难读的问题，本书采取叙议结合的写作方式、流畅直白的写作语言，力求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追求行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以期雅俗共赏。由于自己初涉史学，水平有限，还请读者评判指正。

2015年4月23日于南开园

后 记

袁崇焕是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袁崇焕传记不下二十部。2010年，我做袁崇焕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便发现现存的袁崇焕传多难以令人满意，读罢全书，或者索然乏味，或者错误百出。有些通俗读物充斥着虚构和想象，有的诋毁袁崇焕的小说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不堪卒读。从那时起，我便立志写作一部立足于全面总结、发展前人研究成果的袁崇焕学术传记。

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我在导师何孝荣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袁崇焕传为毕业论文选题，于2012年4月开始动笔写作。遗憾未能按期完成，只好以刚写就的斩帅一章稍加删改，题为《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兼论袁崇焕之斩帅》，提交作为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我继续钻研、写作，经过一年努力，终于2014年立夏时节完成袁崇焕传的初稿。从2014年5月开始，我暂时搁置博士论文的写作，断断续续地对初稿进行数十次修改，大到一节一段的改写，小到一字一词的斟酌，不歇停地查缺补漏，尽可能达到我目前的最高水平。2015年7月，书稿终于基本定稿。古人云文不厌改、精益求精，书稿确实是几经审订。

本传得以顺利完成，需要感谢很多人。我的导师何孝荣教授是明清史和佛教史领域的专家，2010年我本科毕业，负笈来津，有幸成为老师门下弟子。六年来，老师一直在学习、生活、做人等方方面面教诲我、关照我、扶持我。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及时地向老师汇报写作进展，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便向老师请教、求助。因此，这部书稿从确立题目到篇章结构、史料解读，再到分析立论、遣词造句，我都和老师反复商榷过。我初涉史学，缺乏写作经验，在篇章布局、详略权衡等方面有所失当。老师通读了全文，提出了不少有益的修改意见。如斩杀毛文龙一章原稿共有十余万字，在老师的强烈建议下，我最终以袁崇焕的行动为主干，将毛文龙功罪融入斩帅行动的分析评价中，并删去与主干内容关系不大的枝叶，从而避免了喧宾夺主。又如书稿讨论袁崇焕之死对明末政争、辽东战事的影响，对崇祯后期的政局变动、明清战争的具体经过论述过多。老师敏锐地指出问题所在，我采纳老师意见，以袁崇焕案的影响为中心，对这两个部分皆加以改写。可以说，正是在老师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之下，我才勉力完成书稿的写作。

完成初稿之后，经由师姐崔靖介绍，我结识了清史名家李治亭先生。我几番拜访李先生于北京寓所，请教相关学术问题，每次都获益匪浅。李先生谙熟传记写作方法，其才思，其文笔，一直为我所钦佩。书稿初成之时，篇章题目多未准确，李先生教导我要以传主的事迹为主线进行谋篇布局，和传主事迹关系不大的部分应该删去。我接受李先生的意见，对书稿的篇章标题多有改动，乃至具体内容也大加删改，书稿因此焕然一新。李先生工作繁忙，特地抽空为书稿作序，这又使拙稿增色不少。

明史名家南炳文先生、商传先生都是明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于百忙之中为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写了推荐信，这部书稿才得到付梓行世的机会。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惠寄新版《袁崇焕集》，并为我誊抄《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我才能利用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以补书稿之阙漏。对于这些前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我会感激知遇，铭记于心。

岳麓书社历史编辑部副主任胡宝亮师兄、王康师弟为了拙稿的出版、编辑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拙稿能够出版和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李先生和何老师在序中对书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把这些评价当作对以往学习的肯定以及师长对后辈的提携，并没有将书稿存在的错误和不足抛于脑后。我知道任何史学著作都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一是历史认识活动本身的主体性所致，二是因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实践难以脱离时代条件、史料条件、主观条件的制约。由于这种主客观的局限性，即便是最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其历史认识的探索活动也会出现错误和问题。正因如此，对于任何研究成果，不能因其不足而加以苛责，更重要的是要抱以敬畏的态度看其有何创新，相比前人有何突破。因为这种创新和突破才是构成历史认识不断深化的动力和源泉。而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怀着冷静、客观的态度，承认缺陷、错误的绝对存在，多做自我批评，而不是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想这才是一个学者对待前人和自己研究成果的应有态度。

我之所以写作并出版这部袁崇焕传，并非认为它有多么完善，或者取得了多少成绩，而是把它作为我六年来学习研究袁崇焕的心得，向研究袁崇焕的学界同仁请教，以期将袁崇焕研究引向更深入的领域。我明白由于我学识有限这部袁崇焕传肯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不吝赐正，将来有机会我会在修订本中修改完善。

2015年7月底于南开园

上图为作者与袁崇焕塑像的合影

编辑：王 顺

校对：张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