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字雨亭，奉系军阀首领，尽人皆知的“东北王"。

01、 赌徒出身 生性顽劣 屡教屡殆

清朝道光年间，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因直隶河间府一带发生灾荒，携全家老小出关谋生，落户辽宁海城，给当地地主当雇工，维持一家的生活。

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张作霖出生于辽宁海城县西北小洼村。其兄弟三，大哥张泰、二哥张孚，他排行老三，名张霖。后每人又加一个“作”字，名叫张作霖。

张作霖童年时，家中甚贫困。其祖父张发死后，家中仅有土房三间，地无一垄。其父张有财终年在外，设赌抽头，靠此来维持全家生活。自古赌场祸事多，1883年春末夏初，张有财久出未归，后来发现被一个姓王的赌徒杀害。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因家贫穷，无力告状，只好忍气吞声，在邻人的帮助下将张有财草草埋葬了事。张有财死后，张作霖母子等人生活更无着落了，王氏不得已将三间土房变卖，作为路费，投奔黑山县南乡赵家庙东沟子娘家，在这里靠次子张作孚给人家扛活度日。

张作霖因家中贫穷，年至十二岁时尚未上学读书，后托人向私塾先生说情方准其一边给先生做饭，一边念书，不收学费。但是，他不守私塾规矩，不受管束，对先生的管教非但不满，反而动手打了先生，先生怒不可遏，将其开除。失学后，家里叫他去给地主放猪、放牛，可是，村里村外都知道他生性顽劣，谁家也不肯收用。

十五、六岁时，家中做了一些白面包子，叫他背着到附近各村叫卖然而，他不顾本小利薄，饿了就吃，干了些天，竟把本钱也赔进去了；不久，家里又凑了点钱，办置了一些针线等货物，让他去当“货郎”。这时，他又染上赌博的恶习，走村串户，见有赌钱的，扔下货郎担子就耍，一来二去，把本钱输光了后来，他又学木匠、学兽医（为后来的崛起铺垫了契机，人生处处是生机，时时事事是准备），浪迹于营口县的大高坎镇的杜家店当伙，但都为期不长。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赌棍、流氓厮混。

02、 随世而行 落草为寇

1894年，宋庆统率的清军驻扎在海城、营口、田庄台一带，井在此招募新兵。这时，张作霖正在高坎村开设兽医桩，常为清军医治军马，因而与管带赵得胜相识，经其介绍参加了清军，当上了军兽医。有一次，长官的爱马患病被其治好，从而受到赏识，提升为什长。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是年9月，宋庆率领毅军撤回河北，张作霖没有随军而去，返回了黑山县南赵家庙。

不久，经人作媒，当地地主赵占元将次女许配给他为妻。从此，张作霖与其兄张作泰、张作孚分家而居。本来就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分的，于是，只分得了两双筷子和一对粗瓷大碗。这时，为了谋生，他又在黑山镇开起了兽医桩。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东北三省满目疮痍，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游勇到处流窜，乡间无赖之徒也趁机而起，抢掠风行，民不聊生。一些穷苦百姓在失去正常的生活手段之后，也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寻找各种不正当的谋生办法了。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乱世枭雄起四方”之势。仅辽西一地，大小股匪己有上百伙之多，三千余人。其中，独霸一方者有之，跨州县、片者亦有之。

张作霖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有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岂能再安于清贫？于是，他就明若开兽医桩，暗中与绿林豪客们来来往往，从而使当地地主豪绅李友恒等受到了威胁，担惊受怕，因此，便控告其“通匪”，广宁县捕营把他抓了去，还关进了大牢。在狱中，虽遭受酷刑、拷打，但他仍拒不认供。后来，其岳父托人具保才得以释放，幸免一死。出狱后，他不听岳父的劝告，一气之下，果真参加了“棒子队”。

不久，他感到当土匪，拎着棒子干今天抢劫、明天绑票的勾当既不光彩，又不是长远之计，便脱离了这个帮头，回家另谋生计了。1899年秋，他纠合赵明德、齐大有、宋老丰等三十多人作为“底柱”，占据 中安堡，办起了“大团”。“大团”也叫“保险队”，它是在当地地主豪绅支持下，不反对官府，负责保护所在地面不受其他土匪侵扰，由当地百姓按地亩的多少纳饲养活的地主武装。

他的“保险队”保护的地面即“保险区”，初为七个村庄，不久，队伍增加到百余人，“保险区”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村庄，声势日益壮大。1900年，沙俄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这时，清政府在东北既无力攘外，又无法安内，使这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保险队”趁机得势，各霸一方。它们为了争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间你攻我伐，不断厮杀。

1901年2月18日，也就是旧历腊月三十日，张作霖的“保险队”多数人回家过年去了，占据海城田台庄一带、势力比较强大的金寿山匪帮，带领着“花膀子队”，趁虚而人，偷袭了中安堡。张作霖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金寿山匪帮的冲杀，只好让部下背着他的妻子和女儿，自己断后，且战且走，最后仅带领十几人冒死冲出了重围。

遭受如此挫败之后，他并不罢手，决定去投奔另一股匪头子冯德麟，待机再起。当他带着残兵败将途经八角台时，当地商务会长张步云将其收留，使处于危难之际的张作霖又有了栖身落脚之地。他对张步云非常感激，拜其为义父。当时，保卫八角台的“炮头”是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两支队伍“合股”后，张景惠自知胆识远不如张作霖，就召集部下，当众宣布让张作霖坐了第一把交椅，当了“团练长”，自己甘当其助手。在张步云和张景惠的支持下，他的队伍又迅速扩大到百余人。金寿山对他的再起十分仇视，便勾结项昭子等股匪，准备攻打八角台。张作霖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收拢人才，广交官府，讨好士绅，并对附近小股匪采取联合的方针，于是，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等纷纷带领人马到八角台支援和投靠他。对金寿山及其同盟者，他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将项昭子等股剿灭。从而，他的势力大增，声威大振，马、步队达到了四百余人。

03、 投靠官府 官运亨通

张作霖虽然也是霸占一方的匪首，但与那些只知打家劫舍、烧杀淫掠的“山大王”不同。他懂得看形势，善于辨风向，有深谋远虑。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为安定地方秩序，谕令各府、县收编散兵游勇和招抚大小股匪。在辽宁，成立了＂招抚局＂，委任殷鸿寿、李洪亮等为委员，负责招抚辽西一带的土匪和民团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同张景惠等几个头目说：“我们长期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我们现在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弃暗投明，总比这样干下去有些出路。”几个人都表示同意，并说：只要当家的有好办法，打定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听。

张作霖对如何归顺清政府作了“与众不同”的精心安排。当他听到1900年逃到关内去的盛京将军增的夫人就要回奉的消息后，决定来个借题发挥。不久当增祺夫人和随护人员的十几辆大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的一个荒僻地方时，一声哨响，一伙匪徒蜂拥而上，将车队团团围住，然后，把人马、枪械、大大小小箱柜悉数押送到了新立屯。当增夫人一行人听说拦截他们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张作霖时，个个目瞪口呆，不寒而栗。他们认为，落到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匪首手里定然是凶多吉少。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竟受到了其人的热情接待。他们看到张作霖不是一个巨齿獠牙的凶神恶煞，而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在将军夫人面前大礼参拜，低首站立，是那样的恭恭敬敬，在向夫人表明心迹时又是那样的诚心诚意、诚惶诚恐，从而使他们产生了对他的爱慕和同情。增夫人考虑，如果将他招抚了，既可以摆脱面前的险境，解燃眉之急，又能为增祺去一大患，于官于已，均为大有裨益，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夫人当即向他保证回去后一定建议增祺收编他。张作霖叩头称谢，并表示：“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增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日，决不能忘掉太太的大恩。”接着，他将夫人一行的人马、财物等一样不少地奉还，并送了一程路，这使这位夫人更倍受感动。

增夫人回到盛京后，向增棋说明了她路遇张作霖并化险为夷以及张作霖愿受招抚的心迹。太太之言，将军岂敢不听。因此，增祺一面报告清廷，一面饬令新民府知府增韫将张作霖收编为省防营。与此同时，张步云也会同当地一批商绅联名为张作霖作保，使他的归顺更加一帆风顺，如愿以偿。其实，在他未被招抚之前，就与官府有所勾结，并按照新民府知府的命令，协助军警在辽西各县剿匪，亲自带队东截西杀，击毙了巨匪海沙子，剿灭了惯匪李凤山等，因此，增谌向盛京将军增祺报告时说他“投效情殷，心无疑贰”。1902年11月9日，他被清政府任命为“新民府巡警步营马队帮带”。从此，他当上了清朝的军官，结束了胡匪生涯。这对张作霖来说，是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是迈出了飞黄腾达的关键一步。

他当上军官之后，更是大显身手，一方面奉盛京将军密令，限期剿灭了在辽西闹得最凶的号称“五大哨”的五股匪队，进一步赢得了清政府的欢心；另一方面玩弄权术，排除异己，扩大势力。当时，要想官运亨通，离不开权术。张作霖也甚精于此道，而尤为擅长的是投其所好。新民府知府增韫贪财，他就施之以金钱，使之听从其摆布，把与其并立的巡警局长兼练字军第一步兵营长王奉廷排挤走，步兵营也改由他管辖。1903年6月，他升为管带，队伍有马、步各一营，由二百五十人增加到四百八十五人。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銮，外号“快马张”，特别喜欢良马。他竭力巴结这个总办，不仅送去骏马，而且还拜为义父。因此，1905年，张作霖的队伍扩编为三个营，1906年，又扩编为五个营，实力骤增。

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整顿东三省，严令新民府知府和张作霖限期剿灭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巨匪杜立山，逾期不灭，拿他们二人间罪。张作霖 知，对杜立山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为此，他绞尽了脑汁。第一次设计，摆下了鸿门宴，诱请杜立山到新民，但遭到了杜立山的拒绝，未能成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杜立山很听其叔父杜泮林的话，于是，就以义父子的关系把杜泮林接到自己的家中，优礼相待，并以“劝杜立山洗手归正”为辞，请求老人家亲自出马邀杜立山前来“共商进止”。张作霖讲得娓娓动听，头头是道，杜泮林信以为真，还认为他如此诚心善意，很够朋友，便慨然应允，动手写了亲笔信。果然，杜立山接到其叔父的信后，立即赶到了新民。这时，张作霖己设好埋伏，趁其不备，里应外合，将杜立山捆绑起来，毫不迟疑，立即将其就地处死了。

杜泮林自知中了诡计，害死了侄儿，悔恨不已，愤怒地斥责张作霖卖友求荣、不仁不义。可是，张作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振振有词地说：“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他捕杀了杜立山后，徐世昌为其请功，说：“该统带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准其择优保奖，以昭激励。”因此，清政 授予他蓝翎都司衔，以游击尽先补用，擢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赏银二千两。

1908年初，张作霖又奉命移师郑家屯，追剿蒙匪，生擒了牙什，打死了白音，击溃了陶克陶。为此，清政府又授他以总兵记名，赏戴红顶花翎。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八路巡防营改为五路，张作霖仍任前路统领，辖步、骑 七营，共三于五百人。

04、 镇压革命 充当打手 扩充势力

如果说张作霖受招抚才得以飞黄腾达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期间充当打手则使他真正崛起，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当辛亥革命的烈火蔓延到东北之后他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疯狂地镇压革命，顽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继续玩弄权术，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武力作资本，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势力。

1911年10月，辽宁的新军和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张棺、蓝天蔚、商震等，为了响应武昌起义，积极进行独立活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对革命党人的要求“阳示赞同，阴怀叵测”，暗中加紧进行着对付革命党人的部署，利用地方军的力量来牵制新军、镇压谘议局，加强拱卫，为此，决定密调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率部开赴奉天。

就在这时，张作霖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和“成功”的表演。通过这些表演，可以看出，他为了寻求显露头角的舞台和青云直上的阶梯，是何等的善于政治投机善于明察利弊，不利者不动，有利者雷厉风行。

赵尔巽拟调吴俊升驻防省城的消息被正在东三省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知道后飞速密报了张作霖。张作霖毫不迟疑，立即起身离开洮南，井命令所辖七个营星夜开拔，急奔奉天。10月14日晨．他到达了吴俊升的驻地辽源。这时，对此事内情尚一无所知的吴俊升带领着营长万福麟出城迎接。在这里，他一步也不停留既不吃吴俊升准备的早餐，更不向吴俊升透露一点消息，只是说了声奉天家中有点小事就匆匆赶路了。他到奉天后，马上晋谒赵尔巽，说：“因时局紧张，唯恐赵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正处于危机之中，对张作霖的举动心中虽有想法，但说不出口，只得承认事实，对他面加奖励，还补发了调防命令。由于他对赵尔巽的需要摸得清、看得准、迎合得及时，赵尔巽索性派他兼任了中路巡防队统领，其兵力达十五个营之多，一跃而为地方军中的首领。

接着，他又帮助赵尔巽渡过了两大难关。一是制服了新军，迫使其接受了赵尔巽“保境安民”的主张。10月22日，赵尔巽召开新军将领和巡防队头目参加的会议。会上，新军将领们主张东三省独立，巡防队头目则拥护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意见不一致，赵尔巽无法收场，十分尴尬。这时，张作霖挺身而出，大声说道，大家如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就同归于尽，谁也别想逃出！”说着，双手举起了两个像炸弹似的毛巾包。新军中的协统卢永祥转得快，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首先举手赞成赵尔巽的主张，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赵尔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大家总算给了我一个老面子”，会议即告结束。

二是威胁革命党人，破坏了独立活动。11月12日，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用“保安会筹备会”的名义召开会议，拟于会上宣布独立。会前，张作霖作了秘密布置。会上，吴景濂说：“请总督当会长，宜布脱离清廷独立。”赵尔巽张惶地说：“独立就是造反，那怎么可以？请你们另选会长吧！我实在不敢当。”这时，张作霖随即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说道：“我张某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赵总督的意见！”他的话音刚落，包围会场的张景惠、张作相等也拿着手枪冲了进来，一个个凶相毕露，威吓代表。吴景濂一见这个架式，吓晕了，像一滩泥似地从椅子上滑倒在桌子底下，被人抬走。副议长袁金恺趁机宣布由赵尔巽为保安会会长，不实行独立。于是，革命党人的独立活动在张作霖的枪口下无影无踪了。保安会成立后，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声名大起，气焰更加嚣张。

他大施淫威，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党人。1912年1月23日晚，他派人枪杀了反对“国民保安会”、坚持革命的奉天急进会会长张榕等人。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带领党羽数百人，夜间出动，分头烧杀。凡剪辫易服及所谓形迹可疑的人，当即抓进万福栈院内枪杀，仅几天时间就杀死了四百余人，大街小巷尸体横卧，惨不忍睹。

张作霖在镇压革命的同时，还追随赵尔巽，带领三十三名清军将领发出效忠清廷的通电，反对共和。但形势发展十分迅速，清王朝覆灭了。这时，他又随机应变，暗中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相勾结，歌颂共和制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给外务大臣内田的电报中说：“据我方警察系统精密探悉，张作霖已接受袁世凯之馈赠达数万金之巨，因而态度一变，软化下来。”另一电报说得更为详细：“目前袁总理特派密使来奉时，曾以军刀一柄及其它贵重物品价值一万余元赠与张作霖，以示对张氏精勤军务之犒劳。张亦从奉天城内四平街某药店买得人参价值一千二百元，纯银餐具价值八千八百五十元等物品回赠袁世凯，闻已于本月十四日送出。按张作霖已先后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另外，他之所以同意袁世凯搞假共和，放弃自己“保皇“立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幕是袁世凯许愿给他“关外重任”。因此，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9月将二十七镇改编为二十七师时，履行其诺言，晋升他为中将师长。这样，他就不但成了中华民国这块 金字招牌下的一个显赫的新贵，而且还有了建立奉系军阀集团、称霸东北的雄厚资本和有利条件。

5、趁世坐地 称霸东北

张作霖自从任二十七师师长后，羽毛日丰，迅速成为奉天最有实力的人物与此同时，他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取得奉天将军这个职务。为此，他先后挤走了张锡銮，赶跑了段芝贵，压服了冯德麟。

张锡銮原是他的顶头上司，民国初年任奉天将军后，也事事依赖他。然而张作霖已今非昔比了，他虽处处凌驾于张锡銮之上，千方百计进行掣肘，使其几乎成了傀儡，但仍不满足，暗中，他还两度前往北京，秘密当道要人，力图取而代之。可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对他是怀有相当高的戒心的，因此，作了另一种安排。袁世凯为了达到既扩大帝制活动的地盘又牵制张作霖一箭双雕的目的，把张锡銮另行任用后，将自己的心腹段芝贵调任奉天将军，使张作霖枉费了心机。但是，他竭力抑制自己内心的不满，隐忍自重，潜伏待机，因此，对袁世凯依旧表现得特别忠顺。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他不但率先表示赞成，而且还说：“设在东三省内，有倡异议者，誓以死当之”， “设帝制不成，宁死而不欲生”。如此之精诚，比起袁世凯的亲信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段芝贵，他表面上积极辅佐暗中却大拆其台。他曾写信给张镇芳，宣传段芝贵在东三省行为恶劣，不得人心，表示对袁世凯用人的不满，同时策划将其挠走。因此，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败亡在即之时，他便一反常态，串通了冯德麟等实力人物，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并用威逼恐吓手段驱逐了段芝贵。袁世凯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形势下不敢再开罪于他，加之又有张镇芳力保，于是，1916年4月22日，不得不委任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这样，他掌握了奉天军政大权。不久他又制服了不肯甘居其下风的冯德麟，吞并了二十八师，巩固了自己在奉天的地位。

张作霖君临奉天之后，得陇望蜀，把手伸向了黑龙江省。民国初年，黑龙江省政局动荡，三易其首。当黑龙江省出现两种势力对峙、许兰洲陷入窘境之时，他就趁虚而入了，派其得力干将孙烈臣到黑龙江省进行所谓“调停”，向北京政府推荐他的儿女亲家、奉天人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令吴俊升率第二十九师的一部分人马以讨伐“蒙匪”为名进驻黑龙江省，指使鲍贵卿通过北京政府解除了英顺、巴英额的职务和兵权，把许兰洲也调离了黑龙江省。从而，他平息了黑龙江省的政争，把黑龙江省置于了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

张作霖在把黑龙江省纳入奉系版图的过程中，也在染指吉林省。9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他当上东三省巡阅使后， 对吉林尚未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更是耿耿于怀。于是，1919年6月，他故伎重演，唆使吉林士绅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公署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的八大罪状，派代表进京赴奉，恳请罢黜孟恩远。7月6日，北京政府送给孟恩远一个“惠威将军”的空头衔，并令其进京供职；同时，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对此，孟恩远还是拒不服从。张作霖见软的不行，就派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南路总司令、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南北夹击，武力讨伐。孟恩远在外有大兵压境，内部因张作霖收买而分化瓦解的情况下，不得不拱手把吉林交给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下篇看点，张作霖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