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

编者按

本文将刊载于《中国乡村研究》第十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待出。为缩短发表时滞，及时共享最新学术成果，特推出网络首发版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

文｜黄宗智

摘要：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简白论析来说明其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工业资本主义、到福利化的资本主义、再到股市化与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借此来说明其如今的股市霸权的实质。这一切不能仅凭人们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思考。我们需要拆开其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将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对发展的动力从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单独拧出来认识。然后，对比中国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历史，说明中国近三个世纪中城乡不平等和国际不平等关系下的单向市场的历史背景，从此基点出发来认识中国新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中国与后发展国家间的、更符合亚当·斯密原来设想的平等互利贸易关系的远瞻愿想和综合视野。最后，提出借助同一思路来设想振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福利国家、股市霸权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城乡单向贸易、振兴中国乡村的道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们相当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来认识和思考，三者甚至已经成为被相当普遍通用的词。但从中西方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实际来看，我们十分需要拆开这三者来认识和理解其间的不同关系和演变。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它的生产和交易主体不一定是简单的个人或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单位，也可以是国家或某种半国家半企半业的组织。在所有权层面上，过去的左右之间的论争和分歧一直认为由于所有权决定分配，私有和公有只可能是对立的,非此即彼。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起源说明，重商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同样。再其后的福利化的历史实际还证明，国家更可以起到关键的再分配作用，可以抑制完全为私人资本营利的制度的极端倾向，能够拯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必一定会像纯粹的私有资本主义的那样无限逐利。而在其后兴起的由高度证券化和全球化的、由新信息产业支撑的和由新型股票市场支配的现今的资本主义，则又同样是一个国家推动的霸权事物，虽然其“游戏规则”和之前历史中的资本主义体系又有一定的不同。

同时，中国的历史经验更证明，其帝国晚期、近代和现代的市场经体系并非平等互利的交易，而是不平等的输出和榨取，在城镇对农村榨取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市场经济便如此。而当前的中国经验更证明，平等互利的交易/交换可以不仅是由私有资本（公司）推动的，也可以是由国家（包括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推动的。

坚决将目前中国的混合私有与公有体系称作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体系之一，只可能自我矛盾，因为中国的实际明显结合两者；同样，坚决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锁定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不同，只可能将中国目前公有+私有平分天下的实际所有制体系——在国内非农生产总值中，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占比约6：4——推向不符实际的单元化建构。我们需要的是，更为符合实际的概括和探索。

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唯有以个别私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推动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个原则似是而非，超个人范围的国家或不同组织间的平等交易也能够达到高效的资源配置，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在全球化的贸易中尤其如此。本文的目的在探寻一条既可以采纳平等互利的交换为动力的，又不是纯粹由私人资本逐利机制推动和控制的体系，更不是在股市霸权下的无限逐利或投机赌博体系。

一

资本主义的四大历史阶段

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经历了四大主要阶段。首先是16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mercantilist capitalism）时期。其主体是来自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战争而来的重商主义：国家通过给予半官方的大公司垄断权力而积极支持其向海外发展，为的是争得更多金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攫取更多的自然资源，来与其它民族国家竞争。

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兴起。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重点。它的主体是新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烟草业，橡胶业以及后来的汽车业等，从海外攫取原材料和输出制造业产品（大多仅为当地富裕阶层购买）来营利。同时，那样的资本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而来的，两者密不可分。

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了其福利化时期：在美国罗斯福总统领导的“新政”下，美国采纳了保护劳工的法律，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了富人的税率而重构了原来的纯逐利性资本主义，给予其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新兴的结合劳工福利与资本主义的体系。期间，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均衡，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所占的总财富从之前(1910年)的45%降到1970年的不到30%，在欧洲其同比则从63%降到不到20%。（Piketty, 2014: 349,图10.6）

而后是在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之后，伴随后工业资本主义（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而兴起的新金融化资本霸权的体系，逐渐占据到越来越大的比例。伴随信息产业的兴起，金融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完全转化了旧式资本主义，从以资本家为主体的体系，转化为以证券化和半衍生化、虚拟化的股票市场为主体的体系。同时，又悖论地比之前更完全地确立了基于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全球化贸易法规。由两者的悖论结合而形成了一个新颖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期间，社会最富裕的1%的财富在美国从1970年的不到30% 扩增到2010年的34%，在欧洲同比则从不到20%扩增到24%。（同上）

01

从重商资本主义

到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起码可以追溯到重商时期。从16到18世纪，由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其间的竞争与战争，国家给予选定的商业公司垄断经营的权力，借以与之结合来积累金银，用于国家军力的建设。由大英帝国1600年给予垄断贸易权力的东印度公司便是典型，成为一个半国家型（一度拥有26万人的军队）半企业型的实体，在1757年占领了印度次大陆。那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起始阶段，当然也是其后来的帝国主义的先声。1858年，大英帝国政府直接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管辖地。

相对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极其关键的两个洞见。首先，加以形式化的表达来说明的话，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能够以乙地的一半的成本来生产A产品，而乙地则同样可以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乙产品，双方自由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多边的贸易更加如此。借此洞见，斯密针对之前的“重商主义”提出犀利的批评，呼吁要建立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包括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Smith 1976 [1776]) 而重商主义理论则认为，贸易逆差的国家会受损，而顺差的国家受益（由于获得更多金银，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必须凭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促使贸易逆差最小化、顺差最大化——亦即如今在美国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反全球化的新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那无疑是失之片面的。

斯密进而构建了其第二洞见：那样的自由贸易会促进经济整体中的分工，进而导致生产效率的巨大增长。他开宗明义地举例说明：由单一个人来生产，可能一天都完成不了一根针。但如果由十个人来对其18个生产环节进行分工生产，一天能够制造足足48000枚。这是对后来全面兴起的现代制造业的原始实例和表达。（Smith 1976: 8-9）

此上，斯密更构建了一整套将资本主义理想化和单元化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他针对重商主义而争论，真正的“国家的财富”必定来自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造业企业。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不可让国家的干预混淆之。(Smith 1976) 这套思路由后来的经济学形式化成为：唯有自由市场中的价格主导下的私有企业的竞争才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斯密当时的目的是凭借这样的理想化建构来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争得更多的权利，摆脱其对贸易和经济的霸权，将自由市场经济来取代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这套理想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成为之后占据到霸权地位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斯密没有认真考虑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将会在19世纪伴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面推广而蓬勃“发展”，两者实际上成为不可分割的孪生体系。在那样的历史实际下，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再成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借口。对此，中国便在其近代历史中有切身的体会。鸦片战争的起源来自英国商团（从印度）走私偷运鸦片进入中国，被林则徐搜集焚烧，而英国则用卫护自由平等贸易的说辞来惩罚、侵略中国。其自由贸易的借口是如此地崇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主导着美国被认为是最好的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例见“哈佛（费正清）学派”的张馨保（Chang 1964）的研究，将鸦片战争的起源追溯到“文明的冲突”而不是鸦片的偷运和禁止；亦见同一思路的徐中约（Hsü 1960）的专著，将总理衙门的建立论析为“中国之进入国际大家庭”,以之为全书的标题。在这方面，在西方19世纪中期的论析中，马克思至为清晰地认识到“自由贸易”背后的帝国主义丑恶面。（Marx: 1858）写作于其前的18世纪后期的斯密则基本没有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之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紧密结合。当然，也没有考虑到制造业中的雇主和工人间几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后者毋庸说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洞见的核心。

也就是说，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被自由主义建构为一个国家“干预”最小化，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个凭借国家的权力和对外的侵略和占据来获得超等利益来发展的体系。这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所说明的历史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认识的话，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两者是密不可划分的统一体。它的实际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将一切贸易设定为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的自我建构。

02

从福利化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

其后，在1929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为了重新振兴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相当普遍采纳了将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的制度。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新政”的领导下，采纳了新的劳动法律，给予工人组织工会，保证其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法律权利。同时，国家设定了新的福利制度，给予职工们退休福利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亦即所谓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兴起。那些福利国家的作为是古典资本主义在危急情况下对工人做出的妥协、让步，也导致私营企业设立职工福利的体系。当然，还导致了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分配。它给予了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力，并给予了英语“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新的福利化含义，与其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福利化的大历史潮流进而促使在1980年代之后的新保守主义极盛时期中，美国广泛将“自由主义的”（liberal） （“the L word”）一词当作批评“左派的”民主党的福利化主张的贬词来使用。（因此才会有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的兴起。）

除了坚决拼合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之外，人们还相当普遍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设定为私有产权，认为有了私有产权才会有营利的激励，才会推动无限的创业和贸易/市场交易。“自由（私有）企业经济”（free enterprise economy）甚至成为常与资本主义通用的词。那是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即便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几乎全都认为，要破除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弊端，必须推翻私有产权，以公有产权来替代之。那种思路的至为完整和透彻的表达无疑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求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替代资本主义。在那样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私有产权被对立双方都共同设定为同一事物的不可或缺必备条件。并且，多将其彼此等同，甚至简单认定，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即私有产权，三者紧密不可分，甚至乃是同一事物，再次加强了三者成为通用词的大趋势。

其后，福利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进入了“滞涨”（stagflation）的经济危机，再次促使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一反过去的福利化大趋势，迈向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先声来自芝加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1970年的宣言中，重申原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该篇文章中，他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得极其淋漓尽绝：针对福利国家的社会责任理论，他宣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满足其股东们”、“一个企业的最重大责任是满足其股东们的愿望。” 在他看来，其逻辑至为简单明了：股东们乃是一个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经理们仅是受其委托办事的人。而且，后者最明白的是做生意，而不是如何造福社会，让他们试图那么做，只会导致散漫、混乱的，目标不清不楚的花费，何况，花的不是其自身的、而是股东们的钱。那只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胡为。实际上，企业利润最大化便是一个企业所能做的最大的社会贡献，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至为根本的运作机制。那些没有认识到这套逻辑的经营者则不过是“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那些削弱自由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摆布的傀儡。”那是针对之前的福利经济思想的凯恩斯等人的批评（更不用说进步人士和真正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人士了），所表达的是至为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Friedman, 1970）这套理论后来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总理（1979-1990）和美国的里根总统（1981-1989）采纳为主导意识形态，组成了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所以说“新”，是不再是“旧”福利化的自由主义的意思）和“新保守主义”。

03

当前的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

那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上新信息产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的大潮流，导致一个与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在之前几十年的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公司下，一个企业需要照顾到工人、社区、福利、环境等其它的经济“参与体”(即与其有权益关系者) （stakeholders）。那样的考量如今已经几乎完全被弗里德曼“股东第一”的规则所压倒。福利已经不再是企业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资本”本身的含义，则不再是原来的企业家们的资金和其投资建立的实体性厂房、机器和其他设备、原料等，而越来越被体现为一种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际+虚拟的股票市场上的股价。正是后者，如今已经成为董事会对管理人员评估的至为关键的标准，因此，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重点。如此的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称作一个股市霸权的体系，其主体不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一个经过证券化和虚拟化股票的交易所和市场。

它趋向了一种与前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如今，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不简单是个别的资本家企业所有者的公司或个人，而是一个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经过股票化和虚拟化的股市，由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股市来左右产业公司的行为和决策。弗里德曼的“股东第一”（shareholder primacy），原来甚至被其理想化为“股东民主”的制度，如今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单一个企业公司的实体经济利润，而是其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的霸权股市上的股价和股值。

在那样的体系之下，资本不再是通过产业经营的收入超过工资支出而来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而来的，凭之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向银行贷款或出售债券而来的资金，更不是关注到职工福利的资金，而主要是面对全球化股票交易所而“上市”出售 股票融资而来的资本。一家公司已经不再是某些个别资本家所有的公司，而是在巨型股票市场卖出股票给千千万万投资方——不再仅仅是资本家们，而是包括诸如中产阶层职工们的退休基金等而来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

而公司对其的责任主要是股票市值的增高。但这些所谓的“股东”，即弗里德曼原来论析的企业所有者，实际上并不像真的所有者那样参与公司的管理，他们的发言权十分有限，主要关心的不是个别企业的实际经营，而是其股票在巨大金融市场中的股值。股票增值的话，其股东也许会购买更多；下跌的话，说不定会卖掉那股票。其行为已经脱离公司的实际经营甚远。如果说是一个民主的股东制度，那么，投票主要仅体现于股票买卖行为的“选举”。

在那样的制度下，难怪公司管理人员会那么关心其公司的股票市价——从而导致被称作所谓的“股东至上”（shareholder supremacy）的普遍管理规则，实际上则是股值至上。即，企业的行为越来越由其股价的升降来决定。如今，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已经不仅来自一小撮企业家或公司管理人员，而是全球化的股票市场整体的上述运作逻辑。一个（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的股值，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真正的“老板”。一个公司的股价和总股值则主要取决于其营业的利润率：一般来说，公司的利润率越高，其股价对收益的比率（price earnings ratio）也越高。这是因为，股票评估专业人士一般都会根据一个公司近年的利润率来预测其前景，由此直接影响到购买股票者的抉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苹果公司作为近年来全球股值第一大的上市公司，便是很好的例子。它通过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公司来雇佣超过百万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为其在中国，特别是在郑州和深圳，进行手机零件的生产和装配。如今，仅郑州35 万员工的富士康厂便生产苹果公司的iPhone总数的一半。如此，苹果公司可以凭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较低利润率——一般约7%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地方政府则为了属地的发展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包括免税或减税、基础设施、贷款、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就地过关等特权。苹果公司自身主要集中于全生产-销售过程中利润率最高——不止30%——的设计和销售两端。凭此，苹果公司，即便其在全球手机销售的总数量上仅占12%，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高达90%的利润，获得了令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和股值（Barboza 2018），成为投资于股票市场人们中普遍最想拥有的股票。 它展示的是当今全球化经济规则的至为典型的赢家实例，说明的是如今股市运作的最基本逻辑和游戏规则。

正因为如此，它被绝大多数的股票分析专家们评为最好的股票之一，能够让购买者获得较高额的回报，由此成为众多基金和千千万万私人投资者最想拥有的股票之一，转而促使其股价持续上升。如今，这样的逻辑已不简单是任何个人或一小撮人或公司恶意为之的后果，而是一个被人们视作超巨型股票市场无可辩驳的制度化基本运作规则和逻辑。在那样的制度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乃是理所必然的事（黄宗智2017）。而苹果公司的成功实例，则对其他所有大公司都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由此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

如此的股市运作规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理想化为至为典范性的纯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争论其乃最符合斯密原先所设想的众多理性经济人，一个个在没有任何政府约束下自由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典范。因此，只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国家财富的最大化。

虽然如此，面对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引起的诸多实际问题，2019 年8 月19 日，由192 位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发表了具有其中181位总裁署名的声明，一反其1997年以来明文定下的总原则，即公司应该“以其（股票）拥有者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简称“股东第一”），宣称公司还应该考虑到客户、员工、供货商、所在社区等的利益。 (Washington Post, 2019, Aug. 19；Business Roundtable, 2019) 其中署名者包括苹果公司的总裁。

但那样的改革真是谈何容易。一个公司要将其部分利润更多地花于职工待遇，或职工福利，所在社区的发展，或环境保护，除非能够由此提高生产效率，立刻便会影响到其利润和利润率，也因此影响到其股票在金融市场上的评估，并反映到投资者购买股票与否的决定。那样的行为不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所能轻易做到的。显然，真正的改革需要如今已经根深蒂固的基本游戏规则的重构，可以说几乎难比登天。只要目前这样结构的股票市场霸权依然存在，只要资本的营利性和追求最高利润的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仍然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绝对规则，乃至真理，便不大可能会导致改革。这也是本文之称作“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含义。

这个股票市场的运作逻辑和古典的资本主义十分不同。如今的股票市场的股东们，主要属于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谋求长期增值的投资基金（也包括个人），一种是谋取暴利的投机赌徒或基金。前者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伴随实体经济整体而增值，一般会购入反映全股票市场组成的股票，借助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追求的是较低比例的增值。其投资对象主要是全经济、全市场。为适应那样的需求，已经出现了众多反映全股市的指数基金金融产品（如标普500[S&P 500]指数，直接反映500强公司股值的动态；或罗素Russel 2000/3000指数，基本反映全股市的动向）。其预期的增值一般是平均5%-8%的年增值。（同时，还会投资于一定比例的债券bonds，一般是7比3的股票对债券比例，对冲成为一种保险行为——因为股市下跌的话，简单的债券相对比较能够保值。但股票占据的乃是全融市场的大头。）

赌博类型的基金和投资者则可以用小额资金来购买以现时股价来在未来（譬如，三个月后）购买某股票的选择购买权合同（stock option）。保守的话，那可以是一种保险、对冲（hedging）行为，以防到时要购买的股票的价格激烈上升。但它更可以是投机行为。赌博者如果估计股价正在上升，可以凭小额的资金来购买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购买相当大量的、增值了的股票的选择权，即“看涨期权”（call option）。投资者可以凭借高达40倍的“杠杆作用”——如以$0.50美元一股的价格来购买一个价值$20元股票的选择购买权合同，即仅用50元来购买100股20元/股、价值2000元市价的股票的看涨期权——来谋取暴利。股价到期如果上升1元1股的话，便可以凭借50元的“投资”收回100元（当然，可以购买数千或更多股的看涨期权），在短期中将其所投资金增大一倍（当然，如果该股票的价格下跌，其所购买的先时价格购买权便不值一文）。投资者也可以采用相反的策略——预期股票价格下跌。那同样既可以是一种对冲保险行为，防范股票的严重下跌，但同样可以成为赌博行为——称作“卖出期权”（put option），该股票的市价真的下跌的话，便可以同样凭借杠杆作用来获得同等的收益。(Royal 2019)

这种“衍生的”、“虚拟的”金融产品（即股票期货合约stock futures）花样众多，而且自身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金融工具，它们和具有与某公司的一份所有权的“真”股票不同，仅是一种隔了一个层次，经过重构/虚拟的金融工具。（笔者一位亲人半个世纪以来便是一位对冲专家。）如今，如此的合同所控制的股票选择性购买权的总额已经达到 (640万亿美元)不可思议之数（实际资金投入则约12万亿美元，即其大约2%），亦即实体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20万亿美元的32倍（3200%）。(Maverick 2020)它说明的是，如今的股市已经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巨大赌场。正是其高度杠杆化的赌博行为促使股票市场的总值波动幅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波动。

2007-2009年的金融海啸主要源自金融市场中杠杆化的衍生资本的摔跌。其前，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期的增值，使人们觉得几乎会无限期延续，而且，基于房产的按揭贷款，似乎是“绝对安全”的一种投资行为。之前的商业银行一直主要是凭借使用客户的存款来进行房产贷款，安于较低的回报率。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伴随一切“金融化”、股市化的大潮流，首先是，越来越多地投入“次级”按揭（sub-prime mortgage），即没有达到标准要求（譬如，笔者自身之前在1967年买房的按揭便规定，贷款人的月收入须达到4倍于按揭月付）的房产购买者的贷款，为的是收取略高的利息。在房屋价值持续上升的环境中，有不少次级按揭的房主实际上不是在使用稳定的收入来支付其按揭月付，而是仅仅凭借其房屋的可预期增值来贷款支撑其月付（这是笔者另一位亲人在1990年代的经历）。在美国国家政策要求尽可能家家有房产的大政治目标下，不仅是一般私营银行，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两大按揭基金组织（Freddie Mac、Fanny Mae）， 大规模参与了如此的行为。更有进者，在全经济体高度“金融化”（主要指股票化和虚拟化）的大潮流下，商业银行还发明了将众多那样的按揭捆绑起来，同时纳入达标和不达标的按揭，借此来组成貌似十分可靠、低风险的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新型衍生、虚拟证券/股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BS）, 将之投入股市销售。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推动下，即便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上述两大按揭基金，一度甚至购买了市场上所有新MBS的足足40%。（Calabria 2011：11）在房价持续上升的大环境下，这股潮流汹涌澎湃，渗透全金融市场。伴之而来的是旧式的存款放贷银行的根本性转化，一个个都成为虚拟金融工具的杜撰者，而金融界的人员则成为所有专业中薪酬最高者。这一切的结果是，股市的市值越来越远远超过实体经济。

但到2006年，出于供求关系的演变，长期上涨的房产市价开始下降，促使越来越多的次级按揭拥有者不再能够再维持其月付，失去其按揭，逐步造成被捆绑起来的衍生MBS金融工具中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进而促使全金融市场严重下跌，不少金融机构破产，最终导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

虽然如此，伴随不少国家的政府的大规模的救急投入而逐渐恢复。过了几年之后，股市和虚拟化（虽然经过一定程度的改制，提高房贷的条件要求）的股票市场，逐步再次进入长期的“牛市”，直到当前新冠状肺炎给其所带来的冲击。但是，股市总体无疑将会依旧伴随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而变，由于其已经深深陷入杠杆化衍生资本的赌博行为，迟早必定会再次导致金融危机。

回顾近几十年的股票市场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显然已经和弗里德曼1970年写的那篇文章十分不同。他所特别强调的所有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意识，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的证券投资者将股票市场视作一种去人性、去公司管理层的实际运作的纯股票交易或游戏，仅依照高度数据化的专家评估信息和股票本身的市值历时变化图表来做出选择，遵循的主要是对全市场的运作的一种公式化投资，最典型的乃是众多巨大规模的指数基金，以反映全股市的动向为主的基金证券，而不是个别公司的评估来选择其投资目标。这是主流，已和1970年代的股票投资模式十分不同，反映的是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对电子化数据的高度依赖、新的简便和大众化的电子交易方式（即便是一般的职工个人，也可以直接在网上凭借低廉的收费而买入和卖出股票）。其中，占据霸权地位的不再是有数的大资本家，而是股票市场整体，包括其虚拟的赌博部分。

之前弗里德曼所谓的“股东至上”和“股东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从福利化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是 “股东”，而是抽象化和虚拟化的金融工具。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实际上是“股票至上”和“股市至上”的体系。

至于投资者，它已经从少量的富人转化为通过诸多退休基金而普及到众多领薪的中产阶级人员。我们如果用“赌场”的比喻来认识当前的这个金融市场，那么，大多数的投资者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场内某一种或几种游戏中的赌博，而是全超巨型大赌场本身的市值的持续扩增。唯有投资者中的赌博者才会聚焦于其中某种游戏，并采用杠杆作用来进行赌博，而占据全球经济霸权的实际上已经成为超巨型的股票市场和赌馆。

正是以上的悖论结合实际——即高度古典个人自由主义化理念和超巨型股票市场霸权实际的悖论二元合一，也包括资本主义与国家参与的复杂关系和历史——才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去意识形态化、去理想化、去抽象化的实际。

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作为贸易主体的角色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私营公司无法与发达国家掌控巨大股票资金的跨国公司竞争，只可能以国家为主体或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参与全球化市场的竞争和压力来试图争得一席之地。国营公司或国家机构+公有或私有的资本是主要的可行方案。中国便是最大的实例。

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源自原先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一直特别强调“无为的”“放任”（laissez faire）国家，原先为的是要从国家和贵族争得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营利权利。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后重商主义时期，实际上是伴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兴起的，依赖正在扩充的国家权力为其争得自然资源、开辟市场（主要是当地的富裕阶层，多与一般人民无关）、卫护特权，却偏偏被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凭借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体系在理论上设定为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一个体系，提出充满误导性的无为（laissez faire）国家乃是其必备条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那样的建构一方面成为一种自我辩护，掩盖国家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势扩张的历史实际，另一方面，也起到限制国家相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约束权力，争得在国内外更宽阔的活动空间。而且，在有意无意之中，还成为一个能够压制发展中国家国力建设空间的意识形态，卫护其自身既是强势的也是被限定的国家权力的优势。其中实际，必须通过貌似相互矛盾不可能并存的实际的悖论结合来认识和理解。（黄宗智2019）

二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从“士、农、工、商”这个中国从战国时期以来的社会等级的表述和划分便可以看到，商人和商品经济在中国早已存在，虽然长期被视作逐利的社会末端的等级和现象，区别于具有较崇高道德理念的儒家的“士”阶层。而农业则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之下，其商品化在明清时期主要体现为棉花棉纱棉布经济的大规模兴起，伴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劳动密集化的小农户生产，以及边际劳动日报酬的递减（纺纱占据花-纱-布生产中的约4/7的劳动量，而其每劳动日的报酬才是水稻的1/3），亦即笔者长期以来突出的“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压力之下，到十八世纪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中，越来越显著地呈现为近现代的“城乡差别”，最终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那样的客观大环境中，除了上述的资本主义两面性的悖论实际和其与简单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之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即便是斯密指出的、比较普适的平等互利贸易基本原则，也有它一定的局限。在斯密《国家财富》著作发表的1776年，英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18世纪）农业革命”，在该期间，农村人民的收入提高了大约一倍。同时，制造业初步兴起，尤其是棉纺织工业。两者的结合，使斯密看到，不仅是国际间的、承继重商主义时期的贸易，还是城乡之间的贸易的兴起。农业革命期间农村收入的提高，促使农村不仅为城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原料，还从城市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一定程度上导致斯密所洞察的（自由）市场经济对经济整体所起的正面动力，使其设想了城乡互动的、螺旋似上升的全国民经济贸易和财富的发展。

01

18世纪英国市场

vs.18-20世纪中叶中国畸形单向市场

相比18世纪的英国和18、19、乃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我们可以认识到，斯密所看到的和理想化的城乡双向贸易并没有在中国实现。迟至1930年代，中国基本的城乡关系仍然主要来自“城乡差别”而不是“平等互利”的交换。笔者长期以来已经详细论证，中国当时的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农村主要为城镇提供食品，尤其是高档细粮（白米、面粉）和肉禽鱼，农村本身则消费“粗粮”（玉米、红薯等）远多于“细粮”，而且极少消费 肉禽鱼。同时，其生产的优质棉花棉纱棉布（以及几乎全部蚕丝）则 “出口”城镇，农民自身的穿着限于低质的棉布，没有丝绸。（黄宗智2014，第一卷[1986]、第二卷[1992]）

当然，农村与农村间也有一定数量的贸易，主要由有余粮的农民和有余布的农民的交换组成，达到全国的商品总量的足足66.9%。正如一整代的优秀中国经济史学家们所证实，那样的“贸易”乃是村庄参与市场经济的大宗。（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而那样的农民的粮棉交换主要是一种生存性而非营利性的贸易。（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尤见77-79页）在普遍的城乡差别之中，最突出和明显的是食物和衣着的差别。优质粮食和肉禽鱼主要由城镇消费，农村较少；优质棉布，更不用说丝绸，同样主要由城镇消费，农村极少。

这一切可以见证于1930年代的满铁调查人员所仔细记录的华北和江南两地分别的三个村庄的商品行为，对其记录的追踪调查，仔细记录了每一个农户从城镇所销售和购买的每项商品。其材料证明，其中最大的一项乃是粮食和棉花棉纱。其卖出和买进的粮食，平均起来，达到其总产出中的不止一半的价值。其卖出或买进的棉花和棉纱则平均达到其自身消费总量的大约一半。农户一般极少购买现成衣着，一般都是自种棉花，自纺棉纱，自制衣着，或以粮食来与花-纱-布小农交换后自制衣着。在华北，基本没有农户购买现成衣着；在收入较高的江南，其所购买的现成服装仅占到其总消费量的6%。农民从城镇购买的产品主要只是小宗的传统加工产品，如糖、盐，食油、酱油、火油等，在其总购买产品价值中的才占到约10%-20%。长江三角洲的农户平均收入相对高于华北，农村人民还会从城镇购买很少量的烟草、酒、草帽（以及新型的火柴），但也仅此而已。（黄宗智2014, 第二卷[1992]：81-85页，尤见表6.2、6.3、6.4、6.6）

与此不同，研究英格兰的经济史学家们，通过大量的18世纪农村遗嘱资料证明，当时的农户相当广泛地从城镇购置了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Weatherhill 1993: 尤见219-220页，表10.2及10.4）那样的物品说明的是，更多、更广泛的双向城乡贸易：农村为城镇提供食品，城镇则为农村提供上述制造品（黄宗智2002：165）。正是那样的交换，组成了斯密所论析的城乡平等互利交易的根据，进而导致社会分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在中国的“畸形”单向市场中则没有。

也就是说，中国同时期的“市场化”城乡贸易与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18世纪英国十分不同：它没有像英国那样由农村从城市买入众多的城镇产品，因此而形成一个双向的市场，由双方不同的比较优势推动的比较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亦即斯密概括为螺旋似经济发展动力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城乡贸易则主要是单向的，主要由农村输出优质粮食、棉花棉纱（和蚕丝）给城镇。其所说明的是，乡村在人口压力下的贫穷和劣势地位，亦即现代中国革命所要求克服的“三大差别”（即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主要内容。相对英国及其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建构来说，它固然是个“畸形市场”，但我们如果从人多地少的中国的视角来看，畸形的乃是资本主义经济早发展的18世纪的英国。

毋庸说，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差别，虽然在革命之后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期间，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减缩，但仍然非常鲜明，而其基本商品结构，仍然可见与当时人民生活中至为关键的粮票和布票。而城乡间的差别，则仍然可以见于今天的城市和农村悬殊的户籍制度，也可以见于巨大规模的、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廉价“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如果对比大城市的（可能占到城市10%人口的）有房有车和稳定职业的、已经和国际城市中产阶级相当高度相似的“中产阶级”，其间差别非常鲜明。

02

城市与农村的平等互利的市场

笔者在这里要再次（另见黄宗智2020b）提倡中国借助最近十年来形成的、综合中西的超越性视野、具有远大目光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倡议，用同样的思路来推进今后的乡村振兴。中国的城乡贸易可以同样以基础设施为主，借此来推进城市与农村间的平等互利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农村比拟一带一路设想中的东南亚、中亚、非洲等的后发达国家，将农村比拟需要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家，赖以建设城乡和不同地区间的平等互利贸易。为的是推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也是为了推进城镇产品在农村的销路，建设更大的、更蓬勃的市场，既是为了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是为城镇产业创建更庞大，更可持续的国内需求和市场。

笔者已经详细论证，从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个“隐性的农业革命”，主要是从低值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越来越多地转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菜果、肉禽鱼、蛋奶，如今已经占到总耕地面积的约1/3，农业生产总值的2/3。其生产主体一直都是小农户，即经营1、3、5亩的拱棚蔬菜，1、2亩的的果园，10来亩的种养结合农场等。其前，中国农业通过使用良种和化肥而提高了产量（一如196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那样），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改革期间的农业革命动力则十分不同，是由于农业和人们的消费习惯的改变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从8：1：1的粮食、肉食、菜果，转向城市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中产阶级的4：3：3的比例，由此大规模提高了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这个“隐性的”“新农业”革命（由于其性质、动力、规模都迥异于之前的农业变化，还没有被许多观察者所认识到），已经导致了农村人民农业收入一定程度的提高。（黄2010、2016）

但是，我们如果将中国的新农业与美国类似的高附加值农业对比，便可以看到其宽广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今美国的高附加值农业(主要是菜果-坚果-浆果和花卉)在耕地面积占用的比例仅是总耕地面积的3.6%，但其产值则达到全美国农业总产值的足足36.8% (1980年才26.2%)，即不止10倍（1022%）于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所占比例（黄宗智2020a: 331; Macdonald et al. 2013: 表1）。而中国2010年的菜果所占耕地面积的比例是18.9%，其所占产值比例才26.7% ，仅比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比例高不到半倍，仅141%（黄宗智2016：表4，p. 15），明显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美国的高附加值农业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有机农业，共1.4万户，占全国9亿英亩(54亿华亩)耕地面积的约1%(900万英亩，5400万华亩)，即高附加值农地的四分之一强（27.8%），其产值从2011年到2016年已经增长了不止一倍，达到76亿美元之数。（Bialik and Walker, 2019）中国的有机农业目前已经进展到全球有机农业的6%，但相比美国的47%和欧盟的37%，还去之很远。伴随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健康意识的提升，当然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刘石，2018）

同时，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将意味巨大数量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伴之而来对城镇产品的需求。根据最新（2016年）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目前农户用智能手机上网的普及率是48%、用电脑上网的才32%，拥有小汽车的仅24.8%（相对美国的每100人拥有77辆汽车，中国才11辆）。那样的商品在中国农村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8：表4-7）。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其市场潜力远远超过中亚和东南亚任何一国。另外，目前仍然仅有不到一半（47.5%）的行政村具有超过50平米面积的商店或超市（同上：表3-6），而且，在所有的行政村中，仅25.1%具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同上：表3-2）。电子商业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自然村，区别于行政村，则还是另一回事。根据2016年的较可靠的数据，中国有261.7万个自然村（亦即村小组所在地），52.6万个行政村（亦即村委会所在地），亦即平均 4.8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一般村委所在地的行政村已经通水泥路面（80.9%）或柏油路面（8.6%）或沙石路面（6.7%），但它们距离自然村则还有一定路程。最小的距离在5公里之内（90%），但也有远达6-10公里的（6.6%）和10-20公里的（2%）。目前仅25.1%行政村具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显然还连接不上大部分的自然村。这方面当然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目前农村自然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去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化的交通和交易网络连接仍然较远。一定程度上，大部分的自然村与全国市场的交通连接尚缺其“最后一公里”。

此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过去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是由政府和资本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关注点主要止于自然村之上的乡镇，最多达到政党-国家统治组织的最底层的行政村，基本是个由上而下的体系。实际上，国家一直没有将农户自身视作一个能动主体，没有能够动员自然村社会的一般农民来参与发展，也因此没有能够真正渗透最基层的自然村。但我们可以想象，国家如果能够更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将自然村全都纳入现代化交通和贸易的网络（一村一路？），将会赋予农村农户，尤其是新农业的农户，更便利、更完全地参入城乡贸易的条件。在遇到类似于新冠病情冲击的情况之下，也更能够减少或解决由于距离过远的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出现的“脱钩”问题（黄宗智2020b）。

国家如果能够同时为农村建树新型现代化的物流网络，由农民自身组织合作社参与，尤其是生鲜产品的冷冻链和快速运输，并辅之以由国家建立的现代化的服务性批发市场（而不是目前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借以让农业生产户获得其产品收入的更高比例（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要么让中间商，也包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攫取其大部分利益，要么依赖低效的供销社），将会相当程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那样的变化将既推进农村与城市间的平等互利交易，也推进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发展，既为城市制造产业和信息产业添加极其宽广和可持续的国内市场，也为农村产品创建更多更高效率的物流体系。这是上世纪便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的“东亚”（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模式（黄宗智2018）。那是真正达到亚当·斯密所理想化的英国的平等互利城乡贸易市场经济，真的能够凭借城乡平等互利的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例。

在当前的无情的超巨型股票市场的霸权逻辑的支配下，资金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无疑多是不太乐观的；对劳动工人，当然肯定也是无情的；对社会和对自然环境当然也一样；对农村和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它是一个凭借美国军事霸权（在全球具有约800军事基地，军事开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通过美元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来卫护的超巨型金融市场-股票市场霸权。它更是通过英美古典和新自由主义建构和话语作为其霸权意识形态来卫护的。

我们下一步要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局面？要改变的话，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不同远瞻愿景来设想未来的可能世界？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什么样的操作方案？拆开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角色的理解之后，我们能否得出一个不同于如今大资本股市的霸权下的市场经济设想，包括其与不同的产权制度和不同模型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结合？

三

新的远瞻性愿想

笔者已经在关于“一带一路”的另文中指出（黄宗智2020b），中国在过去将近两个世纪之中，一直折腾于近现代几乎所有后发达国家的基本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既是可恨的敌人也是令人羡慕的现代化典范。因此，一直陷于一种基本分裂的状态：要么过度拒绝、要么过度模仿西方；要么盲目信赖将西方单一面理想化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要么完全拒绝之，相反地拥抱拒绝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不“干预”市场的政府体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要么拥抱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股市霸权，要么完全拒绝那样的理念而拥抱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要么拥抱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系，要么拥抱共产党的治理。双方分别将其对手推向极端，将其冷战式地认识和理解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抉择。

我们可以回想，清代政府和知识分子主要从维护传统的角度来应对西方，在迫不得已下方才做出让步，有限采纳西方的，先是武器，而后是“洋务”实业，而后是立宪政体，而后是“赛因斯先生”与 “德[模克拉西]先生”，逐步走到“全盘西化”的极端。同时和其后，面对20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相当部分人士则走上基本完全拒绝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完全拥抱反资本主义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终走到完全计划化的经济体系和完全排外的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随之而来的是改革、与国际接轨、大规模引进国际资本，並带有一切要以模仿美国为最优抉择的又一极端的强列倾向。譬如，在农村政策方面，试图建立不符中国实际的美国式的资本至上的“专业合作社”，以及美国式的主要依赖资本投入和扶持、补贴规模化大农场——“龙头企业”、“大户”、成规模的“家庭农场”等，忽视了小农的主体性参与。

但是，在近十来年中，伴随中国悖论的（别的不说，仅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便足够悖论了）举世瞩目经济发展，逐步开始形成一种更为自信的思路，朝向了更为宽广的综合中西的视野，并初步形成一种具有超越中西对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化对立的非此即彼选择，开启了超越性、远瞻性的愿景，并试图提出中国自身的、符合其实际需要的发展方向的目光远大的综合中西优点的愿景。

笔者已经撰文另述，新近的“一带一路”的“愿想”， 正是具有那样的远见和宽广视野的初步尝试。它的愿想是超越目前超巨型（股市）资本霸权下的经济体系的设想，它提出的道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方向——不是以建立霸权为主要目标，也不是以私有产权和凭借逐利价值观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更为宽阔的国际之间，也包括民间企业之间的平等互利的交易。伴随这个基本设想而来的是迥异于霸权资本所追逐的单一营利最大化、股值最大化，以及占据/拥有供资本逐利使用的自然资源的目标。它是一个具备更长远目光的视野：从为后发展国家提供贷款和资助来建设平等互利的市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交通、能源和电子网络的连接，为的是长远发展的平等互利交易和市场经济。当然，部分也是为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产业（所具备的剩余产能）提供出路，并展示了对其自身这方面的“价廉物美”质量具备一定的自信，认为完全可以在世贸组织设定的平等互利自由交易的规则下和其他国家竞争，为目的国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越条件。其综合性设想则是一个没有股票资本霸权的共同发展愿想。（黄宗智2020b）

固然，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有偏差。譬如，被缅甸廉价劳动力和有利投资条件吸引的长三角棉纺织私营企业，难免会违反对方的客观环境所要求的劳动保护和工资条件，导致对方工会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最终只能妥协。或者，如在马来西亚欠发达的东部的铁路建设中，遇到其积极亲华总理人选的更替，只能与新任总理马哈蒂尔重新谈判，砍价重订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或者在诸如印度尼西亚，在高铁建设过程中，遇到远比中国困难的对“征地”的阻碍，必须面对当地更稳固的私有产权，与当地政府合作妥协处理。事实是，在目前（比之前要高度新自由主义法规化的）世界贸易条件下，只能通过交涉、谈判来适应当地客观情况，与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凭强势支配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同。（黄宗智2020b）

即便是相对至为贫穷的非洲国家，一如李静君（Lee 2018）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近作的详细实地调查所证实，投资于赞比亚铜矿的中国国营企业，也展示了与西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行为。它更多关注长期的、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多使用长期的、有劳动法保护的正规工人而不是临时工，更多地与所在国家的要求和当地劳动人民的诉求妥协，更展示了非单一霸权股市资本下的行动倾向。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在李静君说明的不同政策战略之外，我们还要认识到，相比去人性化的全球股票市场的资本霸权游戏规则下的私营企业，中国和其国营企业会更多考虑到与所在地的国家和人民的平等互利的长远目标。

这样，在“王道”的“仁”价值观（相对于霸道，或“理性”的无限“逐利”价值观）的主导下，中国对外扩张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一带一路举措不可简单视作霸道权术的运作，更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自身历史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或其如今受超巨型股票市场霸权支配的资本主义体系，而应当将其认识、理解为一个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有可能平衡，甚或改组，全球经济运作逻辑的远瞻性方针和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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