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年，明朝封爵之制确立，分公、侯、伯三等，弃子、男二爵不置。
与此同时，明太祖朱元璋也对开国期间表现优异的功臣一一进行了册封，分别是六公、二伯、二十八侯。
不过这里咱们暂且先放着二伯、二十八侯不提，单说这明初六公爵，因为在这六位公爵当中。
除了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以及卫国公邓愈等5位武将以外，只有一位文臣，也就是韩国公李善长。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明朝刚刚开国，所有的江山基本都是这些武将带着士兵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而且明朝局势未稳、依旧有诸如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地区处于元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武将对明朝的意义明显略大于文臣，而且武将在战场上立功的机会也要更多，所以明初六公爵中武将人数多于文臣属实无可厚非。
李善长位列明初六公爵第一
但问题李善长在这六公爵中的排序，不是末位，也不是中游，而是位列第一。
虽说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过，“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毕竟朱元璋才是统治者，既然都是由其自己定的，那么自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然而朱元璋同样说过，“善长无汗马劳”，李善长是文臣，自然也就无法亲自统兵打仗，战功势必就不会多。
而且从李善长的生平来看，在1368年明朝建立之前，李善长虽然已经跟随了朱元璋近14年，但这十四年间李善长所立下的战功确实不多。
要说能算得上战功的，也就是在朱元璋驻军和阳时期。
由于朱元璋亲自领兵攻打鸡笼山寨的原因，导致和阳一时间十分空虚。但由于元朝残余势力在和阳留有间谍的原因，导致和阳空虚的消息也被元军得知，想要来偷袭和阳。
若不是李善长这时候刚好就在和阳留守，自幼喜爱读书的他在智略和谋略方面也都十分优秀，巧设埋伏击退了元军，恐怕和阳可就丢了。
虽然通过这一次战役，让朱元璋认可了李善长的军事能力，但自此之后，李善长却几乎再无战功，一直跟刘基、朱升那样以一个谋士的身份跟随在朱元璋身边，为朱元璋实现统一出谋划策。
要知道，让朱元璋避免多线作战，逐个击破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总战略，是刘基提出来的，以“大明”为国号招揽民心以及义军的战略，也是刘基提出来的。
对明朝建立至关重要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则是朱升提出来的。
但在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刘基只是被册封成了明朝爵位最末等的伯爵，朱升因为在洪武二年致仕，执意告老还乡隐居，所以没有参与封爵。
那么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都是谋臣，为何同是明朝开国元勋的刘基只是伯爵，李善长却被朱元璋放在六公爵第一呢？如此悬殊的差距，难道就不怕其他武将出现异议吗？
李善长位列明初六公爵第一的实质
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还真就不怕其他武将或者文臣啥的出现异议，因为李善长这个明初第一公爵之名，确实实至名归。
诚然，李善长作为一个文臣，在战场上的功劳确实不多，甚至在谋略上还没有像刘基、朱升那样提出过对明朝极为关键的战略方案。
但如果把徐达、常遇春这样的名将比作朱元璋的利刃，刘基比作朱元璋的大脑的话。
李善长在明初的地位，其实就等同于朱元璋的“粮草”，为朱元璋作战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且从未缺乏断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李善长在当时其实就相当于现在公司体系里面的后勤部长。有李善长在，明初军队的粮草需求就有保障。
而且李善长替朱元璋管理粮草物资补给的时间，是从1354年他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就开始了。
后来随着朱元璋麾下疆土的面积越来越大，李善长的业务也是越来越多，已经不再局限于仅仅只是负责军队的粮草供应。而是涵盖了安抚军心、攻占城池后安抚民心等多个领域。
就好比巢湖水师归顺朱元璋后，事先写下榜文，并派人将其张贴到城池各个角落，严禁士兵违反军令、伤害掳掠百姓的，是李善长。
留守城池安抚民心、考察投靠将领才能德行、顺便调解将领之间矛盾的，是李善长。
紧接着朱元璋称吴王后，废除元朝弊政，确立明初盐法、茶法、钱法、开铁冶、定鱼税等基础经济法令的，还是李善长。
重新修订“连坐”律令，与刘基一起完善明初律法条款的，依旧还是李善长。
换言之，李善长虽然战功不多，若是和其他明初公爵的战功相比，甚至可以称得上没有战功。
但是站在整个明朝的角度上，李善长的功劳却几乎涵盖了明初建国所需要的军事后勤、民生、经济、律法、政治等多个领域，且无一不是跟对封建政权稳固统治地位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甚至于就连朱元璋自己的登基大典，包括册封太子、后妃、诸王什么的大典仪礼，都是让李善长主持操办的。
试问，李善长这样的功劳，担不担得起明初第一公爵之名？
毫无疑问，当然担得起，正如朱元璋自己说的，“善长之功，朕独知之， 其他人未必尽知。当年萧何有馈晌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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