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舆论的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政体民主抑或专制的试金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呈现出十分混乱且无序的状态，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大小军阀混战不断，列强操控经济与政治资源，这导致当时的中国政治不但无法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计，更遑论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民众力量崛起、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传播，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自我改造，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师法苏联，希图将自身打造成为具有明确革命宗旨与革命纪律性的新式革命党。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出于稳定政权和维护国民党执政统治的需要，对其政纲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致力于以党建国、一党专政的制度建构，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扩张，力图建立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并对民众团体予以监督、控制，将其纳入国家体系。

寻求言论一律，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 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 ” 作为国民党首脑的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国民党为了从思想上遏制革命，使人们顺从其统治，大力推行所谓“党化教育”。“党化教育”首先在学校实行，而后灌入整个国民教育中。在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党部，设立党化教育委员会。在各个学校，普遍建立训育制度。1928年5月以后，国民党把党化教育改成“三民主义教育”。1931年6月初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并对小学、中学、大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提出不同要求。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得麻木、散漫、无为和绝望。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

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为什么成为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为何从乾隆时期的“天朝上邦”沦落到连日本这种蕞尔小国都敢任意欺负的地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问题让几代中国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想烂了脑袋仍是众说纷纭。“五四”时期，持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认为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另外，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国民党没有“保障人权”，提出“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论人权》一文，他说：“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 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等等以期来唤醒民众。

而现实终究是现实，历史的进步也总要以牺牲一部分人作为代价。它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