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封建时代，社会是由“三个阶层”构成的。它们是神职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在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中，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都被无情地消灭了。

在那之前的欧洲，教会曾同时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神职人员为教会成员提供精神的，人际的和道德上的指导和帮助，并仲裁争议和异端行为。

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美逐渐出现了“第四阶层“，新闻界。它取代了被它推下宝座的神职人员，成为道德和正直的新的布道者和仲裁者。

渐渐，这个阶层的业者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摄影师遍布世界的每个事件场景，它的记者出现在行进的军队行列，它的精英进入政治家的内阁。”

今天，媒体决定了什么话是被允许说的，什么思想是可以接受的。媒体控制了审判台，异教徒被列入黑名单，并被逐出正派人的行列；如想得到他们的宽恕，就得撤回自己的异端邪说。

在美国的三权模式被世人广泛认识和接受之后，这个权杖日重的“第四阶层”则被世人加冕为“第四权力”。在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其影响力愈发彰显，甚至能左右“三权“的动向。

随着网络电视的兴起及其庞大的观众群，“第四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了顶峰。它们在提升肯尼迪总统的形象、击败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然而，在下台之前，尼克松给“第四权力”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创伤，并让他记恨于心。

1969年，当美国全国媒体及其附庸试图击毁其越南战争政策时，尼克松呼吁“沉默的大多数”支持他，并派遣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发起一场针对主流媒体偏见和权力的反击。

绝大多数人支持尼克松和阿格纽，而且，他们的这种心声彰显出美国的那些”神职议员和世俗贵族“已经与美国的现实脱离得有多远。

除了同样憎恨媒体并与其抗争的乔·麦卡锡之外，战后精英最痛恨者非尼克松莫属。但这位斗士在随后49个州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媒体和反文化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

不过，美国媒体给自己祖国带来的伤害还远未就此完结。

水门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主流新闻媒体。到1974年8月，他们在全国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著名作家泰迪·怀特在其所著的《1972年总统的诞生》一书中，经典地描述了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对美国公众生活的影响力。

“在美国，新闻的力量具有原始的野生性。它设定公众讨论的议题，但这种广泛的政治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它决定了人们说什么，想什么——这种权威在其他国家是为暴君、牧师、政党和官员的专属。”

尼克松和阿格纽因为没有吃透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之意而受到攻击。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来质疑敌对媒体的客观性、可靠性和真实性。

从那时起，美国的保守派就开始攻击不断攻击他们的主流媒体。40年无休止的战争已经完全剥去了媒体虚伪的中立性。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媒体是假扮成记者的空想家，它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利用新闻特权来攻击其所反对的候选人及其政党的政纲。

甚至在尼克松和阿格纽之前，美国的保守派就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个庞大的魔兽。

1964年，在奶牛宫召开的金水大会上，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刚一说到“寻求轰动效应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时，马上就出现了令他吃惊的场面：整个大厅顿时就出现了炸锅似的反应。

今天，川普之所以受到近半数选民的拥戴，部分是源自于他对媒体的态度：他拒绝媒体的道德权威，打破他们的戒律，嘲笑他们的谴责。他每天都会表现出其对政治正确常套的蔑视。

在美国，媒体的公众支持率现在已经与国会不相上下。美国有很多人对媒体深恶痛绝，他们很喜欢川普的这种蔑视感。这些人最不希望川普做的事情就是向媒体道歉。

而媒体的某些玩法正好被特朗普所用。

他对女性、墨西哥人、穆斯林、麦凯恩和一名残疾记者的言论，一直被指责为麻木不仁的冷漠。媒体称，特朗普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使他不具备竞选总统的资格。

然而，当他们要求特朗普道歉时，特朗普给了他们加倍的迎头痛击。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过程揭示出，在平民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眼里，政治建制派及其媒体打手，就像1789年平民百姓和农民眼中的旧政权和凡尔赛宫的朝臣。

现在，这个“第四等级“已经像1789年的神职人员一样名誉扫地。不过，更大的问题是，我们都尊敬的真理、道德和正直的仲裁者已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甚至大家对这些神圣术语的含义，就像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一样，都几乎失去了共识。这才是美国被撕裂的根源，也是它所面临的最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