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传入了中国，其影响越来越大，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要求我们需要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新视角，同时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当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加一探讨。

摘要

相对独立性地设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整体研究，在学界已经起步，十分必要。在此之际，亟需从理论上理清若干基本理念问题，以保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健康发展。首先，要贯彻求真的史学准则，认真考察和厘清一些重要史实，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其次，研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必须用理论思维的方法，要点在于切实运用唯物辩证法，从而使研究成果达到理论性的层次。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不能脱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这不仅仅需要汲取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高度，重新审视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讹误和不足，纠谬补偏。特别需要研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和底线，不可让一些虚假“唯物史观”轻率地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线。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理论思维；思想阵线

作者简介

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出处

《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03-109页。

中国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日益强劲，其中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史学界的新兴理念，影响越来越大。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跃居历史学科的主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各种史学流派有着明晰的分界，有着独特发展的特点，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内容，因此完全可以构成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立课题。但研究这个课题，不能脱离近现代社会的背景以及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于此之际，为保障这项研究的健康发展，讨论和解决其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正当其时。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视角

历史研究因其内容的多面性，具体的研究课题可以有多种的视角，作为历史学一个专业的史学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不言而喻，在整体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应当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状况，使它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状况是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传统史学结合于西方的史学方法，加之新开发的史料，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历史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考察、揭示及解析真情实事，作为整个学科的基础和第一要素。这种旨在求真的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史料的把握，在史料解析中固然需要高层次的辩证思维，而一般的形式逻辑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求真宗旨下，可以取得精湛而意义久远的历史研究成果。因此，在混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框架内，不容易使马 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研讨的焦点，研究深度受到限制。解决的方法应当是首先相对独立性地设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整体研究，经过精深探索，再回返到中国近代史学史中考察。简言之，就是要建立起深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角，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迄今为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主要还是集中于史家、史书、史学等个案的探索，整体性研究虽然起步，但重要成果还在期待之中。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应当用何种眼光并且关注哪些要点，即构成一定立场之下的学术视角。在这里，立场是十分重要的，立场不同，研讨的眼光与着眼点会大不相同。只要具备实事求是原则，就不能不承认自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持续向上发展的状况。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具有严密、 深入的逻辑体系，因而在总体上予以肯定性的评析，乃是理所当然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应当包含具有正面肯定的鲜明立场，其探讨的视角需要体现出以下几点:

一是着眼于清理和查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史实，贯彻以求真为第一要素的史学准则。只有史实无讹，细节清晰，论述方能底气充足，根基牢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是在近代才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不悠久，但仍然有许多相关事实需要进一步梳理和考订。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更应当全面考察所有真实的细节，以便予以确当的评论。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其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的关键著作，但这部书的出版面世，到底是郭沫若的个人行为还是党组织的策动和运作?评论者多未涉及于此。实际上，此书之面世，主要是在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郭沫若在写于1929年9月的本书《解题》中说:“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李一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对郭沫若此书的督促和协助，必然是党组织的既定工作。认定这一重要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随后的社会史论战，就会得出更加深入的评析。由此可知，全面理清基本史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二是必须以理论思维的角度研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来具有特别重视历史理论和思想方法的特色，唯物史观从出发点上就呈现出鲜明的理论性、原则性，理论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存在方式，亦即一项基本的事实，因而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进程，也就不能缺乏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仍然与所有史学研究的格局一样，应将考实求真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更加崇高的学术使命，要求对于史实的考订更为精深，理论思维的水平尤其要超越其他史学流派。以理论思维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使研究成果呈现为理论的层次，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状况的实质特征。仅仅堆积一些事件、人物等，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什么能够在旧中国立足和不断壮大?为什么在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却迅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哪些独到特点和优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间有哪些矛盾和契合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当在研究中予以解决，缺乏精深的理论思维，就不能完成这种学术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及唯物史观，经过马克思等经典作家150多年来的精心探讨和论述，已成为成熟化的学说，虽然还应当随着时代变化继续发展，但基本原理则已奠定基础。然而，与史学史研究联系较为直接的史学理论不等同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针对的对象是历史学，历史理论概括的是客观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未遑系统地研究史学理论的问题，这是中国史学界需要共同努力承担的学术使命。

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以史学史的系统研究为基础，反过来又是保证史学史研究迈向高水平、高层次展开的必要条件之一，二者为辩证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群体而言，应当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讨。这里需要申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绝不仅仅关照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而是要成为概括整个历史学的科学理论。当前有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流行于世，对历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不同程度的曲解，惑乱认知，影响消极，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正本清源，是十分迫切的工作。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具有繁重的学术任务，具有广阔的创新前景，在实际探索中需要运用最好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二、思想方法与学术视野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务必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将繁杂的史实条理清晰，才能在理论上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的正确或不正确。”与辩证法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其缺陷是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眼光观察事物，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要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误区。

第一，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来说，我们不能将之孤立起来看待，而是要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联系当时历史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加以评析。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状态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政治派别与政治观念很多，文化理念也千差万别，单就历史学而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之中有恪守旧史学观念的信古派，有怀疑中国旧有上古史体系的古史辨派，有接受形形色色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团体与个人，而史学界所接受的西方史学理念也是五花八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在这种多样政治文化与史学的环境中，不是与外界绝缘的。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即使有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和对立者，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守旧信古派史家和疑古派史家考辨史实的成果，都可以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汲取，其中的重要成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扬，郭沫若既赞扬过王国维，也赞扬过顾颉刚，

这里体现的是史学求真意识的共性。但比较而言，疑古派富于史学的批判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精神较为贴近，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顾颉刚则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响了前奏曲”之外， 其余则多有抵牾或冲突，在理论层次上，不同体系的史学观念，相互之间很难协同和共融，如历史进化论，不仅内部光怪陆离，派系复杂，整体上也与唯物史观不在一个思想理路之上。因此，将持有不同史学理论的史家笼统归入一个“史观派”，是十分荒谬的做法。反观以梳理、考据与叙述史实为治史特征的史家，凡颇具业绩者无不各有自己的史学理念，如信古、疑古之间激烈的争辩，甚或各不容让，哪里有同属一个“史料派”的模样?因此，有人构建出近代史学中的“史料派”与“史 观派”二元对立之说，追随者不少，其实乃向壁虚造而已。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置于近代政治文化与史学的环境中研究，不仅可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通过分析各类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应，分别作出研讨，可以更新对近代诸多史家的评价。多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也有长足发展，而建立马克思主义史 学史研究的视角和视野，这不仅仅需要汲取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史学 史的研究高度，重新审视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讹误和不足，纠谬补偏，打开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史学史学科本来就是要探讨历史学的发展变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同样必须以发展的观念予以研究。以发展、变动的眼光观察可见，有些西方史学流派传入中国，虽一时轰动，但随后则渐渐衰退;另一些则影响力相当贫乏，很快被学界摒弃。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以来，就不断地成长壮大，直至居于全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个特点，全面探索形成这种状况的综合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随着时代的前进，有局部需要补充和细化的内容，有因地、因时制宜而个别需要调整的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需要有系统地建立起来。面对西方诸多现代、后现代史学流派对历史学根本理念的曲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为思维方式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需要急切补充和 细化的内容。在资本主义形成世界体系的状态下，还有一些处于社会发展显著滞后的民族和地区，其发展前景不能不受外来影响，唯物史观最初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阐述，必应有所补充和调整，使之更为丰富、更具活力。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从半封建社会经过特殊路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丰富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内容，即为显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必须注意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中，避免片面性的形而上学误区，要点是防止将唯物史观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任意割裂和肢解，防止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理论与政治任务做绝对化的分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互为表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总结和概括自然界规律、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以及从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实践中得出的，具有精深的理论性、学术性、批判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给予唯物史观的主题之一，从唯物史观的论说中，必定能够体会出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指向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任何将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单列出来，将唯物史观分割为学术的与意识形态的两端，都是糊涂与错误的做法。对此，下文还会涉及。

唯物史观既然是发展、变动的，那么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有与现实社会联系的不同侧重点。在社会革命运动时期，强调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及社会主义方向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做唯物史观整个体系的学术反思和研究也是必要的，但这仍应具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的现实目标。

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也可以形象化为观察事物的视野。防止以孤立的眼光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即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背景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显示出考察视野的深远与透彻，是辩证法的光辉普照到形而上学所难以抵达的奥妙之处。避免以静止的观念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考察眼光对视野的扫描和追踪，具有积极、主动的活力。发展、变动的理念，是辩证法所具备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防止认识僵化的基本保障。摒弃片面性，意味着考察问题之视野的扩大，并且注意到所有内容，但又不是平均用力，在发展观念的指导下，成为有重点并且也有着重点随时转换的全面性研究。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取得的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但唯物史观在理论上的胜利，则很早就显现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距离成功尚远，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取得理论上的胜利。逻辑缜密、体系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证据充沛、分析透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旗帜鲜明、论证翔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学理之精深，格调之高正，是任何其他理论都不可比拟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力之大，是此前此后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历史理论所无法企及的。而思想上的科学性以及与劳苦大众利益的息息相关，则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必然取胜的切实保障。

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影响范围虽大，但不是所有认知者都会全面接受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念，其中有随意抽取唯物史观的部分论点者，有曲解或误解唯物史观的原意者，有仅仅使用部分术语装点门面者，也不乏直接的攻击谩骂者。涉及近代史学界出现的各色人物，他们的经历、立场、学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言论多样且多变，十分复杂。但言论和理论上越是表现得复杂，越是要在学术上将之清理明晰，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不能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混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此乃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头等要务。最容易混淆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界限的研究课题，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史大论战状况的研究。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议论，也确实存在较多的阵线不清、是非混淆之说。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随后展开北伐战争，革命运动进入高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也迅速传播，共产党的学人自然加强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领会，而不少国民党内的学者也受到了唯物史观很深的影响。1927年国民党当权人物先后背叛国共合作，实行反共、清共，大革命因而失败。在苏联，也因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冲突，导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派别的公开斗争。于是，原先参与革命、关注革命并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知识界人物，对革命失败的原因及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予以反思，并且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探讨，各派力量主张抵牾，激烈争辩，形成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就狭义的社会史论战(不包括中国当下社会性质问题)而言，其中固然包含学术论辩的因素，但其中的政治背景极为浓厚，不能忽视。参与论辩者主要由四种人构成:其一是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保持一 致的中共干部派，其二是国民党人因受蒋介石集团政治挤压而要求改组国民党的“改组派”，其三是追随托洛茨基思想的“托派”，其四是脱开政治派别的个人参加者。无论是形成派别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论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所有参与论辩者的言论，都不同程度地由其政治立场所制约。

因主办《读书杂志》而推动社会史论战形成高潮的王礼锡，曾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还有一些人说过类似的话，将社会史论战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论。时至近年，一些学者以此为据，不仅将陶希圣等诸多涉及社会史论战之人统统归入“唯物史观派”，还主张把“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予以“分离和切割”，设想反共、反革命分子可以同时是个“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学者。这是极为错误、极其糊涂的观念。王礼锡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知半解，颇多误会，岂能以他的说法作为依据?

唯物史观是严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其内容的基点和底线不容歪曲和抹杀。其一，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发展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的核心，不同的社会形态展示了历史上各种社会的根本性质，历史研究必当抓住这个重点。其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在存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中，必定形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四，社会历史的发展，终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基点内容不可以舍弃任何一项，否则就是脱离或背叛了唯物史观。这里有必要深入领会列宁的论断:“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 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个成员，毫无疑问都是曾经接触过唯物史观基本理念的人物，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程度参差不一，又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制约着他们的思想理念，因此除了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干部派人士之外，其余许多人即使对唯物史观并无恶意和反感，但他们的发论立说，并无恪守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意识，往往只是摭取个别观点、概念为其所用，且难免出现曲解与误解。参与论战的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距离，他们可以赞成和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研讨历史的方法，但却是将之掺杂在其他的历史观念体系之中。在社会史的论战中，他们不仅要对大革命失败状况进行反思，而且更进行了历史观念的自我反思，其结果是大多数人逐步摒弃了原有的对唯物史观些许接纳，更加远离唯物史观，陶希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者。参加社会史论战的托派人士， 按理应是接受过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一般说来也强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在共产国际政治斗争的视野下，使之采取对抗中共干部派历史观念的态度，故意提出异说而不惜脱离唯物史观的大框架，这些人大部分最后也是摒弃了原有的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任曙可以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社会史论战中多有脱开政治派别的个人参加者，这些人来源复杂，其中有较具政治敏锐眼光而关注中国革命的学人，有参加过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党派而退出的人物，如熊得山、朱其华是脱离共产党的人士，也有虽然曾是国民党员身份、却在思想上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物，例如胡秋原与王礼锡。

社会史论战中诸人是否秉持唯物史观，必须剖析其论说的实际内容。例如陶希圣其人，截取唯物史观的某些概念、词语和分析方法，掺杂多种来源的非唯物史观理念，在重视社会经济的牌匾下自命为唯物史观，而明知唯物史观具有阶级斗争学说，却坚决反对，当然也就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应当明了的是，所有早期的国民党左派、所有后来的国民党改组派，都无一例外地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而陶希圣这样自取所需地从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摘取词语和个别内容，乃是阉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阉割和肢解唯物史观。后来他主办《食货》杂志，倡导研究中国经济史，从而促进了相关史料的发掘，但这种经济史研究，打着反对“公式主义”的旗号，脱离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生产运营、财务财政，实际摒弃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观念，已经不属于唯物史观的“经济史”范畴，连陶希圣自己

也都不再标榜唯物史观。王礼锡虽热衷于为论战推波助澜，但并无足够的历史理论素养，思想上追随和依赖于胡秋原。胡秋原在政治上反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受不了任何组织的约束，虽也曾以通晓唯物史观自诩，但却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早在 1932 年，鲁迅就批判和讽刺胡秋原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胡秋原发文立论同样摇摆不定，为投机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他绝不依从恩格斯、列宁明确论述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生生捏造出一个“氏族社会”阶段，这已然脱离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理念，背离唯物史观思想体系。1949 年之后逃往台湾，明确声明他当初在社会史论战中虽然“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朱其华原名朱雅林，发文、 撰书使用朱新繁、朱其华、亦明、李昂、柳宁等笔名。他原为北伐军中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任命为军队指挥官，但却逃走、脱党，更名躲入上海，借社会史论战的机会，随意抄袭而拼凑论文与撰书，目的是捞取稿费，当时就有参与论战的各派多人揭发其剽窃行为，遂改换笔名来否认前作。这些行为均不足为训，他的撰述有的抄袭了共产党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内容，有的抄袭了反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的内容，出尔反尔，杂乱迷离，这都不能当作他个人所具有的见解。

社会史论战中，脱离共产党而坚持唯物史观之人是熊得山(1891—1939)。熊得山字子奇，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革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达关系密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因政见问题，与李达一起退党。1928 年他与李达、邓初民合作在上海建立昆仑书店，次年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等书，坚持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予以分析。1931年曾以个人身份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唯物史观的原则下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随后任广西大学教授，1939 年因病逝世。他和李达一样，虽然曾经脱离共产党，但没有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事例说明划分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的界限，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固然是重要的参考坐标，但主要的还是应以上述唯物史观的四项基点与底线作为标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思想阵线的判定与划分，远远严于政治阵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把某些使用唯物史观的词语、概念、个别方法的论述及其作者，皆轻许一张唯物史观的标签，甚至对于凡是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说法，也定为唯物史观，这是学术上的肤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

综上所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当前十分必要的学术工作。这种研究应当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新视角，同时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当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来研讨。鉴于学界存有不少相关问题的糊涂观念和讹误说法，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应当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 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个理念，才能使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得以健康发展。

信息采集：张璐瑶

媒体编辑：杨睿雯

文字编辑：贾凌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