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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心中理想的编辑人选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北京返回上海，3月下旬入住同乡老友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私宅。这是一幢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两上两下外加亭子间，位置适中，交通便捷，空间开阔。他不顾胡适等北京同人的异议，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置于寓所之内。一楼会客室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其实，对于陈望道，陈独秀并不陌生。自陈独秀1920年2月从北京南下上海与李大钊“相约建党”之后，他就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带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准备在上海寻找社会主义者译成中文，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邵力子向陈独秀等推荐了陈望道担当此任，并将英译本与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一同寄给了正在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领受任务后随即返回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经过约一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在此期间的1920年5月1日，刚来上海的陈望道还参与了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上海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与陈独秀、施存统一起参加了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大会。

此时陈望道暂时寄居于邵力子在法租界太平桥三益里5号的寓所。对于正在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新青年》杂志，陈望道显然是理想的编辑人选。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杂志在陈独秀寓所创刊，《申报》介绍该刊“系一种新周刊，载有陈独秀、陈望道君等文件，由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经售”。这应是陈独秀、陈望道二人首次见诸同一公开报道。1920年8月社会共产党正式定名中国共产党时的党员名单中，以及8月22日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名单中，都出现了陈望道的名字。因此，陈望道进入《新青年》编辑部，应该是在8月15日之前。

曾与学生一同住在编辑部

1920年12月16日夜（17日晨），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的离开使得老渔阳里2号变得空旷。为方便工作，尚无专门住所的陈望道便于1920年12月中旬起入住老渔阳里2号。不仅如此，陈望道还把自己原在浙江一师的学生叶天底也安排到《新青年》编辑部做校对工作，并与自己一起居住在这里。

陈望道后来回忆道：“我住过《新青年》编辑部，住了不过几天。”陈望道一生多次搬家，但时隔半个多世纪，直到晚年仍能清晰地记得“我原住在邵力子家里(法租界三益里17号)，这时就搬到陈独秀家里 (渔阳里，也在法租界)去了”。这么长时间还能记得这个只“住了不过几天”的地方，说明印象很深刻。

1921年2月，《新青年》8卷6号在印刷所付印时，虽经法租界巡捕房查抄后曾声称要移粤印刷，但其实并未真正移粤印刷，而是一直留在上海出版、印刷，编辑部依然留守在老渔阳里2号，陈望道也继续居住在此负责编辑事务。因此，陈望道在《新青年》编辑部居住的时间，从1920年12月中旬起，至1921年6月止，约半年左右。

旗帜鲜明地打出“马克思主义”

在陈独秀支持下，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指出：“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

为达到保持影响力和宣传新思想两大目的，陈望道主张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既可以照顾原有的北京同人作者队伍，也可以将更多新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正如他自己所说：“《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

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是《新青年》返沪后出刊最为准时的一个阶段。此时陈独秀仍是《新青年》主编，但这8个多月中陈望道的作用明显加大。这首先体现在陈独秀致北京同人的两封信上：

一封是陈独秀在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前，专门致信《新青年》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9人。信上谓：“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可见，陈独秀将编辑部事务委托给了陈望道。

另一封是登船前夕只给胡适、高一涵二人的信。陈独秀在信中强调“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虽然其间上海的新青年社曾遭遇租界当局查封，陈独秀也曾宣告已移到广州出版，但暗中一直留在上海，只是让苏新甫将《新青年》发行部搬到了广州，陈望道则是经陈独秀安排负责《新青年》的编辑事务。

这一阶段，陈望道严格执行陈独秀确定的《新青年》办刊方针和用稿原则，就是陈独秀一直主张的“不除其旧，只增其新”原则。在北京同人看来，陈望道只是陈独秀的代表，是执行了陈独秀的指示。钱玄同在1921年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守常信治仲、适两人意见冲突，盖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治，一则主张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陈独秀所坚持的，正是陈望道实际做的。

除此之外，陈望道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多篇译作。他先后发表了《劳农俄国底劳动结合》(日本山川均著)、随感录《性美》《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演讲《文章底美质》 等多篇文字。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实际负责编辑部的编辑工作。

1921年9月初，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工作，仍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李达回忆，中央局会议“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此时《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直接领导，直至1922年7月休刊。

敢与胡适叫板的编辑部主任

当然，肯定陈望道在《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要地位，并非要取代陈独秀的主编地位。对于《新青年》而言，陈独秀是唯一创办人和主编、主撰，其地位不可替代。准确来说，陈望道担负的是《新青年》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

根据陈独秀对陈望道的安排，综合陈望道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以及陈独秀对《新青年》北京同人的专门介绍，陈望道不是一般的编辑，而是被陈独秀委托负责编辑部事务的任务承担者，应该相当于编辑部主任的身份。

但陈望道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编辑部主任。他不仅负责编辑事务，而且很有个性和主见，敢于跟大名鼎鼎的胡适叫板，注意团结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分化《新青年》北京同人，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最终陈望道还是受制于《新青年》需要北京同人继续赐稿，以及陈独秀要与其“好朋友书呆子”胡适之间保持一种“奇特的友谊”这两大因素，不得不控制个人情绪。毕竟，“编撰《新青年》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未谙《新青年》编辑部内务的曹聚仁那句“曾继陈仲甫先生之后主编过《新青年》”，还是陈望道晚年回忆中提到自己做过《新青年》主编一说，均不无道理。可以设想，如果陈望道没有建党初期脱党之事，而是继续留在党内协助陈独秀处理《新青年》编辑事务，《新青年》有可能不会再度停刊，而且陈望道也会成为未来《新青年》季刊的主编人选之一。

END.

制作：王 哲

原标题：《【浦江风云】陈望道入职《新青年》编辑部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