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的战友,在背后捅刀子,是一种什么感觉?这里面不仅仅是痛苦,危害更是非常巨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若说背叛,孙中山遭受到太多次。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算起,孙中山屡战屡败,多次在关键时刻,因为战友的不忠诚,而导致起事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早先他与同盟会等会众举行历次起事,都是严重依赖会党势力,甚至为了筹措到起事的资金,孙中山还号召同盟会员加入洪门。

这些会道门势力一心谋私,他们参与推翻清王朝的行动,也只是为自己团团伙伙谋利,当起事顺利时,他们会咋咋呼呼,口号喊得震天响,一旦起事不顺,面对清廷的武装镇压时,他们往往会以保存实力为由,临场退缩,致使革命起事功亏一篑。

随着辛亥革命胜利的炮声传遍全国,北洋袁世凯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达成协议,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中华民国建立。

但革命事业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的理想预期美好地发展下去,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相继控制了迁至北京的民国政府及议会。孙中山眼见自己坚定追求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无法实现,便锲而不舍地举行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

在二次革命时,还是由于会党势力的背叛,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二次革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绩。

种种残酷的现实,充分表明会党势力不能依靠,孙中山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以求革命的成功。

二十世纪初,中国刚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走出来,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这就使得无论是前期的同盟会,还是改组后成立的国民党的力量都弱而散,孙中山即使一万个不愿意,也还是得依靠外力。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力量不弱反强,而南方各地更是出现军阀割据的端倪。

这些强权割据的军阀,皆出于私心,反对袁世凯北洋系。孙中山此时的革命主要目标,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南部各派军阀都比较愿意出兵,帮助孙中山,更是想借助“革命”的东风,削弱北洋军阀。

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抑郁之中死去,这样一个强敌消失,并没有令孙中山高兴太久,因为他发现北洋系军阀依然强大,而且由于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当过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当时的民国政府及其国会,自然被搬至古老的北京城。

袁世凯是不在了,可是民国政府与国会却仍然被北洋段祺瑞等人操纵着,作为“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其手段与势力,也并不比袁世凯弱多少,他以“国不宜乱,政令必须要统一”为由,拒绝恢复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制定的约法,以及主持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并公开派兵进行“武力统一”全国。誓不罢休的孙中山,在北京号召全国进行护法(保护《临时约法》)运动。

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是段祺瑞打击消灭的对象,他们获悉孙中山号召举行“护法运动”,如同“阿里巴巴发现宝藏”一般,欣喜万分。他们纷纷电请孙中山南下滇、桂等地,建立大元帅府,领导护法运动。

南方军阀有目标,孙中山有需要,两方面一拍即合,西南军阀成为孙中山最先利用的军阀。

孙中山还号召部分国会议员赶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简称“非常国会”),组织护法政府,自任大元帅,誓师北伐,在湖南和北洋军队展开了战斗。

1918年,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北京的民国政府重组,段祺瑞倒台,“武力统一”无人再喊,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消除,而拥有“割据私心”的南北军阀自然进行媾和,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转而反对起孙中山,将他架空,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元帅府内外卫队,都是军阀的人,孙中山只好再次辞职。

孙中山在辞职时,悲痛地说: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干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北洋军阀自袁世凯死后,渐渐“耗子动刀窝里反”,分裂为几派,皖系段祺瑞在内斗中失败,又转身向孙中山示好,表示拥护“护法运动”。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孙中山接受了段祺瑞的“忏悔”,他想利用皖系军阀,打击前面已经背叛革命的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

但“吃一堑,长一智”,孙中山开始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在广州护法期间,护法军政府设法掌握了原来广东省的20营警卫军。

这20军队后来就成为孙中山革命武装的基础。

出于信任,孙中山把这支武装交给了同盟会元老、曾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率领。重点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孙中山万分信赖陈炯明,陈炯明毕竟是革命同志,他明确公开表示“拥护”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孙中山特别希望他能够把军队发展壮大,并拨付大量海内外筹措的革命经费,给陈炯明添置枪支弹药。

孙中山革命理想主义使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深入到这支军队中,而是完全将其交给陈炯明去掌握,陈炯明非常擅长伪装,成天“三民主义”不离口,胸脯拍得啪啪响,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可内心却是野心疯长,不断对孙中山交予的这支军队进行思想改造,潜移默化地将这支军队变成了“陈家军”,成为他彻头彻尾的私兵。

1920年,陈炯明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军阀,请孙中山重回广州。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革命心切的孙中山知道仅靠陈炯明的部队不足以统一中国,又向奉系军阀张作霖抛出橄榄枝,想联合皖、奉系击败滇、桂、直系军阀,实现护法理想。

由于北方军阀的牵制,孙中山对滇、桂系军阀的革命取得成功,他派陈炯明的军队占领广东,又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占领了广西。这个发展方向是符合陈炯明和粤系军队的利益的,所以陈炯明和孙中山相安无事,扩法形势一度发展良好。

但平定两广后,陈炯明担任着军政府内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他想成为真正的割据一方的诸侯,稳坐两广,并对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组织非常国会表示强烈反对,对孙中山坚持的“北伐直系军阀,恢复约法,统一中国”的方针,更是完全抵制。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里除了私心之外,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见也是相左:陈炯明想在两广地区大搞经济建设,将这一亩三分地治理好,不愿意再耗费民力、财力去与北洋军阀斗争;孙中山呢,则刚好相反,他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直到中国没有军阀割据,彻底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再进行国民经济建设。两人由此产生了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不顾反对,调集军队北伐直系军阀。在北方,直系已经打败了张作霖,开始与陈炯明秘密联系,陈炯明与直系军阀暗通款曲。6月,就在北伐顺利进军的时候,陈炯明突然发动了广州叛乱,扼杀了北伐,此次广州叛乱还差点要了孙中山的性命。6月15日,陈炯明部队悍然包总统府,于第二天凌晨开始进攻。孙中山“悲愤得欲以身殉职”。后来经过惊险的突围,孙中山幸运地安全到达黄埔永丰舰(改为中山舰)上。

陈炯明封锁了海岸,孙中山的处境依然危险。在这种况下,他不得不中断北伐,电令前线李烈钧等人率师回广州平叛。孙中山发出电文后,在永丰舰上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等待,他足足等待了40多天,8月9日,孙中山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在他的护送下,历经千难万险返回了上海。

陈、孙两人的较量还没有完结,陈炯明先是受到其他军阀的攻击,受到损失,后又遭到昔日战友孙中山组织的国军革命军的进攻,彻底被打垮,只得避居香港,并死在那里。

陈炯明的背叛,对孙中山是最大的一次打击,他被孙中山寄予厚望,孙中山原指望他能够全心全意地与自己并肩战斗,不料想他会在背后捅刀子。人们常说“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这话一点不假,如果陈炯明能够与孙中山一条心,锐意北伐,也许中国近代史就会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