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国民党上海特务大总管，中共特配女秘书，数次拯救党中央|周恩看|杨登瀛|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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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统）驻上海最高负责人，与国民党中统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关系莫逆，在上海滩十里洋场无所不能，就算是公共租界里的掌权人物，也对他另眼相看。

就是这样一个国民党上海特务大总管，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却对周恩来言听计从，是陈赓直接联系的非党员红色特工。

中共为他提供特别经费，配备高级轿车和专职女秘书，在中共中央危难之际，杨登瀛数次传递绝密情报，还营救过许多身陷囹圄的中共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北伐战争时期，他政治上是国民党左派，却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

杨登瀛不但精通日语，还是一位日本通，对日本的政界、经济、文化了如指掌。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到上海，很快就在一家日本商业洋行担任管理人员，同时还为日本国内的通讯社提供稿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加入了国民党。就在此时，他认识了青帮洋务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即是同乡，政治追求上又相近，于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后来，陈立夫发迹，杨剑虹便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他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便结识了陈立夫和他身边的人。

1926年的一天，陈养山（中共中央特科精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为了打开上海情报的局面，就去杨登瀛府上登门拜访，以跟他学日语的名义，准备将杨登瀛拉到了共产主义的战线，并与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杨登瀛也知道了陈养山的身份。

共产党人看中杨登瀛是有原因的，杨登瀛在日本时就曾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不但与日本财团、通讯社有联系，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以后，重用他结拜兄弟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两人在国民党能量很大，陈立夫又是国民党中统（CC）的幕后老板，杨登瀛的社会关系对中共非常重要。

上海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军、警、宪、特从多，中间势力交互混杂，中共在其中也有耳目，因此陈立夫非常重视上海。

1928年，蒋介石指示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经中统总干事杨剑虹介绍，特邀请杨登瀛参加中统。这时的杨登瀛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他既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又想在国民政府中当官，同时也不想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

陈养山将杨登瀛的矛盾心理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决定将杨登瀛发展为中共在上海的反谍特工。

1928年5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约杨登瀛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见面。杨登瀛对陈赓也是仰慕不已，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在北伐战争中救过蒋介石的命，陈赓当时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

陈赓

两人一见如故，后来约定，杨登瀛除了在中统工作以外，也要找机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的情报机构，争取打通情报渠道，中共特科还派特工连德生作为他的保镖，承担与陈赓联络的任务。

当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时期，许多共产党人被杀，还有许多人变节，就是在这样残酷的背景下，杨登瀛仍然被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人的气度折服，在周恩来的特批下，成为一名非党员中共红色特工。

1930年，陈立夫亲自跑到上海，委任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驻沪特派员，也就是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就这样，国民党煞费苦心在上海建立特务机关之际，从刚一开始，这个机构就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为了巩固自己在中统的地位，按照陈赓的部署，中共为他提供经费，杨登瀛则从各方面加强与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私人感情。不仅如此，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到了上海，杨登瀛总是声色犬马，尽情招待，很是得两人欢心。

有一次，张道藩对杨登瀛说，自己对中统内的政敌“李痞子”意见很大，这个政敌后台很硬，杨登瀛主动请缨，帮张道藩除去了这个政敌，使张道藩在中统站稳了脚跟，从此视杨登瀛为知已。

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便于他拓展社会关系，周恩来专门为杨登瀛配备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便于他为陈立夫、张道藩等人服务，更便于接近上海各色上层人物，还易与中共特科联系。

光靠感情是不行的，还要有成绩。在工作方面，陈赓直接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楼上，给杨登瀛设立了驻上海的办事处，明面上是中统在上海的一个办事处，暗地里却是中共的联络点，陈赓还给杨登瀛配备了专职女秘书，这个秘书是中共优秀女特工——安娥。

为了巩固杨登瀛的地位，经周恩来批准，陈赓定期给杨登瀛提供中共的宣言、传单、刊物，还有一些特别定制的假情报。

每当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进入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或租界耳目时，陈赓就立即将更详细的情况提供给杨登瀛，这样一来，上海其它特务部门刚摸到头绪，杨登瀛就已经把具体情况上报到了蒋介石、陈立夫案头。

陈立夫

陈赓还特意在租界内部署一些假的机关，留下一些看似机密的文件，让杨登瀛去缴获，作为杨登瀛报功的资本。就这样，杨登瀛很快就成为中统在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国民党在上海能量最大、效率最高的实力派。

为了早日打入租界情报机构，杨登瀛在公共租界物色能够合作的人，杨登瀛的同乡、在公共租界警务处任探长的谭绍良就进入了他的视线。刚好警务处有两个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了，谭绍良找杨登瀛帮忙，杨登瀛一口应承。

第二天两人见面时，那两个被抓的人早就放回了警务处。谭绍良将杨登瀛介绍给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兰普逊给杨登瀛重礼答谢，杨登瀛坚辞不要，兰普逊对杨登瀛的能力和人品十分佩服，从此三人合作关系发展的很快。

有一次，兰普逊请杨登瀛为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沪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很快就将淞沪司令部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来交给了兰普逊。兰普逊惊为天人，认为杨登瀛不但在上海中统说一不二，即使是淞沪司令部也听他指挥。

因此在以后与国民党一起办案时，兰普逊明确表示，不与杨登瀛之外的其它国民党人合作，杨登瀛的能力在陈立夫等人心中就更加突出。

通过杨登瀛在上海特务机关的高明手段，中共对上海的军、警、宪、特行动了如指掌，使得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极为安全和便利。

因叛徒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等5人在上海开会时被捕，周恩来让陈赓和杨登瀛打探被捕原因，并制定营救计划。陈赓和杨登瀛当即制定了营救计划，杨登瀛还专门到上海警察局探监，暗示彭湃中共即将对他们进行营救。

彭湃

然而准备的再充分，也挡不住意外发生，由于彭湃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很高，当天晚上审讯之后，蒋介石不要求上海警察局立即对彭湃等人执行枪决。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十分悲痛，他指示一定要找出叛徒，为同志报仇。杨登瀛通过内线，得知是军委秘书白鑫出卖了组织。两个月后，白鑫在大流氓范争波家门口被中央特科红队人员直接暗杀。

那时，由于蒋介石白色恐怖太过厉害，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纷纷变节投敌，向国民党特务通报绝密消息。有好多次，当中共内部的叛徒刚和国民党特务接上头，还没来得及拿赏金，就莫名其妙暴尸街头，引起了叛徒的极大恐惧，有利的遏制住了叛逃势头。

像宋再生、戴冰石、陈慰年等人出卖党组织，秘密泄露党中央高层领导人动向和绝密消息，都是杨登瀛暗中接待，并及时通知中央特科将他们正法，为党做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贡献。

1930年，黄第周从苏联学习归来，到上海跟随周恩来在中央特科工作，黄第周要求在中央特科谋得一个高层位置，审慎的周恩来先让他熟悉情况，并没有直接答应他。黄第周对此有意见，又被国民党在上海的势头吓住了，因此决心背叛中央，暗中给蒋介石写信，宣誓效忠。

为了给蒋介石个见面礼，黄第周约周恩来见面，准备趁机抓住周恩来邀功。当周恩来准备赴约之时，陈赓接到杨登瀛传递过来的紧急消息，两人打开一看，原来是黄第周密谋抓获周恩来的。周恩来有如神助，逃过此劫。

杨登瀛及时查出了黄第周躲藏的地方，中央特科红队锄奸人员将黄第周除去，中央又一次粉碎了叛徒危害周恩来的阴谋，杨登瀛又立了一次大功。

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上海工作时，被英租界巡捕抓住，他们判定任弼时是共产党，对他严刑拷问，可是无论经过什么样的毒打，任弼时都坚称自己是小学教员，没有透漏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弼时

中央特科让杨登瀛前去营救，杨登瀛与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已经是老交情了，杨登瀛拿出一个大红包，说任弼时是自己新招募的人员，请他高抬贵手。兰普逊看着杨登瀛，哈哈大笑说：“小事情，小事情”。

第二天，任弼时就被送到了杨登瀛办事处，出狱后的任弼时被中央派到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后又调往中央苏区。杨登瀛还在1931年4月营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关向应。杨登瀛在上海期间，使得许多中央高层免遭国民党毒手。

杨登瀛在上海鸿运当头，国民党内有靠山，共产党和公共租界有朋友，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通吃，手眼通天，秘密为党作出了很多贡献。由于工作太忙，很少照顾家里，陈赓就时常派人到杨登瀛家中帮忙，杨登瀛夫人非常感激，根本不把共产党当外人，杨登瀛也更坚定了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心。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杨登瀛的身份很机密，可以高枕无忧，中央特科仅有几个领导人知道他的身份。1931年中央特科高层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却把杨登瀛的真实身份供了出来。

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李克农等人及时向中央传递消息，周恩来当机立断，切断与顾顺章有关的所有联系，转移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才使得顾顺章的阴谋没有得逞。

陈赓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通知其身份已暴露，让他抓紧时间转移。杨登瀛听到消息，拉着陈赓的手，激动的说：“你真是够朋友，共产党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有忘记我！”

杨登瀛在中统经营多年，自恃有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这个“大伞”保护，而且没有任何把柄落在顾顺章手上，自信能够对付他，就没有离开上海。

4月份，杨登瀛还是被捕了，不过有已经爬上高位的张道藩疏通，国民党又找不到他通共的证据，仅仅几个月，杨登瀛就被放了出来，还当上了南京反省院的副院长。

后来，由于身份敏感，杨登瀛就不再从事情报方面的工作，1937年后，与中央特科断了联系。杨登瀛从此潜伏在国民党内，后来还升任了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职务。

杨登瀛与夫人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南京市公安局开始登记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名单，第一天主动投案登记的就有原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可也有少数人在观望，杨登瀛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杨登瀛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很快就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准备处以重刑。杨登瀛向法院提出，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为党组织做出过很多贡献，他称：

1926年我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并由陈介绍参加共产党。在1930年至1931年打入国民党期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同意的，在上海期间凡有搜捕中共党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使其转移躲避。
后因叛徒告密，我和陈赓都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市白下区羊皮巷首都特别刑事法庭看守所，在狱中遇到陈赓，当时我在甲级号房，陈赓在条件差的丙级号房，我设法通过关系将陈赓转至条件较好的甲级号房。1937年我被释放后，我即与中共失去联系，我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南京法院院长鞠华对此事非常重视，两次向陈赓发函请示，希望证实杨登瀛的身份。陈赓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