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大对皇族惩处力度的同时，唐高宗加强了对皇族的仕宦限制。

在高宗朝，皇族最多只是担任州牧刺史，少有在中央为官的，基本上都远离中央权力中心。他们只是国家的普通官员，并无任何优待、眷顾。而且，即使皇族为一州刺史，也常受长史制约。如曹王明，高宗时为苏州刺史，孔祯为苏州长史，对于曹王明的“不循法度”，孔祯经常进谏规劝，曹王明则以天子之弟自居：“寡人天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对此，孔祯的回答是：“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日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不仅如此曹王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孔祯并未顾忌曹王明，直接将其“捕而杖杀之”。
在高宗的严格要求下，一些李唐皇族也很知趣，舒王元名就常常教育其子豫章王宜等曰：“藩王所乏者，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

固然，高宗加强对皇族的监督管制，有助于建立比较清廉的吏治。但是，也因此降低了皇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当然，地位降低得最明显得还是高宗的叔父和兄弟。《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载：“(郝处俊)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官，遂弃官归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议郎。”根据《职官志》，亲王友为从五品下阶，太子司议郎为正六品上。郝处俊宁可放弃从五品的亲王友而归耕田园，又在归隐多年后任正六品的太子司议郎，由此可见高宗朝王府官地位的沦落。随着皇族地位的降低，一些国家官员对皇族也开始不屑一顾，如御史大夫韦思谦，“每见王公，未尝行拜礼”，他的理由是“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

高祖、太宗诸子在高宗朝基本上都是担任地方长官，只有李元景、李元礼、李恪三人曾担任三公。不过，唐代的三公只是外示尊崇，实际并无实权。而且，这三人中，李元景和李恪均于永徽四年因房遗爱谋反案被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