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当日，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撰联“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以示庆贺。总教习梁启超亦撰写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并刊于报纸向社会公布，他以不同凡响之笔法点燃了这批刚刚入学的湖湘少年的救国之意气：“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

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梁启超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他提出应“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理念，灌输“国家主义”的思想，要求学生将读书、立志与经世紧密结合，树立“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志向，为国家自强、民族救亡献身。由此，时务学堂的政治氛围“日日激变”，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

在课程设置上，梁启超做出了明确的规划，采用“中西并重”的教学方针。他将学堂所学科目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大门类。溥通学，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五大类；专门学，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专业课程，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大类。学生初入学堂，需要统一学习溥通学6个月，期满之后方可学习专门学，同时仍要学习溥通学。

梁启超亦经过了极为精心设计学生规不同时期所须阅读的书目。他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两大门类。专精之书，学生必须认真完整研读，并仔细揣摩，读书时间须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学生可以“随意翻阅”，读书时间占到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即可。梁启超强调此二者不可偏废，“无专精则不能成，不涉猎则不能通也”。

长沙时务学堂

他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包括《春秋公羊传》 《万国公法》 《几何原本》 《日本国志》 《化学鉴源》 《万国史记》《格致汇编》等，其书目列举范围甚广，书籍报刊均在阅读范围内。将古典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融为一体，学生们在课堂上无不屏息静气，沉浸其中。这种中西并重的教学打破了独尊儒术的传统观念，使学生们能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树立新的近代国家观念，探求自强之路。

在教学方法上，时务学堂则提倡灵活多样，梁启超拟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要求学生每人准备札记两册，将读书心得记于其中，五日一交，由教习批注，并在教室中设置一问题匣子，读书有疑义均可投匣提问。为给学生批阅札记，梁启超时常通宵不睡，并且每条批语达数千言之多，对于学生新颖的思想和认知，他不吝惜赞美之词而褒扬有加，尽可能多行鼓励。这种既有教授，又有答疑和互动的教学方法，一反传统旧学不顾学生思维、填鸭式的教育，迅速发挥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时务学堂的考核制度亦与现代高校的“学分制”非常接近，学生所作札记由教习评定后给予等级分数，最差者给半分，最高者可达3分，每月30分为及格线，溢分者给予银两奖赏，林圭、蔡锷、李炳寰、唐才质等常常溢分达50余分。同时每季大考一次，将成绩排名贴于学堂大门之上，并刊登于《湘报》《湘学报》。除此之外，优秀学生的札记亦予登报，甚至被编印成书，出版发行。

蔡锷

时务学堂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良好的社会影响，除了梁启超的个人魅力外，也离不开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教育团队。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既是梁启超事业的盟友，又是梁启超生活中的挚友，他们不仅能贯彻梁启超制定的教育方针，更能实际带领学生共同研习学业和时务；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常与梁启超无拘无束议论时政、共抒志向，成为知己。

作为学堂的教习，谭嗣同曾介绍他的两位挚友唐才常、江标与梁启超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即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的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一首。江标擅长金石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在他卸任学政预备离湘之时前往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此砚和诗铭，忍不住连夜将此铭刻于砚上。刻完之时，已到第二日晨曙，谭、梁、唐送别江标于舟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十分爱惜这方见证着四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挥泪写道：“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