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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北京菜市口,人血溅在黄土上,很快就干了。那一年的秋天,整个大清国都在发抖。光绪帝被困在中南海,慈禧太后从颐和园杀回来,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谭嗣同的血把菜市口的土都染成了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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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篇文章不讲菜市口。

这篇文章讲一个叫李闰的女人。

李闰这个名字,后来很少有人提。史书上翻不到几行,浏览器里搜出来的结果也寥寥无几。可在湖南浏阳大夫第那栋老宅子里,这个名字被刻在一块匾上,挂了快一百年。

匾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送的。1924年,李闰六十大寿,两个人从北京专门派人送来一块匾,上面四个字——巾帼完人。

这块匾现在还挂在大夫第的厅堂里。去浏阳旅游的人,路过大夫第,多半会进去看看。导游会指着那块匾说,这是当年康梁送给谭嗣同妻子的。游客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然后走了。

没几个人知道这块匾背后的故事。

也没几个人知道,李闰后来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臾生"。

这两个字,出自谭嗣同在狱中写的那首诗——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是东汉的人,当时邓太后专权,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结果被装在口袋里摔死。后来太后倒台,杜根又活了过来。谭嗣同用这个典故,是说自己宁愿忍辱偷生,等着将来翻案的那一天。

李闰把这两个字拿来当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在丈夫被杀、公公被革职、家产被抄的绝境里,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名字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死,我得活着。

可活着比死难多了。

李闰和谭嗣同的婚姻,是两家大人定的。李闰的父亲李寿蓉,跟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都在户部当差,两家住得很近,就隔几步路。李闰打小就在谭家进进出出,谭继洵看着她长大。用现在的话说,李闰基本上就是谭继洵的半个闺女。

谭嗣同比李闰大一岁。两个人小时候就认识,算得上青梅竹马。1877年,两人成了亲。那一年谭嗣同十三岁,李闰十二岁。

这桩婚事,在当时的湖南官绅圈子里,算得上门当户对。谭继洵后来做到了湖北巡抚,正二品大员。李寿蓉也在户部做到了郎中。两家都是浏阳的大户。

可这桩看起来光鲜的婚姻,后头的日子,苦得很。

谭嗣同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他五岁开始读书,十岁就通读了不少经史子集。但他偏偏对那些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那些"异端"——龚自珍、魏源、王夫之的书,还有西方传进来的那些新学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谭嗣同那年三十岁,正在南京当官。战败的消息传来,他在南京城里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就变了个人。他开始写《仁学》,开始跟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来往,开始琢磨变法的事。

1897年,谭嗣同到了湖南,跟陈宝箴、梁启超、唐才常一起搞新政。办时务学堂,办南学会,办《湘报》。整个湖南,成了全国变法最热闹的地方。

李闰在浏阳老家,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个孩子,出生不到一年就死了。此后十几年,李闰再也没有生过。

谭嗣同在外面搞变法,很少回家。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那些"大事"上。家里的事,全扔给了李闰和老爹谭继洵。

1898年6月,光绪帝下了定国是诏,变法开始了。谭嗣同被召进北京,赏了个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那是变法最热闹的几个月。可到了9月,慈禧发动政变,把光绪关了起来,开始抓人。

谭嗣同本来有机会跑。康有为、梁启超都跑了。日本使馆也派人来接他。可谭嗣同不走。

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刻在教科书里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菜市口。六个人被押上刑场。谭嗣同排在第五个。刀落下来的时候,他三十三岁。

消息传到湖北的时候,谭继洵还在巡抚衙门里。

圣旨来得很快。革职查办,遣返原籍。顶戴花翎一夜之间全部摘掉。那些平日里围着谭继洵转的门生故吏,一个一个都消失了。

谭继洵带着全家坐船回浏阳。船走到湘阴江面的时候,有人送来了北京的邸报。

李闰拿过来看了。

看完之后,她没哭,没喊。人就那么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人就不见了。

家里人找了半天,最后在江边找到了她。她从舷窗跳了下去。江水又急又深,船工拼了命才把她捞上来。

捞上来的时候,李闰浑身湿透,头发散着,一句话不说。

谭继洵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刚从巡抚的位置上摔下来,自己都快撑不住了。可他看着儿媳妇那个样子,心里明白——这个媳妇,留不住了。

那个年代,女人死了丈夫,殉夫是最体面的归宿。多少节妇牌坊就是这么立起来的。可谭继洵不要这个。他刚死了儿子,不能再死一个儿媳。

回到浏阳老宅大夫第之后,谭继洵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不让李闰回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那间屋子是谭嗣同和李闰一起住了好多年的地方。墙上挂着谭嗣同临摹的字,桌上还摆着他用过的笔砚。谭继洵下了死命令,把李闰的东西全搬到隔着天井的另一间屋。原来那间,封起来,谁也不许进。

李闰哭过,闹过。谭继洵没松口。老人没说半句软话,只说了一句——活着不是为自己,是为谭家的体面。

第二件事更狠。谭嗣同和李闰的儿子早就夭折了,谭家这一脉断了。谭继洵想了好几天,从二儿子谭嗣襄那一房过继了一个孩子过来。这孩子叫谭传炜,是谭嗣襄唯一的儿子,当时也才十来岁。

谭嗣襄三十三岁那年病死在台湾。谭传炜从小就是李闰看着长大的,跟亲儿子一样。现在这个孩子名义上过继给了谭嗣同,但谭继洵不想让二房也断了后,所以用了"一子两祧"的办法——谭传炜一个人顶两家香火,谭嗣同和谭嗣襄都算他爹。

这种做法在当时不多见。后来溥仪进宫继位,用的也是这一招。

谭传炜站在李闰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娘。

李闰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从那天起,李闰知道自己活下来,不只是为了自己。她身上担着一份责任。

谭继洵又撑了不到一年。1899年,老人在抑郁中走了,享年七十八岁。临终前他交代李闰,传炜以后跟着她,两个孙女的教育和婚配也都交给她。

老人一闭眼,谭家的天就塌了一大半。

2

李闰给自己改了名,叫臾生。从那以后,她开始还谭嗣同生前欠下的债。

谭嗣同当年为了去北京当差,向浏阳的浏通银号借了四百两银子。这笔账,李闰一分一厘地还,还了十几年,直到谭家分家之后才彻底还清。

她在借据上写了一行字——本利清楚,日期清楚,此据子孙应永远保存。

意思很明白:你爹欠的债,我替他还清了。你们这些后人,要记住,谭家的人,不欠任何人的。

还完债之后,李闰开始办学。1912年,民国刚成立,她和当地几个乡绅一起筹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她裹着一双小脚,挨家挨户去募捐,把自己的嫁妆首饰都捐了出来。

那个年代,女子读书在很多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乡里的老古板骂得很难听,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开女学就是乱纲常。

李闰一句不还嘴。她每天天不亮就到学校,晚上还要去学生宿舍巡视,看哪个孩子的被子掉了。

她教过的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物。中共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女县长邵振维,老革命家黄定慧,画家刘豫璇,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

可就在日子一点点好起来的时候,又一个打击砸了下来。

养子谭传炜自杀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具体什么原因,谭家后人后来很少提。有人说是抑郁,有人说是受了生父谭嗣襄早逝的影响,有人说是看不到出路。

李闰把人埋了之后,默默接过了抚养两个孙子的担子。那时候她已经快六十了。

两个孙子,大的叫谭恒铖,小的叫谭恒锐。谭恒锐还有个名字,叫谭训聪。

李闰把所有的指望全放在了谭训聪身上。她每天给孙子讲谭嗣同的故事,讲菜市口那个中午,讲爷爷临刑前喊的那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孙子听得似懂非懂,只知道爷爷是个大英雄。

1924年,李闰六十大寿。康有为和梁启超特地从北京送来了那块"巾帼完人"的匾。李闰把匾挂在大夫第的厅堂正中。这个守寡二十六年的女人,望着那块匾,第一次笑了。

1925年,李闰在大夫第闭上了眼。临终前她把谭训聪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塞到孙子手里。

那个布包,谭训聪后来一辈子都没敢打开几次。

李闰葬在谭嗣同墓的后面。一个死了二十七年,一个守了二十七年,终于团聚了。

谭训聪后来考上学,去了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文秘。那时候他住的地方离蒋介石的官邸只隔几条街。后来他又回到浏阳,当了县参议员。

抗战爆发后,谭训聪在重庆和长沙之间来回跑。他把谭嗣同留下来的文稿、字画、佩剑,全都收拾整理好,装了好几个大箱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族里有老人劝他,说这些东西太累赘,丢了算了。谭训聪不松手。他说这些是奶奶临终前交给他的,丢了对不起奶奶,更对不起爷爷。

1949年夏天,浏阳快要解放了。国民党在败退,蒋介石已经在准备退往台湾。谭训聪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那天傍晚,他把妻子刘萍君叫到屋里,从行李最底下翻出一个布包。刘萍君打开一看,里面是李闰当年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的那个东西——谭嗣同从狱中托人带回家的、留给李闰的最后一封信。

那封信不长,谭嗣同写得很潦草,墨迹都晕开了。最后一句话是——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谭训聪让刘萍君知道他得走了。上面的命令下来了,让他去台湾,这几天就动身。他让刘萍君带着孩子留下,他一个人去,等局势稳了再回来接他们。

刘萍君问什么时候能回来。谭训聪答不上来,低着头半天才说快的话一两年,慢的话说不准。

那天晚上他把家里能带的东西整理了一遍。值钱的金银细软一样没拿,全留给了妻子。他只装了一箱书、几张照片,还有那封信的副本——原件留给了刘萍君。

临走前他把儿子谭志浩叫到跟前,告诉他家里就靠他了。爷爷的爷爷是死在菜市口的人,谭家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得是中国人。

第二天一大早,谭训聪一个人提着箱子出了门。

他原以为顶多一两年就能回来。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3

谭训聪到了台湾之后,日子过得很苦。从大陆败退过去的国民党官员有几十万,一个个比一个落魄。蒋介石身边的红人都得排队等差事,谭训聪这种小角色根本排不上。最后他在台北一所中学找了个教书的差事,教国文。

他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屋子小得只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子。每天放学回家就一个人坐在桌前,对着墙上一张照片发呆。那张照片是他和刘萍君结婚时拍的,刘萍君穿着浅色旗袍微微低头笑着。

他给妻子写信,可信寄不出去。海峡两岸断绝往来,所有信件都被拦下。他给儿子谭志浩写信,信也送不出去。他只能把信攒着,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放进抽屉里。到他临死前那个抽屉里有几百封信全没寄出去。

在台湾的同事说谭训聪在学校里几乎不跟人来往,下课就回家,周末就关在屋里。有时候同事聚餐硬拉着他去,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人家敬酒他就喝,喝完之后就一个人走。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谭嗣同的遗稿。从到台湾的第二年开始,谭训聪就着手编一本《谭嗣同年谱》。他没有手稿没有资料,所有的东西全在大陆的妻儿那里。他凭着记忆、凭着小时候奶奶李闰给他讲的故事、凭着族里老人零零碎碎的回忆,一条一条地考证。

到底是哪一年谭嗣同写下了《仁学》,哪一年他认识了梁启超,哪一年他给奶奶写了那封信——谭训聪一笔一画地往本子上记,错了划掉再写,错了再划掉再写。这本年谱他写了将近三十年。

后来从台湾回来的同乡谭恒岳带回来一本相册,里面有谭训聪在台湾的几十张照片。家里人翻开相册一张一张地看,不管什么场合——朋友聚会、学校活动、生日宴——谭训聪没有一张照片是笑的。每一张照片上他的脸都凝重得吓人。

有一张半身照旁边用钢笔写满了诗,字迹很潦草,字字带泪。那些诗是他写给妻儿的,寄不出去就写在自己的照片上。

1979年,谭训聪在台北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经神志不清,但嘴里反复念叨的还是那本《谭嗣同年谱》。他让看护把书稿拿到床前,书稿厚厚一摞,他用手摸着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某一页他突然清醒过来,跟看护说那一页错了,奶奶临走那年的日子记错了,是1925年腊月不是十月。

那是他清醒过来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清晨他走了。到死他没能再见妻子刘萍君一面,没能再见儿子谭志浩一面,没能再踏上浏阳的土地一步。

刘萍君留在大陆,丈夫一走她就成了国民党反革命家属。原本李闰留下的那一点点家底在那个年代全部被清查,一夜之间她从大夫第的女主人变成了浏阳街头被人指指点点的敌伪眷属。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几岁。

刘萍君没崩溃。她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刘萍君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通国学,会英文,这是李闰当年最看重她的地方。可在那个年代这些本事一点用都没有。她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帮人浆洗、缝补、教蒙童认字,换一点点口粮。

最难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刘萍君把自己的嫁妆——李闰传下来的几件首饰——一件一件地变卖,换回一点点米。可她有一样东西无论怎么穷都没卖,就是谭嗣同那封绝笔信的原件。她把信用油布包好,缝在棉衣的夹层里,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压在枕头底下。

她让儿子谭志浩记住,这是太爷爷留下的东西,等哪天日子好了要好好保存下来传给孩子。

谭志浩一直记着母亲的话。他考上了湖南大学,学的是选矿工程。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桃林铅锌矿,那是个偏僻的矿山,在湖南岳阳的山沟里。谭志浩一去就是一辈子,从普通工程师做起一步一步爬到副总工程师。

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受过什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在矿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本人不爱说话只闷头干活,反而躲过了很多劫难。但他也吃过苦。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矿区扫了好几年厕所。白天扫厕所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他点上煤油灯继续看书。

他看的书大多是冶金、矿物方面的,但有一本书他一直放在床头——是谭嗣同的《仁学》。那本书的扉页上有李闰当年亲笔写的一行小字:嗣同遗作,夫人闰泣藏。谭志浩每天睡前都要翻一翻。

他后来当上了湖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在有色金属行业里有些名气。退休之后他和老伴在岳阳楼区枫树新村买了一套小房子,过得很简朴。2009年谭志浩在岳阳去世,直到去世他都没再见过父亲,父子俩从1949年那个夏天分开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谭志浩有个儿子叫谭士恺,1957年生人,谭嗣同的五世孙。谭士恺从小就听父亲讲谭嗣同的故事,听母亲讲爷爷谭训聪在台湾的事,可他对爷爷的印象只停留在一张张黑白照片里。

谭士恺早年也在桃林铅锌矿当工程师,后来下海办了一家小贸易公司,日子过得也算殷实。他有个大姐叫谭士怡,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那个年代矿区医疗条件差没钱看好医生,病耽误了,等发现的时候左腿已经废了。谭士怡一辈子没结婚,孤身一人,后来父母都走了就一个人住在父亲留下的那套老房子里,靠弟弟妹妹接济过日子。谭士恺还有个小妹谭士愉,情况比大姐好些但也过得普普通通。

姐弟三人谁都没沾过祖上谭嗣同的光。

2016年有位历史学者去岳阳拜访谭家后人。在那套1990年代装修风格的小房子里,谭士恺拿出了家里最珍贵的几样东西——谭嗣同临刑前那封绝笔信的原件,那张半身照周围被谭训聪密密麻麻写满了悼亡诗的,还有谭训聪在台湾用了三十年时间手写的《谭嗣同年谱》。

谭士恺翻着那本年谱声音很轻地说,爷爷在台湾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这本书,这辈子什么都没留下就留下这个。

学者问他谭家的后人现在都在做什么。谭士恺说他了解过这一支的后人,几乎都在医疗、教育、科技领域。他爸是搞矿的,妹妹搞设计,女儿学医。从爷爷之后谭家就再没有人从政了。

为什么不从政?谭士恺说他爸教过他一句话——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这是太爷爷谭嗣同留给奶奶李闰的话。谭家的人不沾官场。

如今的浏阳大夫第谭嗣同的故居常年开放游客如织,可很少有人知道谭家这一脉的真后人就散落在湖南各地过着最普通的日子。从1898年算起谭嗣同走了已经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里他的妻子守寡二十七年,他的养子三十岁自杀,他的孙子在台湾孤岛上含恨二十九年至死未能与妻儿见面,他的曾孙在矿山里默默无闻干了一辈子,他的曾孙女至今孤身一人。

浏阳大夫第的门还开着,里头的匾还挂着,游客来了又走了,谭家后人的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