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朱元璋传》：一部百读不厌的帝王传记|吴晗|帝王传记|张居正大传|朱元璋传|梁启超

现代传记文学研究中有一个如雷贯耳的说法，那就是“20世纪中国四大传记”。这四部传记一般是指梁启超（1873—1929）的《李鸿章传》、林语堂（1895—1976）的《苏东坡传》、朱东润（1896—1988）的《张居正大传》和吴晗（1909—1969）的《朱元璋传》。这四大名传的作者均来自南方，聚焦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兼书画家、一位由草根逆袭而成的帝王。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撰写于李鸿章1901年死后两月，是李鸿章的第一个传记。全书用文言文写成，当时梁启超年仅二十八岁。梁氏《李鸿章传》从维新派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位晚清重臣，揭示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困境和时代的局限性。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原用英文写成，1947年完稿，由纽约约翰·黛公司、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先后出版，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两种中译本，取名为《苏东坡传》。林氏《苏东坡传》对苏东坡的才能及政治生活、文学生活等作了生动的描述和评价，掀起了“苏东坡热”。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撰写于1943年，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朱东润中年时期所撰的一部力作，完整呈现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宦海生涯，迄今是了解张居正和明万历早期历史的必读之作。与前三种传记相比，不论是作者生平经历的传奇性，还是传主自身的生命历程与历史地位，吴晗和他的《朱元璋传》当仁不让，首屈一指。

吴晗

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出生于1909年，时为清宣统元年，既近帝国的末日，又处在新时代的黎明。真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他，注定逃避不了“动荡与沉浮、毁灭与新生”。吴晗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属于乡绅阶层，也算是书香门第。吴晗天资聪颖，而且早熟。1920年，十二岁的吴晗赴金华读中学，其间广览群书，受到维新思想的启蒙。1925年，十七岁的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中落，在本村小学教书，以补贴家用。两年后，吴晗辗转来到杭州，后考入当时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的之江大学预科。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后因《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结识了他的引路人——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他与胡适的师生之宜、不解之缘，让同辈和后学艳羡不已。

1930年，吴晗追随胡适北上，经人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胡应麟年谱》，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一年后，吴晗先后以文史、英文100分和数学零分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一时传为学林佳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34年秋，吴晗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教员，讲授“明史”课。据清华学人回忆，当时吴晗的“明史”课大受学生好评，与著名教授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张荫麟的“清史”鼎足而立，被称为清华史学系“有较高水平的课”。

七七事变后，吴晗随北平高校南迁，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受传统文人士大夫兼济天下精神的影响，以及现实环境急剧变化的刺激，吴晗在教书治学之余，积极关注时事，开始介入政治。1943年7月加入民盟，三年多后升任北平民盟主要负责人。1949年1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后又当选全国青联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后相继担任过北京市文教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学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9年6月，吴晗紧跟形势，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骂皇帝》，鼓吹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1961年11月，他跨界撰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版，并由北京京剧团演出，一时大获好评，风头无两。1965年11月，风云突变，《海瑞罢官》被公开定性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自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和政治命运开始发生大逆转。1966年5月被错划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三年后被迫害致死。1979年获彻底平反。

与他多舛的命运相似，其代表作《朱元璋传》也历经坎坷。大体而言，《朱元璋传》主要有四次较大修订，包括1944年初版、1949年第二版、1954年油印稿本、1965年终版。1944年初版由两家出版社分别以《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为名出版。据张国刚教授研究，1944年的两本传记都存在史料有限、侧重道德批判、个人视角、影射现实等不足之处。吴晗本人对1944年初版很不满意，已经在教学和参加社会工作之余，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为修订做准备。1948年部分修订稿曾在报刊上发表，1949年正式出版。1954年油印稿本是吴晗听取毛泽东等人意见后的又一次修订本。1964年开始，吴晗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最后一次大幅修改《朱元璋传》，并于次年正式出版，这一版发行量最大、流行最广。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代表吴晗明史研究水平的，是1949年版《朱元璋传》。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推出的“中华帝王传记”丛书第一种的《朱元璋传》，就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

吴晗朱元璋传记各版书影（从左至右依次为1944年的《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1949年版《朱元璋传》、1965年版《朱元璋传》）

正如张国刚教授所言，吴晗的《朱元璋传》“依然是目前最系统、最全面的朱元璋传记之一，也是明史入门的绝佳范本”。以1949年版为例，吴晗用六个篇章描写了朱元璋的青少年时期、红巾军将帅、南征北战、帝王之术及其家庭生活，末附朱元璋大事年表，其中浓墨重彩剖析了朱元璋登基后的主要政治举措。这样的安排，结构合理，主次得当，加上行文晓畅，分析透彻，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历史传记。前三章着重描绘朱元璋从小沙弥到吴王的逆袭过程，让人看到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而第四、五两章则聚焦朱元璋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这些举措奠定了大明王朝的基本格局，让人看到更多的是英雄造时势。

“胡惟庸案”是明洪武朝四大案之一，一般认为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胡惟庸案”不仅历时十年，前后诛杀三万多人，而且直接导致长达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的终结。相比1944年初版，吴晗在1949年版《朱元璋传》中，一改此前朱元璋个人专权嗜杀的简单分析，转而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与相权之争角度，重新解读“胡惟庸案”等政治大案，专题研究中融合了通史视野，既展示了他在明初历史研究领域的极大推进，增加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又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趣味性。吴晗指出，“就整个历史的衍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同时指出，“研究皇权的极化发展，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这些论断不仅提供了认识朱元璋、认识明朝的新知卓见，而且为后来的明史研究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指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除了上述“胡惟庸案”这类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外，还有不少充满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例如，吴晗花费了不少笔墨描绘了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主因和过程，列举了很多典型事例。由于朱元璋实现了“由僧钵到皇权”的华丽转身，坐稳帝位后大搞禁忌，诸如“光”“秃”“僧”“和尚”“红贼”“红寇”等，甚至连与“贼”字音近的“则”字都在禁忌之列。“低能的、护短的禁忌心理”，往往招致“砍头、抄家、灭族”的严重后果。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常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的“圣德作则”，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撰写者和进呈者均被杀。在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十三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身涉文字狱而最终幸免于难。如翰林院张某以表词中的违碍字句出自儒家经典而侥幸脱身；另一个本意巴结讨好朱元璋的和尚，则因为诗中“殊”字被认为是用“歹朱”嘲讽皇帝等理由斩首；等等。

吴晗的《朱元璋传》若从1944年初版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从1949年版算起，也近八十年。在小百年的时间里，这部朱元璋的传记因作者吴晗的遭际和20世纪的大变局而始终受到关注，不断再版重印。这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不仅仅在于它迄今是了解朱元璋个人与明初历史的优秀读本，而且还是窥探20世纪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密钥。

八十余年长销不衰，明史名家吴晗的代表之作

从小沙弥、红巾军将领、吴国公、吴王到大明皇帝

一本书读懂朱元璋和他的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