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 永不能忘的圣贤与英雄

如今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九渊之会，今天的哲学史家们将其解读为一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另一次是文学史中辛弃疾与陈亮之会，今天的文学史家们只将其解读为两位伟大的词人相互激励、写出数首相互酬答的绝妙好词之会。其中，“朱、陆之会”名头更大些。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两次“鹅湖之会”，但今人的解读却都远离了事情的本质。将“朱、陆之会”解读为“认识论”之争，纯粹是以西方哲学概念曲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从而偏离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圣贤人格。而把“辛、陈之会”解读为词人应酬唱答之会，则更是低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实质价值，从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核心价值：英雄理想。为此，我们得详细说一说。

鹅湖书院正门

鹅湖书院位于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具体位于原鹅湖寺西侧，距县城10公里左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两次“鹅湖之会”在鹅湖寺举行：第一次是朱熹和陆九渊的哲学辩论；第二次是辛弃疾与陈亮纵论统一天下大业。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和陆九渊的这次“鹅湖之会”而建立起了书院，叫“文宗书院”，正式命名为“鹅湖书院”是在明朝。此后，书院经多次重修，2006年，书院作为明清时期古建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鹅湖，在今天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一带，因为当地有座山山顶积水成湖，湖中有荷、荷间有鹅，故称“荷湖”或“鹅湖”。唐时，山下便建有鹅湖禅院，南宋时香火益盛，朱、陆、辛、陈都是借鹅湖寺院的住所相会的。现今那里建有鹅湖书院，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250年，江东提学蔡抗为纪念“朱、陆之会”建立的，当时请皇帝赐的名称是“文宗书院”，（这时距朱陆谢世已50年），称为“鹅湖书院”则是更晚的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

铅山在江西东部，靠近武夷山，地势偏僻，但在南宋时期，却是一条交通要道，这是由当时的军事地理环境决定的。当时，宋朝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带为边界，江北淮南一带是前方，长江南岸即苏南、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是后方，福建则是大后方。

信州是南宋中心地带的腹地（属江南东路，南宋信州所辖地域与今江西上饶地区所辖地域约70%重叠）。南宋首都临安去往福建大后方的交通要道是今天的富阳—桐庐—建德—兰溪—衢州—常山—玉山—上饶—铅山—紫溪，过分水关至福建崇安，信州为必经之地。同时，朝廷与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的联络，以及东西向运转的物流，也要通过信江航道。因此，信州又成为东西交通大动脉——浙赣走廊的要冲。

朱、陆、辛、陈诸人之所以选择在鹅湖相会，就是因为此处处于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

仅有自然的地理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才能把这么多优秀人物连缀在一起，形成一番风云际会，这个人就是吕祖谦。

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浙江金华人，字伯恭，号东莱，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宦之家，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分别是太宗、真宗朝的名相。他本人于公元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此后当官，仕途平稳，主要做的也是什么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这类闲官。他读书很多，学问十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各家学说一视同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现代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评价他：“是一个心地极和平、气宇极宽宏、识量极恢廓的人，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也不异于流俗，处处都表现得平易近人，蔼然可亲。”渊博的学识加上从善如流的性格使吕祖谦和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关系都很好，比如“心学”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理学”的朱熹，“永康学”的陈亮，“永嘉学”的叶适等等，这些人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但和吕祖谦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

第一次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从中组织的，要不然，以朱熹和陆九渊那两个谁也不服谁、心高气傲的脾气，是坐不到一起去的。陈亮与辛弃疾结识，也是吕祖谦介绍的。那是1178年（宋淳熙五年），陈亮第二次考科举不中，又给皇帝第二次上书，并获得赵雄等人接见。其时，辛弃疾正在首都临安做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吕祖谦和陈亮是浙江老乡，吕祖谦考中进士那年陈亮也参加考试了（那是陈亮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只是没考上。但吕祖谦非常器重陈亮，在陈亮的草野乡居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吕祖谦不时地给他一些热切的安慰和鼓励，将一些向上的兴奋和勇气，输入到陈亮有时百无聊赖的平庸生活当中。公元1179年（宋淳熙六年），吕祖谦患病，辞官退隐金华老家，金华距陈亮所住的永康不太远，陈亮常去探望他，两个人间的感情很深，情同师友兄弟。1181年，吕祖谦病逝，陈亮立即跑到金华去哭祭，写过两篇声情并茂的祭文，回忆两人夜半讨论古今学问的往事，痛言“一代人物，风流尽矣”。

陈亮初识辛弃疾后，两人虽然“话头多合”，很有共同语言，但因很快天各一方，所以没有更深入的交往。直到1188年，陈亮去铅山鹅湖拜会辛弃疾，两人畅谈十日，此后才有诗词唱答，相互砥砺的佳话传世，辛弃疾成为吕祖谦去世后，陈亮最为相知的朋友。

2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发生在1174年（宋淳熙二年）夏季。当时吕祖谦和朱熹共同修订完他们的共同著作《近思录》，经吕祖谦的撮合，朱熹随他从福建建阳寒泉出发（今建阳莒口），带着蔡元定等一帮门人弟子，过崇安、武夷山，前往江西铅山鹅湖，会晤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

陆氏兄弟中九渊虽然为弟，但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到极端之处，其兄九龄为人谦虚，比较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后人提到“陆学”，常常只提陆九渊，不提陆九龄。

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县）。少时聪慧，三四岁时，就和朱熹一样，问他父亲：“天地何所穷际？”（天与地的边儿在哪里？）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个被后世称为“心学”的主要观点。十六七岁时，读历史，知悉靖康年间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于是不看重科举，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他十分自负，作诗自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么一位自负、个性十分强烈的人，本来是与同样自负且有些心胸狭促的朱熹坐不到一起去的，好在中间有个吕祖谦。

陆九渊34岁那年（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去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就是吕祖谦，吕祖谦对他评价很高，又觉得他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迥然有异，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撺掇到一起，一来想看一看两大思想巨人碰撞出的火花，二来也想促使他们的学问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一致。选择鹅湖相会，吕祖谦还是用了心思的：这里是介于朱熹住地福建建阳和陆九渊住地江西抚州的中间之地，选择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中间地带的地方相会，给这两个争强好胜的人都留足了面子，免得日后谁说谁去拜访的谁。

如果仅仅从那几句话来看，陆九渊的学说确实有些像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所以，有现代学者将陆九渊定位为像康德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并把朱、陆鹅湖之争解释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分歧”。这与朱、陆本人的原意相去甚远。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之会所发生的争论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争论，西方哲学中围绕着人的知识是从人的大脑中产生的、还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经验反映，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英国哲学家休谟为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对外界事物的经验反映；另一种是以康德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起于经验，但未必来自经验，人的知识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休谟在我国现代的哲学话语体系中被贴上“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康德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先不管这些标签是否是准确，只是要弄明白：休谟与康德之争是围绕着“人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西方认识论的经典问题发生的，而朱熹、陆九渊之争却是围绕着“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实践问题展开的。朱熹认为，认真阅读圣人经典，理解圣人原意，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所谓道德问题产生于每个人自身的良心，只要每个人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因为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所以他说：“易简功夫终究在，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在后来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也说过，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读书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没什么差别了。

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口才极好，做了极富激情的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者近千人，其中有人被感动得落泪。陆九渊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不立文字，被朱熹批评为近于佛家禅学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朱熹对陆九渊的这次讲演十分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在白鹿洞书院。

中国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什么“求真”的科学之法，而是“求善”的修身之术，朱、陆二人的分歧只是在修养方法上的技术性差异，而且，后来朱熹实际上也接受了陆九渊的观点，他们都是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做圣贤的，不是去认识宇宙真相的，这种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弄不出西方康德和休谟那类的哲学认识论来，只能弄出激励同道砥砺名节、崇尚圣贤人格的道德热忱。这不是坏事，道德和科学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圣贤人格做支撑，中华文明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应珍惜这一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犯不上为了眼前“现代化”的需要，出于论证“我们祖上也有”的心态，来曲解朱、陆二人的学说，那样，既违背了求真求实的西方科学精神，又丢弃了求学为养成圣贤人格的中国传统，两头不得好。

3

真正和朱熹在思想性质上存在重大分歧的不是陆九渊，而是陈亮。

陈亮也是通过吕祖谦的引见认识朱熹的，只可惜，吕祖谦在世时，没有机会把两个人弄到一起坐一坐。在吕祖谦谢世后的第二年，即1182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相当于中央派往浙江省的财政特派员），到了浙江，视察衢州和婺州时，陈亮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两人盘桓了十数日，交流得较深入。这次会面，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的一腔热情，两个人因之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两个人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这场论战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用今天的哲学术语说，就是功利主义与道德中心主义的论战。朱熹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道德中心论者，他认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完全出于公正的道德标准，不能出于满足个人目的的私欲。为此，他杜撰的完美的圣贤形象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三王，认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陈亮则认为，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至于这个成功者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事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他觉得尧、舜、禹的故事全是传说，谁知道真人是怎么回事儿，人们真正熟知的汉高祖、唐太宗，才算是真正有德、有功之人了。朱熹则认为像汉高祖、唐太宗这种人，根本算不上有德君子，汉高祖还有一部分为天下考虑的意思，唐太宗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他总结陈亮的思想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且对陈亮的一些放浪荒唐行为有所不满，规劝他要做个“醇儒”。当陈亮因为酒后荒唐入狱时，朱熹认为是罪有应得，规劝他应趁此机会改过自新。陈亮对朱熹对他个人荒唐行为的批评还是接受的，不以为忤，但对朱熹的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多次写信与之辩论。他承认在下苦功夫做学问、严格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等方面，自己确实是不如朱熹这类“醇儒”，但在以堂堂正正的态度推崇流芳千古的功业方面，自己是有长处的。（原话是：“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讽刺朱熹学说的实际后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张皮，即嘴里说着忠孝仁爱的“王道”，实际上也只能是打仗杀人的“霸道”，你们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自己的学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陈亮的一位朋友陈傅良对这场争论有个总结，点出了两者思想分歧的实质。他说陈亮的观点是：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陈傅良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只是从逻辑上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可能出现完全没有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大臣们很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所以，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自然，对这个评论，陈亮和朱熹又都不能接受。

我们之所以说朱熹、陈亮的这场争论更能反映出中国人思想本质上的分歧，是因为双方确实在涉及中国学问的核心观念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做一个贤良有德的君子，一直是中国做学问的人共同认可的一个理想。而陈亮将“有功即有德”作为最高原则，在逻辑上，确实有可能将“道德”完全逐出实际的行为领域，造成“只问后果，不计手段”的反道德主义倾向，说极端些，就没有道德的独立价值了，胜利者就是道德君子，失败者就是卑劣小人。可按朱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要求，事实上是没人能做到的，朱熹本人也找不出实际的例子，只好虚构一个“圣贤”三王故事（这种编造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至少违背了儒家的“诚”“信”原则）。这种争论断然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在本质上，这是人类自身功利天性和道德天性的冲突，二者都不能完全消失，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平衡。

如今已是800多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各自学说的价值了。陈亮的学说更具真理性，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更能激发起人们英勇无畏、奋然进取、开拓务实的精神，而且与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又有相通之处，按清末民初时先进人士的说法，陈亮的学说是堂堂正正的“天理”，而朱熹的学说倒是虚伪的“人欲”了。当然，功利主义学说是可以为某些为个人的不顾公共道德的行为提供开脱和借口，但道德这个东西的确如陆九渊所说的那样，是每个人内心中先天的东西，讲不讲道德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这个东西，而不在于它学习过什么学说。顺便说一下，在关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人，我是赞同陈亮观点的，如果能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朱熹的学说虽然反映了人类道德存在的合理性，但不仅太过极端，而且确实如陆九渊所批评的那样：用“读书”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解决“良心”这类内在的问题，结果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平心而论，朱熹的学说自南宋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对这个民族的衰败和糜烂，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时至今日，种种类似的学说还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陆九渊的学说很有洞察力，为后世王阳明发扬光大，泛滥为所谓“心学”。但必须记住，陆九渊本人只是阐明了道德源于个人良心这个真理。人只需凭良心办事即可，没想弄出个什么“这学那学”的。无论何时，如果试图以“这学那学”去解决人的良心问题，也就一定会流于虚伪，也变成“朱子之学”了。陆学不是“学”，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即便不识字，也不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道德的人。当然，反命题不成立：为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不必去读书了。

简言之，陈亮、陆九渊的观点即便在现代，也很有价值，而朱熹的观点流弊太多，值得深入批判。

尽管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陈亮对朱熹还是始终保持着对一位学术长者的尊重，逢年过寿，总要给朱熹备上一份礼品，以尽心意。相比之下，朱熹对陈亮有些不太客气，陈亮新居落成，请朱熹给题几个字，求了几次，朱熹都没答应。

其实论起个人品德，朱熹这位道德中心论者，在某些方面要比陈亮这位功利主义者要世故得多。他心眼较偏狭，遇见名气比自己大的学者就要挑一挑别人的毛病。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是挑有用、有地位的人交往。他和吕祖谦、张栻的私人关系最好，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世家子弟，在朝野之中根基深厚，他要借重他们的人脉声望，所以，对这二位的学说没提什么意见。可是，等张栻死了，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又吹毛求疵地提出了张栻学说的几个不是毛病的“毛病”，意图是说张栻的“湖湘之学”不如他的“闽学”，以收编“湖湘学派”的弟子。

陈亮是个性格磊落的人，他本人确实做到了义利合一，他的思想和浙江学者叶适的功利主义较为接近，又被称为浙东学派。当代在研究为什么浙江人善于经商并创造出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时，有人就提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务实经世，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一当代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学理渊源上看，被朱熹称为“离经叛道”的陈亮倒是更接近正宗的儒家思想，他把孔子、孟子提倡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并追求适度的个人享受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而号称“醇儒”的朱熹却是真正远离孔子、孟子的精神，他实际上是用了佛家的禁欲主义改造了儒学，所以，后人称朱熹的儒学为“新儒学”。孔孟的积极入世、进取事功、个人享乐的正宗儒家哲学，被朱熹改造成抑制个人欲望，追求忠孝、仁爱等难以实施的道德教条。后世的皇帝正是看上了朱子学说的这一点才将其定为官方哲学的，道理很简单：大臣们都“存天理，灭人欲”了，皇帝的位置也就安稳了。

五堡洲

五堡洲是铅山河与紫溪河汇合处的三角洲，洲上树林掩映处的居民点距瓢泉约1公里以上的距离。据专家考证，辛弃疾曾在此洲上建了一栋建筑——秋水堂，建廊时在河里安放石磉，石柱立在石磉之上，再在石柱上架设长廊，河水潺潺地从廊下流过，很是壮观。辛弃疾曾在他的词中记述：秋水堂前的清水宛如明镜，可清晰地照出须眉。

五堡洲村口的古樟树

这株古樟树的铭牌上写明它有1300年的树龄，也许它才是辛弃疾时代留下的唯一实物。

五堡洲上的乡间小巷

这里曾是辛弃疾秋水堂旧址，小巷深深，饶有古意。

4

朱熹和辛弃疾很可能是在江西做同僚时认识的，应在1180年前后。当时辛弃疾是江西安抚使兼知隆兴府（相当于江西省省长兼南昌市长），朱熹是他手下的南康军知军（相当于南康县县长），两个人既有公事上的联系，也有私人的诗文交往。辛弃疾很钦佩朱熹的道德学问，推崇他为“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熹本着他的道德君子原则，并没被辛弃疾的赞誉所“忽悠”过去。有一次，辛弃疾为了个人捞钱，盖庄园别墅，竟用安抚使府的官船前往淮北前线贩运牛皮，行至南康境内，被朱熹依法查扣、没收充公。辛弃疾派人与他交涉，希望能给个面子，把货物还他，朱熹没吃这一套，给顶了回去。辛弃疾是个胸襟极其朗阔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事记仇。他被王蔺以“杀人如草芥，花钱如泥沙”的罪名参弹罢官，退居自己的带湖庄园后，还请朱熹给他的新宅题辞，朱熹倒是题了，但题的是“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八个字，告诫他要加强个人道德自律，辛弃疾也就把这两幅字挂在家里了。

朱熹对待在个人品德上比陈亮毛病还多的辛弃疾，却比对陈亮宽容得多了，他多次提到辛幼安是个人才，朝廷不用他可惜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他喜欢结交有实权的大官这种世故心理，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同为地方官，在地方施政方面，见解颇多一致，如在重新划分农村土地、整顿盐政、赈灾救荒等方面，思想高度一致，所以，他是很推许辛弃疾的军政才能的。在辛弃疾隐居带湖期间，朱熹还曾专门拜访过他。

辛弃疾与陈亮相会示意图

陈亮从永康出发，先到上饶带湖见的辛弃疾，两人又一同经鹅湖南下，住在辛弃疾的瓢泉庄园，并曾经南下到紫溪等朱熹。从永康到上饶大约不到400公里的路程，今天高速公路上只需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而古代一天只能行进五六十公里，陈亮要在路上走七、八天。这是两种时空体系，这也许就是我们再也写不出古人那类诗词的原因：我们不会伤离别，因为再见很容易，我们不会喜相逢，因为常见陌生客。短亭折树，长亭话别，统统是故事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中，关于时间的情感越来越稀薄，没有了深沉的期盼，珍惜又从何来？

因此我们崇尚古人的生活，在飞旋的城市里待久了，会自动逃进停滞的乡村，细数那关山古道，水远路长，与一路上数不清的长眠古人把酒言欢，这样，到生命曾有过的时空体系中去，感受那词中每一个字的信息。

5

公元1187年10月（宋淳熙十四年），退居在德寿宫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故，此前一直有种说法，说是宋孝宗本人是有北伐收复故土之志的，只是限于对高宗要尽“孝道”，所以谨守高宗的“议和路线”，无法北伐。陈亮也是相信这一传闻的士人之一，高宗病逝的消息传来，陈亮十分兴奋，采取了三项重要行动：

亲自到建康（南京）、京口（镇江）一带考察地形，为北伐做准备。他还在京口买了套房子，他一向主张朝廷北伐的第一步就是迁到南京，而京口又是从南京北伐出发的第一个重要码头，他买房子的意思是管你朝廷迁不迁都，我先把家搬在这里，先给自己设了个“北伐前线指挥部”，有些书生气的可爱，但其激切赤诚之心也令人感动。

第三次上书孝宗皇帝，明确说：此前陛下固守对高宗的孝道而不提开战之事，现在高宗已去，与金人的和议可以不守，应立即派太子做“抚军大将军”，在建业建立前线指挥部，筹划北伐大计。

他分头致书朱熹和辛弃疾，约两人前往鹅湖一会，共同讨论高宗去世后，可能出现的北伐局面及自己的对策。

当时，已有风闻朱熹和辛弃疾将被重新启用，辛弃疾是天下闻名的主战派，朱熹也是主张北伐收复故地的，尽管不那么强烈，但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朝野中门生故旧甚多，极有影响力。陈亮认为，一旦这两个人出山受到皇帝重用，北伐大业必然可成，所以，邀两人去鹅湖会面。陈亮选择鹅湖倒不是出于对双方“面子”的考虑，而是因为辛弃疾此时在鹅湖附近的瓢泉又修了一套新宅子，住在那里，据说风光不错，那里既就辛弃疾的方便，又可使朱熹故地重游。

朱熹开始答应了这个邀请，但最终爽约没来。辛弃疾却如约守信，在家中恭迎陈亮的到来。

公元1188年（宋淳熙十六年）冬天，陈亮自家乡永康出发，沿浙赣道直赴信州，顶风冒雪，跋涉800多里，在信州会见了辛弃疾。其时，辛弃疾正患病卧床，陈亮的到来使他十分兴奋，两人雪中煮酒，纵论天下大事，十分痛快。辛弃疾以其出神的文笔记录下了两人第一天会谈的情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陈亮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即起，舞剑练武。这时的辛弃疾，年龄已近50岁，20年的仕宦漂泊、6年的乡间退隐，加上岁月的无情侵蚀，已使他筋力衰退，兴味懒散，他开始生病，肚子也挺起来，有了糖尿病患者的早期症状：嗜睡、口渴，头发也谢顶了，甚至还掉了几颗牙齿。身体的老病与精神的抑郁使他已经荒疏了武艺的习练，他饮食起居无度，因过量饮酒加重了病情，发誓罢酒又罢不了，早晨也难得起早，晏睡似乎成了习惯。陈亮的到来让病中的辛弃疾重新燃烧起生命的力量。陈亮当时也已45岁了，仅比辛弃疾年轻三岁，而且三次考科举不中，此时还是乡间一介布衣，却保持着一位职业军人时刻在岗的军事素养，他的昂扬斗志和火热激情，使辛弃疾又回到了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状态，病也不知不觉地好了起来。两人在瓢泉、鹅湖游谈数日之后，便南下到靠近福建的紫溪去等朱熹，这里离朱熹所住的崇安不远，朱熹只要走100里路，出分水关北上便可相见。但朱熹最终爽约没来，他后来致信陈亮，解释自己爽约不到的原因是：自己不愿参与政事，只想在山里过着读书隐居的日子。其实，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他嘴上说的“淡泊自处”，而是另外一种功利盘算。当时，朝中周必大要当宰相，王蔺要任枢密使。这两个人都是辛弃疾的政治对头，就是王蔺出手将辛弃疾弹劾落职的，但这两个人与朱熹的关系却很好，外界称他们同为“道学”一党。朱熹是担心自己再与辛弃疾搅在一起，引起周、王的误会，影响自己出山当官的前途，所以，借故不来。若他真是甘于在山中过着“吃菜根、读闲书”的淡泊生活，何必又在不久后，获得漳州知州的官职后便马上出山就职呢？

其实没了朱熹，辛、陈两人聊得更痛快，他们两位都是军事地理大家，做的都是治国安邦、行军打仗的真学问，没有朱熹的那些“王霸义利”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两个人有很强的互补性：辛弃疾久历行伍，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亲自两次潜入到金人的首都燕京（今北京）侦察形势，他所积累的丰富的战场经验和实际考察所获得的地理地形知识是陈亮望尘莫及的，迄今为止，这位立志北伐的乡间布衣所到过的最北的地方只是建业（今南京），所以，在这方面，他要向辛弃疾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以军事地理方面的观点为例，陈亮曾主张由东、西两线同时出兵北伐，而辛弃疾却主张只把山东一个方向作为第一步实际攻击方向，待宋兵控制山东、打乱敌人的防御系统后，再由其他方向相机进兵。这一思路无疑更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一个方向的军事科学原则。再比如，陈亮主张把迁都建业作为北伐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举措；而辛弃疾则认为，迁都建业，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具有真正的军事地理价值。如果朝廷真有心北伐，首都放在哪里倒无所谓，犯不上为这等事儿太费心思。这些方面的见解，应该说要比陈亮高明些的，所以，陈亮说他们的“话头多合”。而陈亮身上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热情也是辛弃疾所久违了的美好感情，激发得他仿佛又回到了“旌旗拥万夫”的青春岁月。两人热烈交流了十天，第十一天，陈亮飘然东归。陈亮走后的第二天，辛弃疾难过得受不了了，驾车抄近路想把陈亮追回来。陈亮回去走的是从紫溪经永平、江村到茶亭的官道，辛弃疾久居铅山，熟悉地形，他以为抄一条乡间小道，比官道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可以追上陈亮。不想，这一天又降大雪，辛弃疾追至芦溪河渡口的鸬鹚林，天色已晚，雪深泥滑，车马无法前行，他只能就近在方村独饮（今铅山县青溪镇方村，与青溪镇隔芦席河相望），饮后又往回走，赶到泉湖村时，又过不了铅山河，只好投宿在泉湖村吴氏回望楼，夜晚闻有邻人吹笛，悲不堪闻，在长笛悲歌的大雪夜晚，辛弃疾写下了这阙《贺新郎》：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仿佛心有灵犀，是夜，旅途中的陈亮竟也无眠，做书向辛弃疾索词。回到家中，真收到了辛弃疾寄来的《贺新郎》，陈亮便将当夜在旅途中的书信和自己依辛弃疾词原韵所做的和词一同寄给辛弃疾，其词曰：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辛弃疾收到此词后，又用前韵再复一首《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接词，再和一首：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出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又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一年后，陈亮用原韵再赋《贺新郎》以寄辛弃疾，回忆去年的相聚，这时，辛弃疾还没有复出，所以，两人的词中都带着一些悲观的苍凉。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辛弃疾的回词是一曲著名的小令《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瓢泉

瓢泉在今天铅山县稼轩乡蒋家峒，上（饶）分（水关）公路48公里右侧瓜山下，山脚裸露出一块40多平方米整块而较平坦的花岗岩，岩上有两穴泉水，其形如瓢，当地人俗称前后锅。有俗语云：鹅湖一古迹，期思一瓢泉，前后锅两口，油盐罐相连。这两穴泉就像灶上的前后锅，在后锅的一侧，有两个小水窟，一个冒清水，就是所谓的“油”罐，另一个小水窟冒水时，里面涌动着砂粒，则为“盐”罐。

辛弃疾赋闲带湖，访泉于铅山期思村，得周氏泉，后改名为“瓢泉”。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庄园。为什么改名瓢泉呢？固然那里的泉窟形状像“瓢”；另外还借用了《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意思，取颜回洁身自好、安贫乐道之意，故而名之。

辛弃疾瓢泉庄园府堂旧址

这栋建筑距瓢泉泉孔约七八百米距离，在今铅山县稼轩乡横畈自然村，现在被称为“吴氏宗祠”，《吴氏宗谱》记载了这块地是吴家人从辛弃疾后代手里买的。宗祠神台前第一对石柱上的楹联曰：“立祠由古变通这脉接花园问此地名称阁老；发迹自建阳支分江右看他年派衍横林。”也证明了这一记载的准确性。辛弃疾晚年曾做过龙图阁待制，所以，有人按他的官衔称之为“阁老”，直到今天，横畈乡人还称辛弃疾为“辛阁老”，这副对联说的就是这里曾是辛阁老家的故地，被一位从福建建阳来的吴姓人家买下了。据这些根据，有学者推断此处为辛弃疾瓢泉庄园的居住中心——府堂旧地。

蛤蟆塘

这是吴氏宗祠右前方约100 米的一块地势低洼的稻田，约4 亩左右。相传辛弃疾曾在这里开凿了一口池塘，并收买了一些青蛙放入池塘中，因为他喜欢“听取蛙声一片”。在他的词中，他称这个池塘为“新开池”，因为曾收养青蛙，所以，在口语中又称“蛤蟆塘”或“养生塘”。如今池塘淤塞后已被改造成稻田，但当地人仍称其为“蛤蟆塘”。

泉湖旧址

泉湖，是今稼轩乡马鞍山村，距瓢泉只有6公里，但中间隔着一条铅山河。当时雪实在太大，河面封冻，无法摆渡，加之已入深夜，辛弃疾就投宿在那里的一户大户人家吴氏的四望楼。之所以名之为泉湖，据说是因为当地曾有个八亩面积的水塘，塘内有9个泉眼，可见泉水从地下汩汩冒出。如今，当我们冒着冬雨赶到这里时，早已不见当时的“泉湖”，也不见四望楼的踪影，只有这伫立寒风之中的枯树，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辛弃疾追陈亮的马鞍山古道

在辛弃疾写给陈亮的第一首词《贺新郎》的前面，他先写了这样一小段序：“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鸬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行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甫书来索词，心所同然固如此，可发千里一笑。”

辛弃疾较清楚地记录了他追赶陈亮、又没追上的路径，即：从瓢泉出发，经泉湖村，沿山间小道，行至一个叫鸬鹚林的地方，因雪深泥滑，无法前行，只好退到方村独饮，饮后再往回走，走到泉湖村吴氏的四望楼时，夜已深，走不动了，就投宿在四望楼，夜闻邻人吹笛，甚悲凉，因而写了这首《贺新郎》（词牌也称《乳燕飞》）。

泉湖村今天为铅山县稼轩乡马鞍山村，这条小路经当地有关专家考证，就是辛弃疾追赶陈亮走的小路。此图来自铅山县文化局编著的《秋水瓢泉——寻踪辛弃疾》画册。

紫溪坑口村观音寺

辛弃疾与陈亮在鹅湖等不到朱熹，就又南下了20公里，到达铅山县紫溪镇，离朱熹在福建建阳（崇安）的住所又近了些，但朱熹还是没来，他们又返回了瓢泉辛弃疾的住宅，陈亮就是从那里飘然东归的。此图来自《秋水瓢泉——寻踪辛弃疾》画册。

方村

方村是辛弃疾追不上陈亮，返回来独饮的地方。方村现在在邻近铅山县的上饶县茶亭镇南部的松坪行政村，该村包括上方村、下方村、苦竹塘三个自然村，当时是个不小的集镇，所以有酒店可以饮酒。这幅图片是在刚进入松坪村的街口时拍摄的。

方村附近的芦溪河大桥

辛弃疾是先渡过铅山河，再由马鞍山小道追赶陈亮的，他主要是沿着这芦溪河道行进的，行至鸬鹚林（今地名已不可考，据推测应在芦溪河附近），雪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冷，河水开始结冻，他已无法渡过芦溪河，只好回返。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无法第二次从瓢泉与泉湖村之间再渡回铅山河，才留宿在近在咫尺的泉湖村的。南方的河流结冻不深，但妨碍行船，人又不能踏冰而过，故他词中有“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之说。不像如今，芦溪河上已架设了多座桥梁，方便多了。

6

这便是历史上两次“鹅湖之会”的全部情形。第一次，留下了一批书斋知识分子对于“圣贤人格”的执拗梦想；第二次，留下了激荡千载的英雄血性。相比之下，“圣贤人格”尽管也有价值，但毕竟虚幻不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思想和知识上的缺陷；而英雄血性，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可遗憾的是，今人更多记住的竟是前者不是后者。

何以会如此，无他，庸人多，英雄少耳！

庸人多，便脆弱多，更愿意接受能安慰自己心灵的虚幻假设，不敢承担起英雄开辟的血雨腥风的现实道路。英雄少，他们稀少的声音便易被庸众苟安的喧噪所掩抑，他们的痕迹便容易被抹去，正如今天的鹅湖，只留下了纪念“朱、陆之会”的鹅湖书院一样。

历史是强者创造的，却是被弱者书写的。

于是，我们从纸面上读到的历史，总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

要读懂历史，有时得放下书本，到英雄们舞剑饮酒的故地去一去，在这仿佛从英雄心底里长出的山河中伫立一下，才能感受历史真正的心跳和力量。

广丰县博山寺（又名能仁寺）

这就是宋代的博山寺，位于今天上饶市广丰县洋口镇博山村。此处距辛弃疾在信州城内带湖的寓所只有十几公里，距瓢泉庄园六七十公里。辛弃疾赋闲时，曾在这里的一处书院教过书。如今信州的带湖寓所已不复存在（即今天上饶市城北龙平亭一带，现在只留下“带湖路”的路名）。在当时，辛弃疾曾多次奔波于从带湖到博山的路上，在这条道上，他写下了15首词，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上乘佳作，试举三首：

1.《鹧鸪天·博山寺作》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2.《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3.《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浙江永康市政府广场

如今的永康市是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城市，从这座雄伟的政府大厦就能看出这个县级市的实力。有专家指出，浙江的经济发达，与陈亮提倡的功利主义思想密切相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