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的作者自来有许仲琳说[1]、李云翔说[2]、陆西星说[3],但是此书究竟是什么人作的,其实并不成一个问题。因为无论许仲琳、李云翔或是陆西星,我们都很难考证他们的生平,更遑论其生平对于《封神演义》创作的影响。
扫叶山房刊本《封神演义》
况且从文本来看,《封神演义》其书较为粗糙,如十绝阵一段完全陷于机械化的试阵和斗宝,殷洪、殷郊兄弟的经历几乎是高度重复的,而围困崇应彪、张桂芳的各人中竟然有吕公望,全然不知吕公望即姜子牙,称黄飞虎为“武成王”而不知“武成王”亦为子牙的别名,且十二金仙中竟有“清虚道德真君”,不知“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别名,弟子断无与师父同名之理,足见《封神演义》最终的整理者绝非有智识的文人,更不可能是陆西星这样有道教背景的作家。
假如以《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为标准,《封神演义》几乎可以认为是一部没有写定的书,作者生平终于无考。加之其版本流变过于清晰且无版本争议[4]、全文没有散佚、情节拖沓、文笔又劣,故长久以来不为批评家与研究者重视。
其实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类同,《封神演义》也是一部层累形成的著作,学界均知其本出于《武王伐纣平话》[5],却忽视从《平话》至《封神演义》的历史演变,故以下详细探讨。
《封神演义》这个书,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归于神魔一系[6]后,近世文学批评家往往因袭,实则中国自来说话艺术只有小说、讲史、说经和合生四部[7],小说固然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别,但其中的灵怪不过是精怪鬼魅一类,是六朝时志怪小说的延续,并没有后世神魔斗法的内容。
金闾书坊刊本《封神演义》
今世所谓神魔小说,首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但《西游记》是说经文学的变体,《封神演义》则是由讲史文学演变而来的。
金阊舒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右行小字标目为《批评全像武王伐纣外史》,蔚文堂复刻明本则别题为《商周列国全传》,其开篇有云:“大小英灵尊位次,商周演义古今传”,可见当时整理者目其为讲史小说。
其讲述之史迹则为武王伐纣,是以《史记》的记载为底本的。在历史上,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至少有三个系统,即:
(一)儒家为代表的鲁史系统,以《史记》为代表,记载纣王为昏君、文王、武王父子为纣臣,司马迁为儒家弟子,曾从董仲舒听讲,故以鲁史系统为尊;
(二)魏史系统,以《竹书纪年》为代表,即以商为宗主,周为附属国,商杀季历,周报世仇,这一说法更贴近近年甲骨文考古所能发现的事实;
(三)楚史系统,以《楚辞》为代表,如屈原《天问》所谓“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墬,夫谁畏惧?”谓纣王柏林自缢而亡,与上述两种史学体系中谓纣王自焚而死有明显不通,近年楚简频现,也可见其史学也自成一系统。
《封神演义》品文堂刊本
而《封神演义》则取义司马迁所代表的鲁史系统,一是因为只有这一系统属于当时的正统教育,也更利于听者接受,二是因为自《武王伐纣平话》以来诸书的演进也是以此系统为主要依据的。自《平话》之后又有《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8]、《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9],皆为与《封神》有一定关系者,以下分述。
一、《武王伐纣平话》
《武王伐纣平话》存于《清平山堂话本》,为元代刻本,是迄今所见最早武王伐纣题材的文学文本。其所开创的许多情节被延续到后来的武王伐纣故事中,若其上卷所言:
纣王有八伯诸侯,殿前宰相宏夭:第一东伯侯姜桓楚,坐青州;第二西伯侯姬昌,坐岐州;第三南伯侯杨越奇,坐荆州;第四北伯侯祁杨广,坐幽州;第五东北伯侯楚天佑,坐扬州,第六西南伯侯霍仲言,坐许州;第七东南伯侯张方国,坐冀州;第八西北伯侯扈敬达,坐并州——此是八伯诸侯,尽是先君殿下忠臣,先君尊此八人为兄;合到纣王,拜此八人为八伯侯也。此是纣王重臣处。
按:“伯侯”两字不伦不类,《史记》称姬昌为“西伯”,“伯”即“霸”,是西方霸主或宗主之意,“侯”为爵位,《史记·殷本纪》有九侯、鄂侯,《周本纪》有崇侯虎。《平话》中所谓“八伯诸侯”应为“八百诸侯”望文生义之误,《殷本纪》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平话》
但自《平话》将“伯侯”作为定名以后,《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前数回都延续之,而《封神演义》则径将姬昌等称为“西伯侯”等,影响甚广。
此外,在《平话》的设计中,武王发成了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不但成为众子之一,而且作者还将“伯”训为“百”,取其名为“百邑考”,并为他捏造了“千邑寻、万邑祥”等兄弟,甚为无稽。
费仲这个人在《史记·殷本纪》中原有记载,作“费中”,宏夭即闳夭,为西伯之臣,这里作为纣王的宰相并与费仲同时为虐,于史不合。况且后文宏夭又作为文王诸友出现,前后抵牾,《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删去此人,《封神演义》则将此人姓名颠倒,易名为尤浑。
不过,《封神演义》的很多情节确已在《平话》里已经有了眉目,如这里已有纣王杀妻、逼子之事——其子只有殷交一人——殷交所遇的钓叟高逊的经历后来被合并到了姜子牙身上。
西伯遇雷震子、纣王剖孕妇、敲骨髓、雕抓妲己、比干掘妲己老巢并焚烧狐狸、姜子牙为救武吉而遇文王、文王吐子、渑池用兵、火烧乌文画等事都在这里有了雏形,徐盖有两子徐升、徐变后来被《封神演义》改写为韩升、韩变,赵公明是五将之一被《封神演义》改为财神,《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对这些情节做了一定延伸。
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平话》
有些情节则为《平话》所特有,《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反倒所无。例如《封神演义》第一回《纣王女娲宫进香》即出自《平话》纣王赴玉女观行香一节,只不过这里的玉女并未如女娲一般动怒,反而于纣王颇为殷勤,可以视为《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故事或宋玉《高唐赋》中楚襄王和神女故事的仿写,亦可以认为是先代才子佳人说话的叙事遗存。
第十六回《子牙火烧琵琶精》至第十八回《子牙谏主隐溪》只在《平话》中得以看见,《列国志传》、《有商志传》皆无此情节。
第三十回《周纪激反武成王》也是来源于《平话》中纣王调戏黄飞虎之妻耿氏一节,只不过这里耿氏的结局是耿氏被醢为酱送给黄飞虎,黄飞虎是南燕王不是武成王,并且一怒反商,并没有周纪激反他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话》中多了许多封神相关的情节为《列国志传》、《有商志传》所无者,如称胡嵩后来成为夜游神、虾吼和佶溜溜为大耗神和小耗神——“虾吼”和“佶溜溜”象征老鼠叫声,所以这里的封神还有一定谐趣成分,并不如《封神演义》一样有系统的神谱。
二、《列国志传》
《列国志传》是经过整理的武王伐纣的本子,旧题为余邵鱼整理。此书刊行时间为万历年间,而《封神演义》的刊刻时间虽被章培恒先生断为天启四、五年间[10],但亦未获完全认同,其首刊时代大约在万历至崇祯间。
杨美生刊本《列国志传》
况且仅从刊刻时间出发,我们仍无从判断《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成书的先后或其影响如何,但《列国志传》将“八伯诸侯”改为四个伯侯,并且定下了姜桓楚、鄂宗禹、姬昌、崇侯虎四人的名字,且将姜桓楚作为纣王王后的父亲,与《封神演义》的设定基本相同[11]。
且《列国志传》里苏护也由“华州太守”改为“冀侯”,西伯、北伯联合征讨苏护,西伯访问姜子牙时一度不遇,高明、高觉为千里眼、顺风耳,又有徐芳、徐盖是兄弟的设定,乌文画虽然延续了《平话》中的形象,但明确将火烧改写为洪炉火,与《封神演义》中云中子用通天神火柱烧闻仲事类同,至少可以相信,《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出于同一源头。
从开篇即能看出,《列国志传》是按照《史记》重新整理过的:“话说纣王名受辛者,帝乙之幼子,汤王之二十八代孙也。”其虽然频称“纣王”,但在人物对话中却每以“商王”称之,即便辱詈之时也不过将其称为“商辛”,除前两回仍用“西伯侯”、“东伯侯”之外,后文皆作“西伯”,这是很懂历史的作法。
第六回开篇:“纣王十五年,岁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访子牙”,及本回“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岁,后谥为周文王。时,商纣王二十年也”,完全是史书式的写法。此书中称姜子牙为“货卜匹夫”而无货卜之事,暴纣王十大罪时有“其七,欲乱黄飞虎之妻,君臣倒置”一句,但除此之外别无黄飞虎之名,可见整理者在做整理时有意剪裁此类内容,以求其合于正史。
三台馆刊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三、《有商志传》
《有商志传》托名钟惺(钟伯敬)所作,名为明代刊本,今未能见,惟有清嘉庆甲戌稽古堂《夏商合传》刊本,故不能断定其与《列国志传》刊行的先后。其托言写商,实在写商周之际的政治、军事。
前三回遍写商代诸王与周国诸伯,其实不过写商与周的源流,而为后来的回目张本。不过,书中对季历的时代设计不对,误将季历征伐的时间由武乙时改为帝乙时,实则武乙所以被谥为“武”正因季历的征伐。季历遭武乙之子文丁(一名太丁)囚禁,而终于死于狱中,史称“文丁杀季历”[12]。季历之子即姬昌,纣即文丁之孙,所以周之伐纣乃世仇所致,与纣德否无干。
若沿着此思路写下,则可以成一部较好的商周演义,然而一则作者才力不逮,止于敷陈《史记》,而对《竹书纪年》等古籍缺乏了解(否则不至出现帝乙时季历尚在的谬误),二则为打算舍掉旧话本的基石,所以这三篇叙事便成了封神故事的前传。
《夏商合传》
第四回开始,《有商志传》又落入武王伐纣的旧话里面,而此书回目与《列国志传》雷同,若其《妲己驿中被狐魅 云中子进斩妖剑》较于《列国志传》第一回《苏妲己驿堂被魅 云中子进斩妖剑》、第六回《纣王作酒池肉林 西伯侯脱罪归歧》相较于《列国志传》第三回《纣王作酒池肉林 西伯脱囚归歧周》不过在半回的回目上略动手脚,第五回《西伯入商得雷震 西伯陷囚羑里城》与《列国志传》第二回完全相同,第七回《姜尚避纣隐磻溪 子牙代武吉掩灾》则是合《列国志传》第四回后半回和第五回前半回的回目而成的,先后因循之迹甚为明显。
只是相对《列国志传》,《有商志传》整理者对史实了解不如《列国志传》整理者更为殷实,如第五回中崇侯虎对纣王奏道:“大王昨醢姜桓楚,群臣皆服王刑,独鄂宗禹与姬昌互相诽谤。
且姬昌与其长子发、仲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王其虑之。”一则是发非长子,旦非幼子,二则崇侯虎的身份的人物设定是与西伯同为“伯侯”,不当有“三圣合谋”之论。前者于史不合,后者于逻辑不通。
而《列国志传》改为西伯称纣王“偏信妲己而殃社稷,不出二十年中,其身定作煨烬矣!”于逻辑更为合理,不过西伯久经政治且于商有世仇,不当有此妄言。
然无论如何,此二者情节差别应出于特别改动,以《列国志传》前后史证统一,而《有商志传》则在此则言发为长子,而第六回则称伯邑考为“长公子”,且与本书一贯史证不合,应为整理者妄增,此可作为《有商志传》出于《列国志传》之后的第一个证明。
《夏商合传》
《有商志传》第五回提到“钟伯敬诗云”,《列国志传》题为“宋贤道原刘先生有诗云”,第六回“后人钟伯敬有诗云”,《列国志传》题为“古人曾有诗云”,《列国志传》托为钟惺所作,若此诗为钟惺作品,不当谓之古人。
而《有商志传》则先以《列国志传》为钟惺所作,臆测作者托名古人,故改为“钟伯敬有诗”,此是《有商志传》出于《列国志传》之后的第二个证明。
《有商志传》第六回、第十二回 “后人冯犹龙有四六之词讥之云”、“后冯犹龙有诗云”、“后人冯犹龙有诗曰”在《列国志传》中作“后人曾有四六之词一篇,以讥之云”、“后史臣有诗一律纪西伯脱厄羑里云”、“后史臣有诗云”、“史官有诗云”。
冯犹龙即冯梦龙,犹龙是其字,《东周列国志》旧称《新列国志》,冯梦龙序说:“姑举《列国志》言之,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已为阊阎恒谭,而其纰缪乃更甚”,其《凡例》言:“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如临潼斗宝等事,尤可喷饭”,足见《列国志传》在《东周列国志》前,而《有商志传》在《东周列国志》后,其先后顺序至此得以明证。
《东周列国志》的创作时间,傅承洲断为崇祯元年至三年[13],则《有商志传》刊行时间亦应在崇祯时,而《封神演义》金阊舒载阳刻本为天启刻本,可见《有商志传》刊于《封神演义》之后。
宝翰楼刊本《东周列国志》
不过,就《有商志传》内容而言,纣王无女娲殿进香事,纣王仍有殷郊一子且殷郊在终回斧劈妲己,姜子牙仍是术士而非道士,雷震子名为雷震并是周营唯一一位有法力的人,姜子牙的法术止于课卦、断阴阳等,并无神魔斗法情节,申屠豹为崇应彪麾下一次要角色不如《封神演义》中申公豹为一号反派的角色更为出彩,足见其受《封神演义》影响不大,反而是《列国志传》的流亚。
其第十一回将《列国志传》中“纣但低头不语”、“纣亦低头不言”改为了“纣但点额”、“纣亦点头”,平添了纣王的罪恶,却降低了人物的层次感,是说话家的作风。是书将千里眼、顺风耳与神荼、郁垒联系到一起,又平添比干剖心后遇到卖无心菜等事,倒有一点封神的影子。
但无论如何,自《平话》以下至《有商志传》这一系自成一系统,其书多是敷陈史迹而成,非但杨戬、哪吒等从未出现过此系书中,而且武王伐纣过程与道教绝无联系,可见此系书虽然是《封神演义》成书的重要来源,却绝非其来源的全部。
注释:
[1] 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题名“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虽未获学界承认,但一般通行本《封神演义》皆标名“许仲琳著”。
[2] 章培恒:《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90页。
[3] 张政烺:《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通信》,《独立评论》209号,1936年7月12日。
[4] 《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朝,其明代刻本顺序依次为:金阊舒载阳刻本(天启刻本)、福建建阳刻本(崇祯刻本),清代刻本顺序依次为:善成堂刻本、四雪草堂本、清籁阁本(俱康熙年间刻),往下为覆刻本,而上述几种版本回目都为100回,只有卷数不同,文字大体相同,无明显分歧。
[5] 据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校注》,程毅中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简称《平话》。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下》,《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76页。
[7]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8] 据《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简称《列国志传》。
[9] 据《古本小说集成 第1辑 3 盘古至唐虞传 有商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以下简称《有商志传》。
[10]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见《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95页。
[11] 《封神演义》的“鄂宗禹”作“鄂崇禹”,形近、音近。
[12]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
[13] 傅承洲:《冯梦龙与通俗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5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