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整理郁飞先生人生故事的过程中，我脑海里不断回荡着他父亲这句名言，也在反复思索着其中蕴含的至理。郁飞在有生之年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并致使他本人和家属大吃苦头，这其中有他性格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恐怕还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造成的。如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过去的苦难被逐渐淡忘了，但该吸取的教训还是要吸取。我相信，这个国家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虚心地学习他国的先进经验，切实地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待国民，在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国际环境中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郁沙告诉我：“父亲在狱中的情况大家都不太了解，只是在来信中偶尔提及，他与管教关系紧张，他们经常会出些难题整他。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具体出过哪些难题，他没有明说，但我们是可以想见其刁钻与残酷的。前文也提到过姜德明先生亲耳听郁飞讲述后的记载：“判刑后，他始终不服。甚至只要他‘服罪’便可减刑，他也不干。这样，又落了个态度不好的新罪名，往往要干最脏最累的活，还让凶狠的刑事罪犯来监督他这个所谓的政治犯。”陈加钢在《郁达夫长子郁飞的动荡人生》一文中也说：“郁飞被安排去运大粪、种地、烧窑、做胶鞋。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的身体被彻底累垮，并感染上多种疾病。”郁沙在微信中对我说：“父亲是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劳改队要干各种重体力活，口粮不够吃，常让亲友给寄炒面和粮票。他在狱中还得过鼻窦炎，让我给他找过蜂巢治病。”在《一息尚存要读书》这篇文章中，郁沙还提到，“有时寄去的食品竟然会无端地给退回来”。

尽管如此，郁飞先生仍然坚持学习不辍，“他在狱中通读了《鲁迅全集》，并坚持自学世界语和意大利语。那时候，我就经常从西安外文书店给他买这两种文字的毛著小册子。毕竟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还是可以传播和阅读的。”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旅美作家王海龙先生，曾在2000年初对郁飞进行过采访，他近年著文回忆：“后来狱方发现郁飞有外语才能，遂责令他在监狱里当不能署名的翻译匠”，无偿翻译了不少图书资料。我在淘到的郁飞藏书中，没有见到他落难这段时间的书，但有一本1978年在金华购买的《简明法语语法》，一本1984年在上海购买的《自学意大利语》和一本1988年在杭州购买的《大众法语语法》。

郁飞在北京和金华的监狱及劳改农场里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后，却因与管教关系不好，被认为“改造态度不端正”、“表现不好”，在15年刑满之后又被加了“留场察看”三年（一说是五年）。行笔至此，我不禁深为喟叹，感慨在我们的传统里，是不是太强调“服罪”，太强调“顺从”，甚至不惜酷刑逼供、屈打成招。这与我们父母、教师刻意要求孩子“听话”，可谓是一棵毒树上开出的两朵病态之花。当我们哀叹国民奴性太重、抗战时汉奸太多、自然科学与高科技领域顶级原创性成果缺乏、人文社科与艺术领域世界级杰作寥寥时，是不是也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日常实践，有没有为了达到便于管理等目的，而在有意无意中摧残创造力、打折硬骨头、鼓励假大空？我相信，评价标准过于单一，过于急功近利，是很容易打造出郁达夫先生所说的“奴隶之邦”的！

好在郁飞先生刑满时已经是1975年，距离疯狂的文革落幕已为期不远。郁沙说：“四人帮粉碎后政治形势松动，父亲开始写申诉信要求平反，好像给邓小平、邓力群等写过信（邓力群五十年代曾任新疆党委宣传部长），1977年申诉期间来西安看过我们。父亲的两件大事都是在1979年平反的，他把新疆日报社的改正决定抄录给我，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裁定书。”这两件大事就是我前文谈到的强加给他的右派身份和叛国投敌罪。用姜德明先生的话说，“先前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全部推翻，冤案彻底平反”。郁飞能坚持到云开日出这一天，与他天性乐观有关，我相信更重要的还是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坚信颠倒黑白的日子不可能长久。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难以想象他会不崩溃，甚至还能坚持学习。这样的坚定信念，难道就比在反动派迫害下的那些优秀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坚贞不屈廉价、逊色吗？

郁飞获得自由之身时，已经五十出头，身体也垮了。郁沙和父亲在大雁塔的那张合影，是郁飞1977年跑申诉时留下的。这张照片让人看了心酸不已，我对郁沙说：你父亲穿着那件衣服显得空荡荡的，当时真消瘦啊！郁沙回答说：“是啊，那时父亲的劳教还没结束，只是形势有所缓和，他自己出来跑申诉。当时我刚上班，在华山脚下学车。那次我们去了大雁塔和半坡博物馆。”

郁飞、郁沙父子1977年于西安大雁塔

郁沙还告诉我：“（撤销叛国投敌罪的裁定）是北京中院判决的，1979年改正通知也是北京中院寄来的。平反早地补发了工资，父亲好像没赶上。”我觉得不补发工资的做法不可理解。郁沙给我解释：“落实政策人太多，关押时间又长，补不起了。”我有些义愤地说：我觉得，应该补一部分，其他打欠条，算国债，否则就是蛮不讲理、失信于民。我也知道，现在才有国家行政赔偿之说，不能倒推回去往历史事件上套，但也不能据此就说我完全是一派胡言吧。郁沙大概是感觉到我跟他父亲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就继续开导我说：“在那种严酷的形势下能幸存下来，就算不错了，多少右派没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三部曲里边，还有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记述。包括傅作义的亲弟弟都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农场。父亲那种不谙世事的性格，即便躲过反右，文革这关也难过，不死也得脱层皮。北京新闻学校校长范长江就是文革中自杀的。”《夹边沟纪事》我是买过也细细拜读过的，对有关文革经历的书我也一向比较关注，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郁沙先生言之成理。

我又想起，郁沙前些天钤印签赠给我的那本《郁达夫故居》，也写到了郁家在那段岁月的一些遭遇。郁达夫长子天民1951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系，后分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57年，他顶着“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作家孝子贤孙”的大帽，成了浙江省第一批右派，下放到富阳县文化馆（本文第二部分说郁飞是达夫先生子女中唯一的右派不确，郁沙先生曾给我指正，特此说明）。在湖南桂阳一中任教的大女儿黎民，也因爱人的“历史问题”成了“反革命家属”。（顺便提一句，《光明日报》2007年2月28日刊载过一篇《远去的父亲郁达夫》https://www.gmw.cn/01gmrb/2007-02/28/content_559962.htm，从郁黎民的角度谈了达夫先生及其家人，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推荐一读。）就连郁达夫先生的原配夫人孙荃，虽然有“烈士家属”的身份护体，但还是免不了游行、批斗、剃发等等酷刑的厄运。当时，红卫兵和红艺兵在郁达夫故居共抄了七天七夜的家，规定不准关上大门，随到随抄。革命的闯将们原本想在郁宅大院里抄出些金银珠宝，因此不惜掘地、挖楼板，甚至连天花板也不曾放过，殊不料这家人别无长物，只有书籍——造反派共抄去了故居藏书八大板车，约有万册左右，绝大多数是郁达夫从日本带回的原版外文书和家藏的二十四史、四部旧籍、中医图书等，拉到离故居不远的一个操场上，付之一炬。幸亏旁边一位姓张的有识之士，在火光中忽然看到有些竟然是达夫先生的书信、手稿，急忙抢救，最终仅抢救出了区区半车的书籍和手稿。抗战中都只损失了一小部分的珍藏，绝大部分却未逃过“文革”浩劫的毒手！

我很关心郁飞先生落难后，他家人有没有受到大的冲击。郁沙先生告诉我：因外公是民族资本家且去了台湾，西安的外婆家在文革中也被抄了（他们兄弟俩都住外婆家）。抄家后压力很大，属于四类分子家庭，但最终也挺过来了。他母亲倒是没受到什么冲击。文革开始时，郁沙才上小学四年级，但打内心崇拜毛主席。他告诉我：“我那时候太小，没赶上破四旧和大串连。但在学校（西安东六路小学）看到高年级同学拿剪子铰女校长的外衣。女校长叫王修真，每到开学典礼，就戴着金丝眼镜上台致辞。真不敢设想，假如那时我已上初中高中，会不会响应领袖号召上街破四旧，展示人性恶的一面。我记得，当时到学校某个红卫兵组织登记了一下，领了一个毛体的红卫兵袖章，兴冲冲地戴在左臂，前往交大（西安文革的发源地），结果半路上被另一观点的一帮孩子围堵拦截，吓得我赶紧摘下袖章，冲出重围。那一刻，我的文革经历就算结束了！”

郁沙向我简单地讲了一下他此后的经历：“小学四年级赶上文革，小学七年，中学四年，连一张毕业证都没有，我一直是按初中定位的。1973年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到富平县，两年后招工到金堆城矿（有色金属钼矿山），分工种当了司机。恢复高考时，我们正在华山脚下夜以继日地练车考驾照，正儿八经地练了一年半，差不多能上个大专了。司训队结业，回矿山当了八年运矿车司机。再后来又到单位宣传科当宣传干事，七年后到《钼城报》编辑部任编辑六年，后在钼城电视台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我是钼业公司第一个以汽车司机的身份进入编辑部的，又是编辑部唯一一个仅有高中学历的编辑（上班后单位普及高中学历时考了一个证）。我在报社六年，校对差错率是诸位编辑中最低的一个，还是省作协会员，也是第一个在我们企业报发散文专版的作者。”

我又问了一下他弟弟郁真的情况。郁沙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直接上班，在一个农械厂上班。八十年代以后下海，自办小钢厂，靠着陕西钢厂，效益还行。后来陕钢破产，他的厂子也不行了，算是自由职业者吧。”我感慨地说：你们都没少吃苦头啊！郁沙回答：“和爸爸比，我们都算不上吃苦头了！”他谈到下乡插队的生活时，还说：“我在农村也干重体力活，但知青点有女同学给做饭，吃饱没问题。”

郁飞1979年从金华寄给郁沙的信

郁沙在《一息尚存要读书》这篇文章中回忆了父亲的再次到访：

1979年夏天，父亲从杭州来到我的工作单位陕西金堆城住了一个月。此行主要是为《新文学史料》约稿《杂忆父亲在星洲的三年》做最后的修改定稿。这篇长文后来载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纪念郁达夫特辑）中。在这一个月里，白天父亲在宿舍改稿，当我下班回来，饭后散步时，我们便谈文学，谈人生，自然也会谈到高考。那时，高校恢复招生已逾三年，我因担心数理化没把握而没有报考。对这个问题，父亲鼓励我说：能上大学当然最好，实在上不了也没关系。安心本职工作，通过自学也可以完善和充实自己。只要坚持不懈，终会成为有用之才。多年来，父亲的教诲一直激励我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也平凡，也普通，但我自认为一路走来，还算过得充实和丰富多彩。

那个夏天，母亲带着小妹也从西安来到金堆城。曾经的恩爱夫妻，因政治的压力劳燕分飞，劫难过后，又在儿子的单位相见，历尽沧桑，几多感慨。唯有平静地接受无奈的现实，继续各自的人生。当时曾有陪父母一起上华山的打算，后因我突患急性肠炎未能成行，留下遗憾至今的一块心病。七月底，母亲返回西安之后，父亲也将改定的稿件从金堆邮局寄往《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随后回返杭州，迎接即将开始的崭新人生。

当郁沙得知我是留美博士，现在高校当老师后，他表示很惭愧，说同我的学历相比，他就跟文盲一样。我忙说哪里哪里，我一直学理工，人文方面也只是因为自己平时喜欢读杂书，才稍稍有点常识，基本上还是外行，写作文章更是野路子。他赶上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东西非个人能扭转，但通过自学，他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如果不是赶上小平同志重启高考，打开国门，并鼓励出国留学，我这个出身家庭不知道已掉落社会最底层多少代、来自共和国最最末梢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只怕终生连郁达夫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在我淘到的郁飞藏书中，有好几种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主要是普及性读物），是1977年到1979年之间买的。我问郁沙，他父亲这段时间买科普书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郁沙说：“没有什么原因，他买书很多很杂，有时买重了就寄给我，还有浙江文艺版的新书。”我原来的猜想是，他刚获得自由，想多方面充电，或者是因为在新工作中有可能需要用到这些方面的知识。郁沙说，那时他有自由了，但还没平反。看有些文章介绍，郁飞这段曾在金华、杭州一些大学短暂教过书。

1979年平反后，郁飞回到杭州落脚，并开始找工作。金华师范学院想要他，他没去。他后来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译室（九十年代后改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把这个当时在全国领风气之先的出版社搞得轰轰烈烈。同时，郁飞自己也翻译、写作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这在他本应该只是牛刀小试。

郁沙告诉我：“父亲曾于1977年、1979年、1989年和1991年来过西安多次，看望母亲和我们兄弟俩。”这几次访问，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一些珍贵的照片，也让郁飞先生享受到了天伦之乐。（未完待续……）

郁飞和郁沙、郁真及两个孙子在临潼兵马俑（1989年冬）

郁飞在郁沙工作所在的矿山（1991年初夏）

郁飞、郁沙父子在金堆城（1991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