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在中国的命运

最近几个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概念很火热。

「成」是成都、四川；「渝」是重庆。

「四川和重庆本来是一个省......当年(1997年)为什么要把成渝从行政建制上分开？」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在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的反问。

周其仁教授指出了一个大家很容易看到，但又经常忽视的现象：

成渝分离后，「四川+重庆」所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要远远大于「重庆属于四川」状态下所创造出的经济价值。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也不复杂，一句话，「成渝分离」突破了原有「行政建制」的束缚。

01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市场自由，而非「地盘越大、经济总量就越高」。

在同一个行政建制下，由行政权力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无法脱离现有行政框架的逻辑。

换句话说，行政建制限制了人们对市场的想象。

而「成渝分离」后，两个行政框架，形成两个「经济中心」，各自在自己的逻辑之下发展经济，谁也不束缚谁。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找到不少，上海、深圳等地区的繁荣，都是这个道理。

从宏观的区域发展与行政权力关系来看，我们需要的经济自由度、需要突破的行政束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个体的经济创造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

中国商业圈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小微企业死于商业竞争，中等企业死于集资，大型企业死于政商关系」，这个段子被业内人士称作中国企业的三大死亡法则。

这似乎揭示了企业家的的两难困境——企业做不大容易被市场竞争淘汰，做大做强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

这个困境，说白了，就是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

对于这个难题，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也曾说：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中国企业家的七大困惑》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图片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

张维迎教授还提到，企业家面对的最大风险本应是「市场风险」，在中国却成了「政策风险」。

企业家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独一无二的。

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

无非是依附、沉默、反对，或改变。

对于第一种应对方式，支持者不少，比如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常常把一个比喻挂在嘴边：

「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我经常打的一个比喻，就像冰山，有露出水面的冰，也有在水面下的冰。那么企业家就有点像露出水面的冰，可是如果没有水平线下那一大块冰的话，那这个冰也露不出水面。它之所以能露出水面，是因为政府提供一些在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势利导的这种支持。」

政府是冰山下面的冰，托住了企业这块上面的冰。

有道理吗？

好像也有。

但林毅夫教授并没有告诉大家，这个比喻最关键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下面的冰山，一定可以决定上面冰山的命运。

企业家在中国，命不由己。

选择这种应对方式的企业家，关注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产品和服务吗？

非也。

这类企业家，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与行政部门打交道，谈什么关心产品和服务呢？

02

转型中的困境

当然了，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企业家面临的困局，也不是今天才有。

在古代，尽管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也说不上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但只要有商人，便存在这个群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统治阶层因为害怕商人的流动性造成社会不稳定，一直打压商人群体。「士农工商」，商是末业，商人处在底层。

但这倒是不妨碍「官商勾结」，像《金瓶梅》里西门庆与官府勾结的手段，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但到了近代，随着中国门户洞开，市场经济开始进入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方面，清政府始终用陈腐的观念来看待市场自由，禁止商人私办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不发展经济就只能等死。

怎么办呢？

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推动下，「官督商办」出现了。

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下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其官方主办人为李鸿章，买办商人为唐廷枢、盛宣怀；今日的「招商银行」，其前身便是轮船招商局。

官督商办，是企业家与政治的第一种相处模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依附模式。

从一开局，这个模式就把中国的企业家与政府死死绑在了一起。

对于李鸿章开启的模式，在他去世这一年（1901年），梁启超就在《李鸿章传》中，狠狠地批评了一下：

「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中国人向来擅长经商，但非要来个官督商办......故中国商务之不兴，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也。」

厉阶，就是祸端。梁启超的意思很明了，好好地搞自由经济，让国人经商天赋得到施展不好吗？搞官督商办，限制市场，李鸿章就是罪魁祸首。

官督商办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企业的所有权不明——企业产权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商人股东？

对于这个现象，历史学家雷颐教授曾总结到：

「在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商关系的变化，政商关系的变化最核心的一点，事实上是产权观的变化。」

产权不明，政府就有理由、有借口，以权力侵吞企业财产。

事实上，官督商办所埋下的这颗「产权地雷」，在李鸿章去世后就集中引爆了。

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即便以政府的名义，将这些官督商办下的民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归官方。

如果说晚清变革之际，考虑到官员们对市场经济有怀疑，官督商办还能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法子；那官员利用官督商办导致的产权问题，倾吞企业财产，就真的没法辩护了。

可惜，这样的历史教训，还在不断上演。

私有产权在中国仍不完善，政府查处、没收私有企业财产的情况，时有发生。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一大批民营或政府企业家。但由于改革初期，很多制度都不明晰，不仅是民营企业家倒霉，连那些以政府名义兴办企业的企业家，也都受到牵连。

如前两年刚刚去世的著名企业家、烟草大王褚时健。

1979年，褚时健出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随着卷烟厂发展壮大，褚时健成立了红塔集团，每年光是缴税就能占到云南省财政收入的一半。

他和政府的关系，能说不好吗？

最后呢？

他因「侵吞国有资产」等罪名入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权问题。

再如，红极一时的国民运动饮料「健力宝」，在21世纪初因股权问题产生纠纷。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将健力宝股权转卖的事件引起很大的争议，而健力宝品牌的创始人李经纬也因「转移国有资产」等被问罪，最终在2011年被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一百多年前，晚清思想家、买办企业家郑观应就对「官督商办」中存在的产权问题明确提出警告，一百年来，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

好在，处理这样的关系，企业家并不总是失败的。

横店集团的案例，即是一个。

我们所熟知的横店影视城，就属于横店集团。

这个集团与政府是什么关系呢？

早在1997年，周其仁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横店集团既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社团所有制」。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图片来源：新浪

所谓社团所有制，是指：

「社团经济的资产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当地政府所有，也不属于各村所有，更不属于社团经济领导层个人所有和企业员工个人所有，它属于社团范围内的成员共同所有。」

——《横店集团公司社团所有产权制度纲要（草案）》（1994）

不得不说，社团所有制很好地解决了产权上的「不完全契约」问题，既让「政」「企」真正分开，又让产权不完全归于个人。

周其仁教授评价说：

「横店社团所有制与一切传统公有制的根本区别是它达到政企完全分开。同时，社团所有制也区别于公有制在改革中的其他变型，如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因为它没有股权形式表现的个人产权。」

这是企业家在面临环境制度约束时，找到的巧妙解决方案。

这也是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第二种模式，也即「改变」制度。

企业家在制度上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的政商关系；这样的创造力，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之一。

像这样的改变，中国有，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有。

日本在近代转型中也遭遇过「企业与政府关系」难题。

不过，日本的政府要更加愿意放手。当时，明治政府以行政力量兴办大量官办企业后，「明智」地以极低的价格将企业出售给私人，让企业蓬勃发展。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从个体层面，成功地改变了日本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他在明治时期组织了「企业家团体」，以此来达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

不过，这样的应对模式，显然对企业家要求很高。

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

图片来源：Wikipedia

03

企业家的选择

绝大部分企业家，在权力面前，只能选择依附。

就像俗话所说的「经商要学胡雪岩」，潜在的意思就是，像胡雪岩一样亦官亦商、打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游走于政府之间，才有可能把企业做好。

胡雪岩之所以被称为「红顶商人」，便是他有一红顶官帽。在「红帽子」问题上，张维迎教授曾说：

「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只是，权力能让你攀高，也必定能让你跌重。所谓君以此兴，必以此败，便是这个道理。

比如实德集团的徐明，因与薄熙来有涉，在2012也因经济案件锒铛入狱。

当然，企业家还可以有其他选择，最理想的状态还属前面提到的改变制度，做一个「制度企业家」。

张维迎教授在《中国需要制度企业家》这篇文章中指出，「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

「制度企业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商界企业家」，也许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更多是理论思想家，或者实践政治家。

如梁启超等人，他们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及游戏方式，为全社会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但是，「商界企业家」依然有可能带来诸多「制度企业家」的改变因素，尤其是当下的技术与互联网时代。

「技术突破」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以及对固有制度的冲击，都是很大的。

马云曾说，「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蚂蚁集团的支付宝、余额宝等一众金融业务，不仅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倒逼了银行的改革。

可是，与制度相抗总要付出代价。

2020年12月24日，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如霹雳一般。最终，2021年1月2日晚，马云被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约谈。

1月5日本是蚂蚁集团在沪、港上市的日期，也因此被停了。

从那时起，马云便「消失」了。

直至88天后，2021年1月20日，旧历腊八节，马云像往年一样照例参加了他所发起的公益项目「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才算露面。

2021年1月20日，马云现身「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改为线上视频。

不过，即使有代价，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固有的制度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暂不论世界，只看中国当下，企业家所努力做出的「技术突破」，就已经足够称得上是「开创一个新时代」了。

支付宝、余额宝、花呗、借呗等金融服务，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交易方式、理财方式、信用消费方式，同时也逆向改变了银行的金融服务；

网约车平台的出现，也改变了之前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地位，虽说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致命冲击，但是没有冲击就不会有所谓的改变，就不会有今天更便捷的出行方式；

再如互联网社交平台的革新，改变了新闻媒体、以及大众的舆论方式，为今天的消息传播、思想的开放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环境，从而为制度、社会的变革提供更多的基础；

还有电商物流的出现，打破了邮政老化僵硬的服务，尤其是京东，通过全国建仓的方式极大了缩短了物流的时间成本，生活便利的享受在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能比拟的。

这些企业家用超前的视野，做出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以技术或新的运作方式来革新这个时代。技术的突破，对于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他们最有价值以及最荣耀的一件事了。

同时，这些新的事物也在倒逼着制度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既是巨大的，又是有限的，企业家终究逃避不掉「企业与政府关系」这一根本命题。

除了依附和改变之外，企业家往往还有第三种选择：「在商言商」。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经发表过一段言论，他说：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但是，「在商言商」怎么可能真正实现呢？

企业的发展始终需要制度环境，这一点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够避免。

「在商言商」，很多时候只是在充满困难的环境里，充当一只鸵鸟，遇到危险就把头埋进沙子里。

04

政府的选择

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企业家是主体，政府亦然。

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而政府的选择，通常只有一个：自己干预市场或企业的「度」，应该是多少。

总想着去干预一把，总觉得干预一下会更好，这样的心态，是一种家长心态。

家长总觉得你冷，所以要求你多穿一点；家长总觉得你饿了，要多吃一点。

但市场有自己的逻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政府对企业管制过多，干预过多所产生的问题，计划经济已经给了答案。

但退一步说，即便不像计划经济管制那么严，哪怕只要想管制，哪怕只是「准入管制」，都会带来无穷的弊端。

准入管制，就是企业的注册必须经过层层限定，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不能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开展。

结果是什么呢？

以政府对医院的严格准入管制为例，中国的医院在注册时必须是「非营利」性质，私营医院难以兴办，公立医院主导了国人的就医渠道。

周其仁教授曾给出1978年到2005年的数据：

需求方面，全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77倍，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

供给方面，医院增加了1.01倍；门诊部增加了1.19倍；床位增加了0.435；医生增加0.876倍，医师增加了1.552倍，护士增加了2.319倍；医疗效率（诊疗人次）增加了0.4倍。

也就是说，近几十年来，民众的「医疗需求」涨了几十倍，但「医疗供给」，包括医院数量等，却几乎没有增长。

这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私营医院无法崛起，公立医院的数量又十分有限。这就是管制所带来的后果。

准入管制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垄断。

市场的精髓在于「重复建设」。需求涨一倍，供给可能会涨十倍，最后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个产品服务最好、价格最优的企业。

垄断的精髓则是「供不应求」。需求涨十倍，供给可能只能涨一倍，再用管制权力设立一个门槛，几乎不让新的供给进入。

2021年1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王雄元教授做了一个《放松市场准入管制能激发经济活力吗？》的报告，里面提到：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这就是市场的逻辑，供求因为管制减少而大大增加，受益的最终是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

但是，政府很难舍得放手。

这是因为，在现代全球化的竞争中，政府选择干预，联合企业资本，会大大加持「国家力量」的彰显，从而在大国博弈、市场博弈、资本博弈、技术博弈中获胜。

中国在全球博弈中的领先，便得益于这种「国家+资本」的模式。

但这种模式并非一种良性的模式。

长期来看，企业依附于政府而不是市场，会更进一步削弱市场的作用，从而使民营企业继续脱离市场环境，降低在竞争中的创新动力，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创新竞争下产生的优质产品、服务、技术等，才是企业的核心与关键，也是企业家之为企业家的最大价值与荣耀。

政府的选择是重要的，但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选择。

企业家的选择依然重要，如果只是「在商言商」，或游走于「官商之间」，低着脑袋自顾把自己眼下的事做好，那社会的改变，只会遥遥无期。

企业家的命运，在于政府的选择，也在于企业的选择，在于双方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种选择权，当然在政府手里，但也在企业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