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而过，时代飞速变迁，谁能想到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我国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每每想到生活在这个繁荣富强的国家里，都不由得心生对革命先辈、国家历代领导人的敬佩。而如果提到国家总理中最受人爱戴的，几乎所有人心中都有唯一的答案：周总理。

周总理将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新中国的建设中，但是自己却没有任何子女，却依旧尽到了作为长辈的责任：周总理将弟弟周恩溥、周恩寿二人的后代视如己出，照料有佳——周总理每个月都要拿出自己并不是很多的工资来关心亲人，资助学业。同时，他言传身教，将自身的优良而正派的作风都传递给了小一辈的周家年轻人。

想必如果一个家族中诞生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那么他的亲人往往也会“沾光”。可是周总理的后人们却不是如此，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默默无闻地“隐居”在平淡的日子里，从未炫耀身世，更不曾借助这层特殊的关系而谋求便利。

周总理总理虽身处高位，但一辈子甘守清贫，他始终认为领导人肩负着使命与责任，理应比普通人过得更艰苦。

为了避免高级干部家庭中的人情世故，为了让每一个后人都能凭自己的双手来谋生，为对得起党和人民的爱戴，总理就曾为亲属定下“十条家规”。当然，周家后代始终将其牢记在心，从未抱怨一句，更为向组织求得一分一厘的帮助，实在难能可贵。

弟媳与侄子此生由我照顾

旧社会不像今天，孩子的抚养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不是件易事——能让一个孩子平安长大，父母甚至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周总理在小时候就被父母过继给了家里的叔叔，因为叔叔碰巧没有孩子，也可以分担一些养育的重担。不久后，周总理的父母就迎来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取名“周恩溥”，是到寺庙求平安得到的名字。

就这样，周总理、周恩溥这对亲兄弟在不同的环境下各自成长，直至后来才相认。等二人终于到了闯荡的年纪，因为时代彷徨，人们也彷徨，兄弟两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周总理走向了革命道路，而周恩溥则前往东北谋生。

当时大连、哈尔滨等地虽然鱼龙混杂，却是个找路子的好地方，然而谁也没料到，这“关东”闯了下来，却丢失了性命。

三十而立的周恩溥事业有成，又邂逅了心上人王兰芳，终于成家立业。而彼时的周总理为了到莫斯科召开党代表的六大会议，只好向东北的亲弟弟求助，最终得以从黑龙江进入苏联。

收到周总理消息的周恩溥，欣喜而佩服，自然尽全力相助，但得知兄弟行踪的他也因此招致了祸患。1945年，周恩溥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在严刑拷打下却始终没有松口，但最终却没能抗住……

周恩溥的牺牲让周总理痛苦而自责，当家庭的压力倒在弟媳王玉芳的身上时候，周总理二话没说决定为这个破碎的家庭而负责。

当时，周总理的大弟媳和小弟周恩寿，皆因为过往的抗争经历而落下了顽疾，工作恐怕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如果提前退休就没有退休金领，但周总理没有多考虑，一并将生活费用和吃药看病的钱都包在了自己的身上。

周荣庆是周恩溥唯一的儿子，也是周总理相当照顾的一个侄子——“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是周总理常常教导他的话语。周总理的资助直至周荣庆完成学业，终于开始了自己的谋生。

后来，当侄子与一位劳动家庭的姑娘结婚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写信祝贺。等到1953年国家领导机关干部扎根基层的时候，周荣庆二话不说便报了名，拖家带口地奔赴到河南汲县一所卫生学校工作生活。从1957年开始，周荣庆这一搬便再没离开河南焦作，一直低调地走完了一生。

小弟周恩寿的六个儿女

周总理作为家中的长子，有两个弟弟，小的那个叫周恩寿。小大哥六岁的周恩寿童年生活也并不安稳，受到兄长影响的他也早早就步入了革命的旅途中。

1924年，周恩寿加入共青团，从此便开始了“地下党”的工作，在天津的时候，不少党的药物和经费都是由他暗中提供和转移的。

虽然在1947年，周恩寿因“地下党”工作败露，被邻居告发然后逮捕。但好在守口如瓶的他凭借坚定的意志等到了组织的救援。

建国后的周恩寿在兄弟和嫂子的建议下，深造于华北革命大学，不久后在体制内先后担任北京钢铁局科长等职位，一直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但直到1963年，周恩寿实在难以抵抗胃溃疡等病症的伤痛，在周总理的资助下，提前退休了。

与二哥周恩溥不一样的是，周恩寿膝下有子女六名，但都被伯伯周总理一个不落地照顾着。其中大女儿周秉德作为周家直系中第一位千金，也是与周总理相处时间最长、最亲近的一个周家后代。当然，也有不少人因此问询她关于周总理的诸多事情，但是深受伯伯教导的周秉德只愿意过着平凡而简单的生活。

周秉德经过自己的努力，先后担任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等，也是比较有出息的。如今的周秉德跟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样，住在北京普通的小区，偶尔出门也一直都是乘坐公交车，旁人皆称赞这是周总理“平民教育”最好的表现。

周恩寿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二女儿周秉宜在思想领域学术造诣颇高，小女儿周秉建则很小的时候就在内蒙古插队学习，后来进了教育部工作；大儿子周秉钧到广州当了空军，二儿子周秉华也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而最小的儿子周秉和在1972年考到了清华，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

周家后人眼中的大伯

周荣庆作为周总理7位嫡系侄辈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早接触到大伯的，深受周总理教诲的他也从不向他人主动表明自己的家世。在焦作九里山钢铁厂工作的时候，周荣庆与晋菊清相识，但是即使二人已经谈了大半年，晋菊清也只是觉得周荣庆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1959年1月，几位好事的工友拉着晋菊清到一旁，问了一个她一个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你知道你在和谁谈恋爱吗？”她疑问道，不就是大家都认识老周呀？可是工友接下来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让晋菊清吃了大惊，刚刚缓过神的她才跑去“质问”周荣庆。

当时，周荣庆还在往墙上糊标语，晋菊清就生气地陈述了心中的疑惑。对于心上人的“质问”，周荣庆只好诚实，并拉着自觉得“高攀不起”的晋菊清解释道：“我是我，我大伯是我大伯，我们家就是一普通人家……我们来焦作的时候，总理就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是个“明事理”的姑娘，接受了事实，直至很多年后她跟随丈夫来到中南海才见到周总理，没想到总理竟是如此地和蔼可亲。

周总理在这类事情上态度很明确：自己是自己，亲属是亲属，自己的身份决不能影响到自己家人的生活。1946年6月，当12岁的周恩寿来到北京的时候，也“见识”到了和蔼可亲又坚守原则的大伯。她常常记起：“周总理当时指示父亲的领导说’ 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

知书达理的周秉德当然知道大伯的意思，也知道大伯对于自己一家人可谓是恩重如山——大伯不会只对一个孩子好，他对兄弟姐妹六个人都给予了相同的爱与照顾。

周总理拿出自己的工资供六人上学，更关心他们的成长和进步。当时因为父亲周恩寿家里实在住不下所有儿女，周总理就把已经上学的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

虽然，周秉德他们作为周总理的家人住进了中南海，但是在待遇方面却从不异于普通老百姓。譬如周末中南海礼堂放电影，暑假去北戴河避暑开会，其他领导人都会拖家带口。但是周秉宜清晰地记着：

“伯父坚持不允许我们沾边，坚持我们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从不允许我们去看那些内部电影。至于暑假去北戴河，七妈曾对我们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们才可以去。’”直到多年后，时代步入21世纪，她才在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北戴河……

小结：

虽然敬爱的周总理早已与世长辞，但是他给后人定下的“十条家规”可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周家人的血脉中。周荣庆家庭在焦作生活将近六十年，省市领导却从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位“红色”家庭。他们是那样的低调，平凡到像每一个普通人活在了柴米油盐当中。

如今即使我们听到周总理后人的故事，也不会有人去烦扰他们，只会感受到那位革命先辈身上的慎独慎行、战战兢兢，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