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15日，费孝通先生回访幼年读书的雷阵殿小学。图/张祖道/FOTOE

写小说的费孝通

本刊记者/仇广宇

近期，一本名为《茧》的小说随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费孝通作品精选》文集面世。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用英文写成，译成中文后仅有65000余字，是201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现的、从未向大众公开的费孝通作品。1938年夏天，费孝通在等待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答辩期间，创作完成这本小说。

大众对费孝通的印象普遍停留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学术著作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对文学的爱好。实际上，从青年到晚年，费孝通一直在各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以娓娓道来且生活化的散文写作知名，还自认“学术文章不如杂文写得好”。但除此之外，他却从未透露自己写过小说的信息。

如今，《茧》的发现仿佛一份夹在地层中的标本，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专业之外的“作家费孝通”，它也与费孝通写作于同一时期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形成了立体式的对照，更反映着费孝通个人学术生涯和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发现小说

201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孙静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交换。她在人类学系的图书馆查找关于费孝通的资料，偶然搜索到一张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与该系主任马克·布洛赫的合影。她对费孝通的这段访英经历感到好奇，循着这张照片轨迹，搜索到了一大批与费孝通相关的材料档案。

孙静无意中搜索到的这批资料，就是由费孝通在英国攻读博士时的一位指导老师、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保存的“弗思档案”。弗思夫妇去世后，这份档案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图书馆收藏。“弗思档案”的内容数量巨大，其中还包括一些计划书、通信等。令人没想到的是，档案中居然还包含一本费孝通在1938年用全英文写作的小说《茧》（英文标题为Cocoons）。

费孝通在英国的老师雷蒙德·弗思夫妇的墓碑，许多关于费孝通的资料收藏在“弗思档案”中。供图/孙静

孙静把自己的发现讲述给自己的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王铭铭回忆，他在20世纪80年代去伦敦时，曾听费孝通的一位博士生提过，曾在弗思家里见到过类似费孝通日记的东西，他心中对费孝通在英国留有著作这件事留有印象。现在回想，王铭铭觉得，可能当时这位学生就是看到了《茧》的手稿。由于“弗思档案”内容太过庞大，王铭铭建议孙静，可以先把材料中的这本《茧》翻译出来，因为他认为这本小说具有很大“可供人们讨论”的空间。

孙静发现，关于费孝通的资料，在其“业师”（即英国学校制度中的论文指导老师，学生会成为“业师”的门徒，学术上有师承关系）、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档案中很有限，在英国绝大多数和费孝通相关的资料其实都是弗思留下来的。弗思是马林诺夫斯基手下毕业的第一位博士，既是费孝通的老师又是师兄，他们年龄差距不到10岁，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很多。《茧》写作的期间，费孝通受邀到弗思位于英国南部乡村“桑谷村”（Thorncombe）的寓所度假。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师生情谊，小说写完后，费孝通就把它献给了“亲爱的弗思太太”。

《江村经济》文学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把《茧》定义为文学版的《江村经济》。他感觉，这本小说触及的事实甚至超过了很多社会学文本。小说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蚕丝业，费孝通的老家苏州吴江正是中国蚕丝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无论是《茧》还是《江村经济》都和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学习制丝，当时中国农村的蚕丝业面临外国丝织业的冲击，颓势明显。1923年，费达生回到家乡后开始推广科学种蚕、改良纺织工具。1929年，她在当时吴江县下属的开弓弦村创立了“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做出组织蚕农入股，争取贷款等一系列石破天惊的举动。

1936年暑假回到吴江休养并写作《江村经济》，对费孝通而言是一个偶然的选择，却也成为他学术人生中的转折点。1935年，即将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他，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金秀大瑶山考察，在调研过程中掉入了猎户设置的捕兽陷阱负伤，妻子王同惠在为他寻求帮助的过程中遭遇意外去世。1936年，遭受身心打击的费孝通在费达生的建议下回到家乡散心，并来到开弓弦村休养。他被费达生在这里兴办的蚕丝合作社吸引，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如今，将《茧》和《江村经济》对照起来看，人们能在其中找到诸多与现实的相通之处，也能顺便窥探那个时代江南农村的状况。

费孝通的“业师”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有关蚕丝业的第十二章。这一章论述了蚕丝业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农民合作社对原有经济模式和传统农村社会生活的冲击。其中，他对合作社用技术提高生产力、雇佣女工、发奖金给工人等创新模式有赞扬，也清晰地指出了工厂让生产力提高后导致的女工失业、后续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茧》中，这些问题以社会大背景和整体架构设置方式出现。小说以留学生“通先生”的老同学王婉秋在苏杭之间的一座小镇的新式工厂做管理工作的经历为轴线索，当地农民张婶、三福和宝珠，开明乡绅黄老伯，留洋归来的社会改革家（纺织工厂管理层）吴庆农和李义浦，旧利益集团赵老板和史大爷等人，在面临新式纺织工厂对传统蚕丝业的改革和冲击的不同选择和命运。

此外，《茧》作为一本偏向塑造人物性格与情感描述的小说，更主要反映了当地经济模式遭遇挑战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就是《江村经济》中论述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比如《江村经济》第八章《家》提到“小媳妇”即“童养媳”的风俗：“平均每2.7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媳妇”，“有许多从幼年起就被未来的婆婆领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个女儿对于母亲一样”——《茧》的两位主人公张婶和她的童养媳宝珠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江村经济》和《茧》中都提到，当地村庄妇女一般不下田干活，而是在家中从事蚕丝业，这成为她们蜕变为工厂工人，从而转变地位的基础。《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举出几个案例说明妇女地位的变化：有在村庄工厂工作的妇女忽然一反常态地硬气，斥责丈夫没有给她送伞；还有一位在无锡“打工”的妇女有了婚外情，但公婆鉴于她有较高的挣钱能力并没有赶走她。《茧》中，以张婶为代表的老年农民既希望家中的媳妇、女儿通过工厂提高收入，又担心她们在外遭遇各种变化改变原本安定的家庭关系，上演了一出“抢女工回家”的闹剧。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读完《茧》后感到，这本小说跟当时流行的左翼农村小说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比如都有宏大的社会构图，也都有对于社会问题的总的判断。但是，《茧》和其他左翼小说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像茅盾在更早一些时间写下的《农村三部曲》中所做的那样，明确提出暴力推翻某个剥削阶级的诉求。费孝通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来源设置为情感纠葛引发的一连串误会，认为很多事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在作怪。

在《茧》和《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愿意为未来的中国提供发展的图式，但在他的构想之中，人们可以不需要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所提倡的那样，通过破坏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去完成。他始终认为变革的力量蕴藏在农民自身的转变中。正如袁先欣所分析的那样：“他认为，在农村内部，包含着某种朝向现代化方案去开放的、开明的力量。”除了女主角宝珠之外，这种农民身上的进步性在其中一个名叫黄老伯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身为村中有威望的“老娘舅”和旧式乡绅，却性格开明，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坚决支持宝珠前往工厂上班。

这种对社会的考量隐藏在一个半光明、半黑暗的结尾之中，如同王婉秋这样没有思考清楚前路，又遇到情感障碍的高知女性，却在一片光明之中“消失了”。如同《江村经济》所反映的那样，费孝通对费达生的社会实验一直在理性地看待，他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成功。“他可能不想给出那么清楚的答案。我个人认为或许他并没有真正的想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这么理性的现代化的方案得不到实施。”袁先欣说。

费孝通写作《茧》时所居住的英国桑谷村附近的路牌。供图/孙静

转折中的费孝通和中国人类学

“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在《江村经济》开头的致谢部分，费孝通深情地将这本著作献给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这段挫折成了他人生中沉重的打击，却也间接促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而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自认为在广西的调研得到的材料“很不充实”。现在看来，这种“不成功”并非没有收获，恐怕说的是对于他真心想从事的研究方向的一种“无用”，他在逐渐思考如何将人类学转向更加“救国”和“致用”的领域。

年轻时的费孝通，其性格中有极具正义感的一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和各种不公平的社会事件保持反抗态度。1930年，在东吴大学就读医科的费孝通因为参加抗议校医打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暗示需要转学，这件事直接促使他想要“弃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便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此后，费孝通发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倡服务社会的传统和他本人的兴趣并不相符，他认为英美的现有“社会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想要通过“社区调查”（即社会学中对某一特定地区范围进行的调查）的方式摸索出一套研究中国问题的方式，并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开出更多药方。

1936年，费孝通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第一个见到的老师就是弗思。他把自己在瑶山和开弓弦村的两次调研的素材都报告了一遍，弗思立刻看中了后面这个题目，建议他以此为博士论文题目，并为这份调查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通过这次会面，费孝通在无心插柳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想法，与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所提出的“到实地去”一脉相承。《茧》的发现者和译者之一孙静从“弗思档案”中整理出了54封信，信件中能看到费孝通和吴文藻之间关于未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讨论和规划，包括使用中英庚子赔款的资金进行调研的各种宏大计划。孙静认为，费孝通当时非常想要早些毕业回到祖国，他在英国的留学时代是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真正要开启的时代”。

在马林诺夫斯基推荐之下，《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并最终成为国际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虽然多年之后，费孝通自谦地认为，收自己为徒以及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优秀，而是更多地由于吴文藻的举荐，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想要通过收他这个中国小伙而帮助开创“中国学派”，但正是这些外部因素，驱动着费孝通抛弃了过去的研究方向，沿着“社区调查”的路一直走下去，真正摸到了中国社会的肌理。

（实习生曹宇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