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伯父
春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的照拂，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人是我故乡的同学老任，如今是青海省小有名气的地方史专家，他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湟源史记》快出版了，‘人物篇’中写进了你们家的两位，一个是你的伯父邢敏斋，一个是你······”我连忙表示感谢，并再三强调，自己微不足道，有负故乡的培育和厚爱！而我的伯父完全有资格进入《湟源史记》，他的清名美誉深入人心，他的高风亮节至今在故乡流传······
伯父比我爹大10岁，兄弟俩感情甚好。由于我爹去世很早，他便将我视若已出，百般呵护，尽管他已有四男三女，仍多次在众人面前炫耀：“我有四男四女，福分非浅！”
我们的家族史上，永远留下了沾满血泪的一页：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初六，故乡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匪兵的抢掠和血洗，一天之内屠杀了上千人。那年，作为长孙的伯父刚刚19岁，当匪军攻城之际，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保护家中妇孺上山避难的重任。两位年届花甲的曾祖父勇敢地守卫家园，拒不交出辛辛苦苦积攒的银钱，惨死在匪兵的刀斧之下，一砖一瓦修建的三座院落也被凶狠的匪帮放火焚烧了······
亲历这场血光之灾的伯父咽下悲伤，记住了家族的不幸，也继承了祖辈办实业的传统，决心重振家业！只上过两年私塾的他，从创办一个榨油作坊起步，靠着他的诚信和勤奋，逐渐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粮油加工厂，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厂长，在号称青海“小北京”的湟源拥有了一席之地，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青海解放前夕，伯父率领工商界人士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为故乡湟源县和平解放立下一功，从此踏进政界。五十年代初，他当选为县工商联主任，公私合营后，他仍然担任湟源县粮油加工厂厂长。后来，又担任青海省工商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委员等职。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每逢县上举办庆典活动，他总要登台讲话。上初中后，他的讲话稿就由我起草。除了写讲话稿，还交给过我更重要的任务，为他代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到省城上大学前，又为他代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详细陈述了邢家的根脉和本人的经历，使我对家族和伯父有了较深的了解。
伯父的最大特点是为人正派，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有时竟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在那饥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伯父身为县上唯一的粮油加工厂厂长，从没为家里谋过一点私利，我们仍然以“代食品”“青稞面”为主食，还常常饿肚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西宁的“不速之客”，大嫂虽是巧妇，却“难为无米之炊”，让我和三姐到厂里要一瓶油，为客人烙几个油饼。谁料平日态度和蔼可亲的伯父沉下脸来，一口回绝，还把我和三姐训斥了几句。
我俩心犹不甘，悄悄溜到榨油车间，找到一位倾慕三姐的青工，让他帮帮忙。他很为难地接过瓶子，接了半瓶“油角子”（渣滓很多的尾油），又用报纸包好，塞到三姐手中说：“千万别让邢厂长看见！”我俩赶紧从墙豁口逃走，飞也似的跑到厨房向大嫂交差。从此，再也不敢打什么“歪”主意。据我所知，有的亲友也曾找伯父批点粮油充饥，无一例外地遭到婉拒，他们很生气，骂他是“铁公鸡”“假积极”······
即使如此廉洁奉公，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狂飙”中，他这个无党派人士被打成了“走资派”，工厂里、家门口到处贴满了“打倒邢敏斋”的大标语，家也被抄，伯父被扫地出门，赶到离县城70多里的和平公社茶曲大队监督劳动，家人也受到株连，跟着他从城市到了农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伯父的冤案得到平反，恢复了一切职务，退还了没收的房产，还补发12年的工资3万多元。1981年冬天，他到省城参加政协会议，我作为省报记者恰好在会上采访，他将我叫到房间里商议一件大事：准备将补发工资捐一半给他劳动过的茶曲大队，我听后表示反对。当时，慈善事业还未兴起，个人捐赠的善举颇为鲜见，用补发的工资缴纳党费的好人好事倒时有所闻。我好心好意地劝他：“您至今还不是党员，连缴党费也轮不上啊！何必白白捐钱给批斗过您的那些人！”
然而，他没听我的意见，也没听同时平反的几位故旧的劝告。领到这笔40多年前也称得上“巨款”的工资后，先还清旧债，再给儿子和女儿（包括我）每人一份“纪念”，将剩余的15000元毅然捐给了茶曲大队······
尽管因种种原因，伯父没有入党，但他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到医院看望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叮嘱我：“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争取早日成为党的人！”
1984年，在他逝世两周年之际，我终于入了党，实现了他的遗愿，如果伯父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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