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归和尚，法名今释,字澹归,号性因、恬因、茅坪衲僧、借山野僧等。俗姓金,名堡,浙江杭州人。澹归和尚从小习儒,为明崇祯间进士,官至给事中。南明亡后出家,投天然为师,承曹洞宗法脉。澹归具大才,著作林立,特别是在其《遍行堂集》中有成一家之言的诗文批评观。其文艺观与诗词创作，是江南与岭南两大文化场域沟通的桥梁。澹归的文艺思想与诗词创作，在明清之际的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独创性。
与不少抗清失利而入空门以寻精神解脱的士大夫不同，澹归虽亦是隐世的实践者，但与一般俗僧不同，他具有顽强的毅力，不以名节为主而以天下苍生为念，不空谈佛儒义理而践行化俗之志。他既重佛之出世、因缘业报；更重儒之入世、见之当前，奠定了岭南佛门精神领袖的地位。其生平经历也从微观视角折射出南明社会的动荡变迁和历史的发展进程。
清初岭南禅宗发展概况与澹归出家后的禅宗观
岭南佛教，自六朝菩提达摩入粤以来，尤其中唐六祖慧能振兴顿教以来，一直传灯不绝。岭南千余年来商业发达，流行着一种与内地不同的，不尚空谈、讲求实利的重商主义与义理并举的价值观。岭南佛门受此影响，对空、有、色、相的天竺佛教理论一直进行着大胆改革。这种改革自南禅的六祖惠能始，提出“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的禅学理论，核心是调和佛教空宗、有宗，以处中道；使佛教面向社会、面向当世。
佛教在明末清初勃兴于岭南，较前朝盛，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重在“知人心”的思想根基已经深深地扎入了岭南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已结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且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岭内外有大批不愿接受新朝正朔的庄臣节士见复明无望，便接踵在岭南这个南明抗清的最主要阵地遁身佛门，成为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遗民僧。岭南逃禅的主体多为晚明士大夫、朝廷遗臣。这些人带着孤怀遗恨逃禅栖身寺庙事佛，却难以真心向佛，佛表而儒里，“以忠孝作佛事”。蔡鸿生先生说：“甲申（1644）以后，男女遗民逃禅成风，逐步形成爱国爱教的三大中心”；“（函昰） 将弘法护生与忠孝节义结合起来，言传身教，不遗余力，成为十七世纪岭南佛门的精神领袖”。
澹归出家为僧，起初身在佛门但心所思所想却无法抛却忠孝节义这一儒家的道德情怀，无法做到真诚事佛。而出家后的澹归则逐渐转变为从佛教的立场和角度解释孝道和名节的问题。”澹归认为，佛教讲忠孝节义，并不限于“独亲其亲”，不执着于显名或光宗耀祖，不拘于现世，“不涉众缘谓之节，不存二见谓之忠。” 他认为僧人为僧之道，应守僧人本分，于佛法日常修行当中，以菩萨心为心，行菩萨道，世出世间，圆融无碍。受岭南佛门和儒家义理观的影响，澹归身在空门，心在人间。他关怀天下，一切无憎爱、一切无分别，一切为了天下黎民，无分别心。
别传寺的营建过程
营建别传寺，是澹归和尚践行其菩萨行禅观思想的体现。澹归和尚为让丹霞道场成为与南华寺、云门寺等并立齐名的岭南名寺，可谓殚精竭虑。1661年李充茂舍山澹归后，澹归和尚便开始了丹霞山别传寺的营建工作。他亲自掣划丹霞山建构布局蓝图，“故虔抚孝源李公辟地于此，辛丑十月，令弟鉴湖君来穗城以舍余，严事三宝。今拟于最中一麓之中，建大雄宝殿，殿前左为天王殿，后左为库，后右为禅堂，殿后为法堂、方丈。座长老峰下，诸山罗立，一江如带，绕岸西流，自然有法王据座气象。旁左一麓天然岩，前为厨，厨前为食堂。旁右一麓，俯视芳泉，为首座寮；寮右为影堂......天然岩左更一麓，旧为鉴湖重修六祖堂，堂上为楼，奉诸檀越香火，下栖云水，其前为客堂，其后为藏经阁。”
在《丹霞营建图略记》完成之后，澹归又有《丹霞建置说》之作，补充了他对丹霞营建布局的合理性的阐述，他说：“营建图略写结构之宜，与山水相映发，其势不得详，故复出此说。盖创立道场，一合时，一合地，一合法。丹霞之山峻拔僻远，不必为巨丽之观，但取坚致，足以经久。”在建构了布局蓝图后，澹归和尚着手经费、建筑材料、人手等筹集筹划工作，在荒山中开辟一个弘法道场，这无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他与友人言：“贫则不容贫，病亦不敢病，每日吐得酸汁三升也。”“荒山人愈多，食愈馈，弟独力支撑，心血俱尽。
从《遍行堂集》看，澹归的诗文中多有表达澹归不计个人得失以救度世人摆脱迷津的地方。如“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仰承佛力，普济迷津。”澹归学菩萨之行、践行菩萨道，以践行菩萨出世入世圆融无滞、广行施摄之精神作为其禅观的悟入方式。营建过程中，澹归走州撞府，四处化缘。他必须要到处寻找关系，被迫攀炎附势，结交名流，特别要和清朝的地方官员打交道。因为在一个陌生地方上开展开创性的禅宗丛林营建，如果得不到地方官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澹归除了正常的禅宗界内部活动，还要和当时周边地方、远近官员士绅进行结交，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方便。为此，澹归写了不少书信、疏文、诗词，来和官员进行应酬。有很多就是应酬文字，是为了给丹霞山争取到一些裹腹粮米、保暖衣棉而作。他以笔墨诗文换来寺资，以活贫民僧众，使别传寺成了当时的避难所。
“弟以丹霞道场微愿奔走未已，因山水而得风尘，即欲藉风尘以持山水，恐亦尚有数年劳苦”。经过5年努力，别传寺落成。澹归并不因此居功自持，而是礼请天然禅师来丹霞开缘说法，主持别传寺法席。此外，澹归多次率众勘察全山，发现了多处胜景。在别传寺初具规模之后，又化缘续建了不少辅助设施[8]。在《徧行堂集》中，对作者劳累过度、生病卧床的记录并不鲜见。顺治十八年病重才决计不复支撑别传寺，第二年即示寂。他对别传寺的营建发展而呕心沥血，东奔西走，鞠躬尽瘁，不遗余力。身在空门之内，澹归以其对南禅“即心即佛”的深刻理解，苦行当世，对丹霞山别传寺禅宗道场的开辟，其功厥伟。
在寺期间的诗文创作与批评
因为有“遍行”的经历与阔大的胸怀, 澹归对诗文批评的态度是清醒而超然的。他曾着重点出他诗文批评的原则, 云:“予为诗序, 不主序诗, 盖不欲其以诗人自了。”(续集卷三《金子诗序》)澹归对“世之能词章、执风义者, 沾沾自喜, 以为至矣尽矣。或抗激感愤, 不能容人, 至无以自容” (续集卷三《汪子倬集序》)。对那种眼光短浅、迂腐不化、心胸不广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他立足于大乘佛教的立场,甚至对屈原亦有不恭,藉此表达对遗民一味空谈义理而没有具体拯救人民的对策甚感不满。他说:“当日屈灵均抱石自投于汨罗江……后因蛟龙夺食, 山僧不得不理他, 更点与三碗姜茶。何以故? 他倒有彻底为人之手段。争奈灵均以德为怨, 人人有一块石头不肯放下, 人人有一段口食, 生怕夺却。”(《澹归今释禅师语录》卷一)廖肇亨评道:“金堡强调的只是兼爱天下的胸襟, 反对那些置生民于不顾, 徒以一己令名为念的自私心态。”
澹归出儒入佛,而又融合儒佛。既重佛之出世、因缘业报，更重儒之入世、见之当前，为别传寺营建殚精竭虑，让别传寺成为岭南诗僧诗词徜徉之地和避难之所。以澹归和尚为代表的士僧群体的佛儒义理观及其实践，展现其超越国家仇、民族恨的心灵世界以及他们在践行菩萨道时所体现的悲智双运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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