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蕞尔小国日本所以敢于入侵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4年,除了国民党政府腐败和中国国力的落后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落后。
相比于陆军装备的落后,中国在空军方面的劣势更大。
抗战中我军没有制空权,日军的战斗机在我国领空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如。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发展空军?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把政府用来买飞机的钱存银行吃利息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原形毕露,蒋介石放弃幻想,打算跟日本决一死战。
蒋介石招来航空委员主任周至柔,对他说“大战难以避免,给我交一下空军的底。”
周至柔早有准备,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图表给蒋介石“请总裁过目”。蒋介石不看则已,一看怒不可遏,将图纸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这张图表清楚地显示,如果开战,国军能够参战的飞机,只有300多架。
而日本当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至少有2500架。
当时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认为,中国当时应该有500到1000架战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有个说法,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被原本用于购买飞机的专项资金存到了纽约银行。
这种说法来自何处?
无风不起浪,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原国民党空军官员杨延年。1964年,原国民党空军人士杨延年在他的回忆文章写道:
“时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科技进步太快,飞机更新换代速度也很快,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种新型飞机问世。”
“一旦那样,旧飞机就会淘汰;早买飞机的话,等于我们的钱就会付诸东流。”
“因此,宋美龄想出高招,那就是将空军经费全数存在纽约银行里。”
“宋美龄说:‘如果真有必要,美国飞机多着呢,一个月就可以交货。’”
“由于宋美龄的这个决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年,即1935年,空军已经停止了新机补充…”。
据日本防务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记载:当时国民政府约有720架飞机,其中可用于实战的飞机,约为155—210架。
杨延年在回忆文章说:“连年以来,人民为航空救国而出的钱,非常可观。如航空奖券储蓄发行了许多期,每期高达500万。”
“除此之外,政府还开展过蒋介石献机祝寿、一县一机运动。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各种买飞机捐款。”
杨延年据此估算,到1937年,国民政府应该有战机800到1000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
之所以没有那么多飞机,就是宋美龄买飞机的钱存起来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发行了30期“航空奖券储蓄”。
所谓的航空奖券储蓄,其实应为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因为航空奖券储蓄发行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发行了多少?据《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记》记载,航空奖券发行所得159万8115.39元。
别忘了,它还包括给购买者的各种奖金。
顾名思义,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是由于机场建设的,不是用来购买飞机的。
据史料记载,国民政府用这笔钱修建了59个机场。
那么,捐款购机、祝寿捐款购机“一县一机”所得的钱,能买多少架飞机?
1933年1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倡议(说是倡议其实就是摊派)。倡议规定:“全国所有党政军警机关人员,应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政府,作为购置飞机之用。薪额不满30元者,月捐3角…301元以上者,月捐百分之十。并还规定,全国党政军警机关人员捐款,及华侨所集飞机捐款,作为建设飞机工厂之用。各省市县人民捐款,分别购置飞机。”
捐款活动进行了三年,总额为299万元。
按照当时的行情,这笔捐款可以购买45架飞机。
1936年,蒋介50大寿,国民政府面向全国,开展“献机祝寿”活动。
根史料记载,截至1937年底,活动受到捐款1300多万多元。
国民政府用这些钱,购买了110多架飞机。
综上所述,各种活动所得款项并不少,却一共只购买了约150多架飞机(教练机也包含在内)。
那么,那些被“吞掉”的飞机被用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军费首先要用来内战。
直到1930年,蒋介石还在跟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打内战。
发军饷要钱,购买武器弹药要钱,招降纳叛也要钱。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就在进攻红军,发动过5次围剿,直到1936年还在跟红军打仗。
国民党政府囊中羞涩,清廷灭亡后,中国一直在打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土地荒芜,灾荒连连。政局动荡,工商业停滞不前。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但是各地财政大权,依旧被各地军阀把持。
比如山西有阎锡山,云南有龙云,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西北有马家军,四川有刘湘,新疆有盛世才等;他们都把这些地盘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对人民横征暴敛。
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
虽然军阀也给中央政府交税,但是数额少得可怜。
1931年东北被日军侵占;19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东部大片领土。
所以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多,全靠举债过日子。
鲜为人知的是,国民政府还要为大清还债。
总计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国民政府举借内债共43.42亿元。
国民政府在举借内债的同时,也多次举借外债。
为取得国家信用,国民政府首先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借旧债进行整理。
仅仅是大清朝三笔旧债,就高达1300万英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法借款积欠本金共278万英镑。
民国元年(1912年)克利斯浦借款积欠本金458.4万英镑。
清宣统三年(1911年)湖广铁路借款积欠本金565.6万英镑。
据统计,这类外债计69笔。不还的话,外国银行没有人敢借钱给蒋介石。
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这10年间共借到外债总额在6000万美元左右。
到抗战爆发前,待还的外债有2200万美元。
1931年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举借的外债计有军事财政借款3580万美元,铁路借款5120万美元。
蒋介石在全国航空建设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要建设空军,非大批款子不成。政府的收入,除税收外,只有借款。现在中国已是债台高筑,一切有价值的产业差不多抵押完了。以此快要破产的国家,实不能再借外债,现在要建设空军,当然非民众负起责任不可。现在建设空军,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到外国购买飞机,第二是自制飞机。前者是目前的办法,后者是根本的办法…我们一面要积极具备自制飞机的条件,一面要尽人民财力所及向外国购买。”
蒋介石说的是老实话,政府一贫如洗,购机靠捐款。
一个国家的国防要靠百姓捐款,真是闻所未闻,天大的笑话,同时也有几分悲哀和心酸。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什么,又该怪谁?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宋美龄确实没有将买飞机的钱存到银行。
至于杨延年,他不是空军的主要负责人,有些事不是亲身经历,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很难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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