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王小波先生辞世，迄今二十四载。我前后写过三篇关于他的文章：《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为什么要读王小波？》，后汇总为《说理者王小波》，收入《不为什么而读书》。这三篇文章，头尾都是评论，中间则近随感，或者说一封私信，写给一个自由而有趣的灵魂。时值忌日，重刊如下。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情形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憲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同学、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了我对抗他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五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便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奋然前行，百折不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如何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如何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却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写作却更加沉重；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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