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鲁迅都是一个“好斗”的人,斗胡适,斗梁实秋,斗林语堂,被他“斗”过的人不计其数。

不过,有一个人专门写了一本《鲁迅批判》,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鲁迅却丝毫不以为忤,还主动帮助那人出版,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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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名叫李长之,出生于1910年,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来转到了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人。

在清华读书期间,李长之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主编过《益世报》文艺副刊,这本《鲁迅批判》就是在《益世报》上连载的,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鲁迅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批判,观点非常新颖,也非常大胆。

有多“大胆”呢?我们来摘录几段——

“鲁迅像一个动物一样,他有一种维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为限,到了这个限度,他就运用其本能的适应环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这完全像一个动物。”

“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悠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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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像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他非常脆弱,心情也常起伏,这种忽喜忽厌的态度不是健康的。他的锐感,他的深文周纳,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忧郁和把事情看得过于坏,以及他的脆弱,多疑,在在都见他情感上是有些过了,所以我认为这都是病态的。”

“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在《彷徨》里是《在酒楼上》《肥皂》和《弟兄》。这些作品之所以坏,是有缘故的,虽然不必是相同的缘故。有的是因为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嘛也不是”的光景,《一件小事》和《头发的故事》都属之。有的是因为利用一个人的独白,述说一个人的经历,结果就往往落单调,典型的例是《在酒楼上》;而上面说的《头发的故事》也是的。”

“鲁迅更宜于写农村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炼,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都市生活却不同了,它是动乱的,脆弱的,方面极多,局面极大,然而松,匆促,不相连属,像使一个乡下人之眼花缭乱似的,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也几乎不能措手。在鲁迅写农民时所有的文字的优长,是从容,幽默,带着抒情的笔调,转到写都市的小市民,却就只剩下沉闷,松弱,和驳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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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李长之在连载完后,还特地把这些稿子都寄给鲁迅,请他提提意见,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更有趣的是,鲁迅在看完之后,却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主动帮李长之改正了一些错误的地方,还给他写信说,如果需要出版的话,自己可以帮忙。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如果这本书是胡适或梁实秋写的,鲁迅肯定会激烈地回应,又引起一番论战,但是,这次鲁迅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平静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李长之是一个年轻人,当时还只有25岁,正在清华读书,而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非常支持的,即使他们对自己有一些冒犯,自己也不会介意。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李长之与鲁迅并没有恩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进行纯粹的文艺评论,而且引用了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精神分析法”,提出了很多大胆新颖的观点,确实也指出了鲁迅在性格和创作上的一些缺点,所以,鲁迅对这本书还是很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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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本书准备在北新书局出版时,鲁迅还特地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出版社,用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是上面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1月。

请注意,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的,在去世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被病痛折磨,也就是说,鲁迅是在病痛中帮助李长之出版了这本书,更显出了鲁迅先生的伟大!

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让李长之名声大噪,这本书也成为研究鲁迅的必备书目。

不过,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却又让李长之受到了批判。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太高了,已经被捧上了神坛,被誉为“民族魂”,因此,像《鲁迅批判》这样的书自然就成了“反动图书”,李长之也受到了批判。

在那场运动中,李长之经常遭到批判,逼着他认罪,但李长之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这本书是正常的文艺批评,不是反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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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场运动结束后,李长之才结束了批判,一些出版社也准备重新出版这本书,但是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把书名改一下,改成《鲁迅评论》或《鲁迅分析》。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改一下确实更容易接受,毕竟“批判”这个词显得太重了,用在鲁迅身上不太合适,改成“评论”或“分析”也不影响这本书的性质。

但是,李长之却坚持不改,说:“批判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1978年12月13日,李长之与世长辞,这本书在他生前一直没能重新出版。

直到2003年,在各方的努力下,这本书才得以重新出版,书名仍然叫《鲁迅批判》,此时距离李长之去世,已经过去了25年。

(参考资料:《鲁迅批判》《文史博览》《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