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又是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杰出女性。她，就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

就在牺牲前一天，李大钊在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这份遗稿提到夫人赵纫兰时，充满了不舍与感激。李大钊回忆了自己当年离家求学时，祖父年逾八旬，全赖妻子在家服侍，学费所需也皆赖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是妻子为他尽孝，是妻子支持了他的事业，令他终生感激。

1927年4 月 28 日，李大钊被押解至刑场。受刑之前，行刑官问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分？ 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说完，李大钊从容就义，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遗言。

李大钊牺牲后，压在夫人赵纫兰身上的担子重逾千斤。当时各大报纸都登出了李家的清贫状况，就连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都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京报》、《东方时报》综合各种消息之后，分析李家的遗产不足一块银元。赵纫兰该如何处置李大钊的身后事？

李大钊是4月6日被捕的，当时赵纫兰和两个儿子李星华、李炎华也一同被抓。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坚称赵纫兰只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家庭妇女，星华、炎华也只是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什么也不懂，自己做的一切，与他们都无关系。这是李大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儿子的保护，赵纫兰没有想到，这竟是她和丈夫的永诀！

李大钊与赵纫兰可谓一对模范夫妻。赵纫兰 1884 年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赵文隆为女儿取了从《离骚》名句 “纫秋兰以为佩”中引出的名字。人如其名，纫兰就像一株兰花一样，聪明而又美丽。虽然没有进过学校大门，但在父亲的教导下，也读了不少书。

赵纫兰与李大钊同村，两家关系非常亲密。赵纫兰的父亲很喜欢李大钊，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1900年，赵纫兰和李大钊结婚了。

当时李家家境艰难。婆婆瘫痪在床，公公身体也不好，李大钊当时又在上学。16岁的赵纫兰挑起了不该属于这个年龄女孩的重担，里里外外将一家人照顾得非常周到。她对老人孝顺，对丈夫关爱，李大钊在这个坚强后盾的支持下，才能得安心读书，得以进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就读。

这期间，赵纫兰的公婆相继过世。为了安葬老人，此时她刚生下葆华和星华，于是她变卖家产，安葬老人，支持丈夫，抚养儿女。她顶住艰难困苦，支持李大钊继续求学。李大钊在 《狱中自述》中也说：“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1913年底，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一去便是3年。从日本回国后，又投入新文化运动，为在北京创办《 晨钟报》而日夜奔忙，一直无法与赵纫兰团聚。赵纫兰长年劳累，终于在1917年4 月得了一场大病。李大钊由北京回乡陪伴了妻子两个多月后，又南下上海，一去就是 4 个多月。直到1918 年2 月，李大钊才将赵纫兰接到北京，全家人这才得以团聚。

这时的李大钊，正在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他写了《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到处发表讲演。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身为运动的领导者，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

为了让丈夫全心革命，赵纫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李大钊解决后顾之忧。李大钊也能够得以静下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为旧世界敲响的丧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920年，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更加忙碌，经常在家里接待一些革命者，探讨和研究中国如何革命。每当这时，赵纫兰便去门外放哨，保卫着这些革命者的安全。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薪水不低，可是他的钱全部用在革命上了，很少有钱拿回家。赵纫兰经常为生活犯愁，甚至有时还要靠典当维持全家的开支，但她却没有一句怨言。

李家这种生活，让蔡元培校长都看不下去了。他让会计每月从李大钊的薪水里直接扣掉一部分，交到赵纫兰手里，免得李家孩子经常饿肚子。而赵纫兰总是在拿到这些钱后，转手又还给了丈夫——她知道丈夫的事业需要用钱，自己可以节约点，再节约点。

李大钊渐渐成为了反动派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家周围，也不断出现一些面目狰狞的陌生人。葆华在门口玩耍时遭到一伙人暴打，晚上总有人在李家门口转悠，甚至有时连房顶上也有陌生人在上面走动。赵纫兰总是将这些事默默的放在心底，从来不和丈夫说，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些困难。

1924年5月，吴佩孚下令通缉李大钊，万分紧急之中，赵纫兰帮助丈夫烧毁了文件，又帮丈夫剃掉了标志性的胡须，将丈夫扮成商人模样外出躲避。当晚，当前来抓捕丈夫的人扑了个空后，他们逼问赵切兰，让她交代丈夫的下落。赵纫兰镇定自若，守口如瓶，敌人只得悻悻而归。

妻子的处境和艰难，李大钊也非常理解。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义无反顾。在写给妻子的信里，李大钊对妻子说：“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究竟是谁人的天下！”

赵纫兰知道丈夫认准一条道一定会走到底，作为妻子，她只有坚强起来，才能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赵纫兰更加成熟了。

不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废除了对李大钊的通缉，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一个多月以后，当几年来一直在外奔波的李大钊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赵纫兰面前时，她哭了。

李大钊回到北京后，更加忙了。他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搞革命，又要在孙中山逝世后，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有孕在身的赵纫兰为了不让李大钊操心，想方设法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李大钊能够安心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安心在苏联各地考察，回国后继续领导着党的活动。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与赵纫兰及两个子女被张作霖逮捕。4月28日，李大钊壮烈牺牲，赵纫兰和孩子被释放。到家后，赵纫兰得知丈夫已经牺牲，悲痛欲绝。她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因为李大钊的后事还要她去处置，孩子们也还太小！

李大钊平生不置产业，所挣的钱全用在革命上面。赵纫兰独自持家，身边积蓄不足一块银元。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根本无力治丧，陷入困境。许多李大钊正直的生前友好，此时纷纷上门探望，奔走相助。

大家在征求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募捐资金，为李大钊办理后事。一些与李大钊素不相识的人，也纷纷慷慨解囊。德昌房的掌柜伊寿山听说李大钊的遗体需要棺木装殓， 这位并不认识李大钊的商人，出于对李大钊品格的钦佩，将店中最付钱的一付柏木棺材慷慨相赠，并请人给棺木里里外外上了五道漆。“此为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这付质量极为过硬的棺木，也使得在李大钊逝世五十多年后的1983 年，党将李大钊的棺柩移至烈士陵园时，李大钊的遗骸仍然保存完好。

李大钊生前好友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余文灿、章士钊等人，纷纷登门探望赵纫兰，并都慷慨解囊。在同仁们的帮助下，李大钊遗体于5 月 1 日上午在宣武门外长椿寺装殓。仵作将李大钊的药水洗擦遗体擦洗干净后，为李大钊穿上九层寿衣，用漆封上棺木。李星华、李炎华大声哭喊着要爸爸，现场的人们无不落泪。

当天上午11 时，李大钊的棺木被移到到妙光阁街浙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放就是六年。

暂时处理好李大钊的遗体后，为了躲避反动派，赵纫兰带着孩子回到了李大钊老家。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家中，后又出资送李葆华赴日本留学。第二年，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尹默想办法将李葆华的名字列入了政府公派生的名单，使得在日本生活极为窘迫的李葆华学业有了保障。李葆华于1931 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继承父业，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3年4月，在北洋军阀倒台三年之后，党的地下组织与李大钊的好友们，决定为李大钊举行葬礼。他们将赵纫兰接到北京，参加4月24日举行的安葬仪式。此时，李大钊的灵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

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向社会募捐安葬资金，共募得2377 元。蒋梦麟、章廷谦用这些钱，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购置了一块墓地。刘半农亲自为李大钊撰写了《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碑文。

当时正值日本入侵东北、华北之际，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革命处于低潮之中。党组织决定利用为李大钊公葬的时机，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

4 月 23 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700 多人，参加了李大钊的公祭仪式。地下党组织以河北省互济会的名义参加公祭，并印发传单，宣传李大钊的事迹，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黑暗统治。

在送葬途中，人们高喊爱国口号，队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派出宪兵，阻挡公祭人群，引起了激烈冲突。直到傍晚，李大钊的灵柩才安全到达墓地。

地下党组织也曾为李大钊准备了一块墓碑，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白色恐怖，为避免遭到阻挠和破坏，最终决定将这块墓碑与李大钊的棺木一起埋入墓穴。在墓穴旁，赵纫兰久久的抚摸着这块上方刻着一个红五角星、内镶镰刀斧头图案的墓碑，久久抚摸着上面 “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心中既悲痛又欣慰，泪水流个不停。这块墓碑，也作为李大钊的墓志铭，随着烈士一起埋进了地底。

李大钊牺牲后，身体本就不好的赵纫兰由于悲痛过度，身体十分不好。但是她的心中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丈夫安葬好，入土为安。这个朴素的愿望一直支撑着她，但是丈夫的事一旦处理结束，悲痛、劳累和惊吓一起袭来，赵纫兰病倒了。

在公葬完丈夫一个月之后， 赵纫兰一卧不起。为了丈夫能入土为安，她耗尽了心血。她知道丈夫需要自己，自己也该去那个世界照顾深爱的丈夫了。她身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只是，她还有两个挂念，一是为丈夫送葬时被国民党抓去的学生们，能不能逃脱魔掌？二是李大钊留下来了那些文章，能不能重见天日？

在弥留之际，这位伟大的女性，口里还在不停地叨念：“那些孩子······血······报仇······”她留下的唯一遗嘱，就是把自己葬在丈夫的身边。

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于协和医院去世。北大同仁再次出面，将赵纫兰安葬于李大钊墓侧。她的墓碑上只有廖廖几行字，只表明了李大钊夫人的身份和生卒年月、子女姓名。

赵纫兰去世后，在生前好友们的帮助下，李大钊的遗稿得以出版，鲁迅亲自撰写了《题记》。

赵纫兰逝世后，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把生命紧紧地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女性，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成为中共党员，也是她生前的夙愿。

1982 年，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今天的李大钊与赵纫兰，正静静的躺在北京万安公墓。他们的幕后有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邓小平的题词，背面是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赵纫兰就在这里，静静的相伴着丈夫李大钊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