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胡适先生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乃至昏聩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轰动世人的“大事”，一定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大义凛然”“痛快淋漓”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英雄”之类的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也不可能就此洗刷干净。最后，将他压垮直接送到了一根上吊绳前。

后排左为胡思杜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但这句话在胡思杜身上并不适用。胡适先生学富五车，胡思杜却学无所成，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不仅都没有毕业，而且最后由于染上种种陋习，被学校驱离了。

1948年，27岁的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京。那年12月，由于北方战局已无法挽回，蒋先生开展“抢救运动”，出动专机空运专家学者南下。胡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被列为抢救的第一批。12月15日，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胡适58岁生日还有两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抱憾飞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适夫人宠爱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胡思杜为什么要独身一人留下呢？对此，人们有过种种猜测。据胡思杜自述：“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不会把我怎么样。”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胡思杜对父亲的不满。

1947年，被美国大学驱离的胡思杜给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迈写信，请求发放回国的旅费。陈之迈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见信后非常生气，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冒领国家财物，清廉自守的胡适对此岂能容忍？他立刻给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

这件事使胡思杜丢了脸面，因此对父亲耿耿于怀。

胡思杜回国后，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最具诱惑力，因为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历史系。然而，胡适对此坚决不同意。胡适心里清楚，儿子在美国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国内那些大学之所以聘请儿子，当然不是因为儿子有多高的学术造诣，而只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不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谋事，而是讬庇父荫，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那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用自己的名望为子女谋得不当利益。清华大学建筑系台柱梁思成、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和宗璞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

知子莫如父，胡适知道儿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绝了所有大学对儿子的聘请，安排儿子去北京图书馆做工，希望儿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明明可以做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却被安排去图书馆打杂，这样的落差，使胡思杜对父亲怨气满腹。

以上应当是胡思杜不随父亲南下的真正原因。

起初，胡思杜一定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万分。新气象最初，胡思杜童鞋也得到了特殊照顾，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极力表现，不仅把父母给他留下结婚用的一箱金银细软上交，而且把父亲视若珍宝、托他照看的108箱书籍也捐献出去。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觉得那几句表扬无比贵重，因为那意味着认同和接纳。

在胡适南飞之前，曾有专门开通的“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胡适不要离开北京，并许诺了一些优渥条件，像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之类。那年的4月29日，胡适的老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最厉害的报纸”上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胡适回来。但是，胡适坚持自己的判断，对以上劝说予以拒绝。

挽留，规劝都不成，批判的到来就是水到渠成了。由胡思杜，胡适的亲骨肉发射第一枚炮弹，其杀伤力将巨大无比。于是，胡思杜荣幸当选为第一炮手。你们如果说，胡思杜是思想觉悟非常高，自愿当选，那我也“认可同意”！

那年的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出炉，并相继在香港《大公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

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睿智的胡适很快就原谅了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剪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发表的”。

不论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他射向父亲的炮弹很快有了战果：他被定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

然而，胡思杜没有想到，既然胡适都成了“敌人”，而他作为胡适的儿子，自然就是敌人的儿子，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无论他如何狠毒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洗刷不掉这个原罪。

从1951年11月开始，由批判俞平伯这个胡适的弟子，顺带着就刮起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批判胡适的狂潮。胡适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异族胡适、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尽管胡思杜“大义灭亲”有功，但是此时的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发射炮弹，威力也大不如前，因此原罪的重负显现出来，他越来越受冷落，交了几次申请书都如石沉大海。

胡思杜后来又看不清形势，响应“鸣放”号召，给院部领导提了几条教学改革的建议。厄运从此开始！《最厉害的报纸》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点名“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于是，一夜之间，胡思杜变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异己分子”………多项罪名加身，胡思杜已在劫难逃，接受批斗竟然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溃了。至此他才明白，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论他怎样不顾人伦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是胡适的血脉。

人们无从得知此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不过，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才36岁。

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工人，来给胡思杜收尸。院校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杀”。他在郊外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逝。至死，他都不知道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了。

这就是胡思杜，自己选择的路，用一根上吊绳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