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锋，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也深受父亲影响，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参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陈延年兄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有父亲锐利的思想能力，而且不像陈独秀那样走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斗争策略的右倾主义路线，兄弟二人自幼独立，能吃苦、敢斗争，擅长组织工农运动，并学贯中西、意志坚定、富有革命激情，是早期优秀的中共领导人。

陈独秀

陈延年兄弟的政治主张与父亲有所不同，陈乔年曾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明确指出父亲的路线错误，并提出严厉批评。

生活上，他们与父亲也不亲近，从不称呼陈独秀为父亲，当着众人的面，两人对陈独秀要不就直呼其名，要不就称他为“独秀同志”，有一次，兄弟俩一起到北京上门去拜访父亲，投递名片时也写着“致陈独秀先生”字样，令陈独秀哭笑不得。

陈延年

但陈延年兄弟与父亲感情生份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陈独秀在婚姻问题上处理不当，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是陈延年兄弟的生母，而他却与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私奔，后来在杭州结婚。

对陈独秀的“浪漫之举”，不但高家姐妹的父亲坚决反对，陈延年兄弟也十分不满，因此，长成之后，尽管陈独秀对这两个儿子格外器重欣赏，陈延年兄弟却始终与父亲不亲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延年兄弟先后入狱被害，陈独秀后悔自己营救不力，痛苦万分，与蒋介石誓不两立。

陈乔年

尽管后来他老病相加、衣食无着、还失去了党籍，陈独秀仍坚拒蒋介石高官厚禄的诱惑，宁可坐牢五年、流落贫民窟，也决不愿与杀子仇人合作。

抗战期间，他蜇居四川江津，埋头著书写作、为支持中共的抗日宣传奔走，始终未失气节，正如他诗中所写：“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1、出身官宦世家，娶了富家女为妻，聚少离多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省安庆怀宁，父亲陈衍中早亡，就由以严格出名的祖父陈章旭亲自教导，祖父规矩极严，每天写字、背书，一旦出错，就用板子重责陈独秀。

而陈独秀脾气倔强，不管祖父怎么毒打他，他就是一声不吭、绝不认错，具有敢于反抗的激烈个性，陈章旭拿他没办法，对孙儿有句评价，认为他将来不是成龙、就是成蛇，总之定然不是寻常人。

陈独秀虽然天资聪颖，但对旧式教育、对科举八股文总是不屑一顾，因此挨打不少。11岁时，他祖父过世，家里让已经考取秀才的大哥陈庆元教他读书，陈庆元性格温和，除了教四书五经，还教他读《昭明文选》，这反而让陈独秀逐渐喜欢上了读书作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参加秀才考试，院试的考题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于是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古文和《康熙字典》上的冷僻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想到，这篇奇文竟让他高中安庆府的秀才第一名。

陈独秀

捷报传来，一直欣赏他的叔父陈衍庶要求把他过继为嗣子，陈衍庶曾任山东知县，后来在东北当官多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很多商人途经陈衍庶辖地贩运马匹，交纳大笔牲口税，令陈衍庶从此暴富。

陈衍庶在辽宁彰武县、安徽贵池等地置办了大量田产，还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有名的“崇古斋”古玩铺，家产十分雄厚。

虽然名利显赫，他却膝下无子，娶妻三房都未能有所出，倒是在东北剿匪时曾收张作霖当贴身保镖，在张作霖的恳求下，收了这个未来的“东北王”当义子，但毕竟陈独秀与他才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又是读书人，因此陈衍庶正式在陈家祠堂里办了过继手续，立陈独秀为嗣子。

陈独秀既有秀才功名，又是富甲一方的陈衍庶嗣子，安庆城的名门望族和富室纷纷托媒上门，在陈衍庶的把关下，挑中了安庆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订下婚书。

高登科是二品武官，因军功赏穿黄马褂和世袭爵位，还置有4千多亩土地，不过，与陈衍庶一样，他娶过三位夫人，都没生儿子，第二位夫人詹氏为他生了大女儿高晓岚，第三位夫人生了小女儿高君曼。

高君曼比高晓岚小十岁，她生母长期虐待高晓岚，高登科便将高晓岚带到安庆亲自抚养，也因此姐妹俩感情上很生疏，后来才会闹出“姐妹争夫”的一幕。

高晓岚

陈独秀既有嗣父陈衍庶的巨额家产可继承，又有岳父高登科的田产可分，嗣父是道台，岳父是二品官，两家的富贵，以后都归他一人所有，如果他安心当个官员或富家翁，完全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太平绅士生活，而陈独秀却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人生道路，对钱财功名，他一辈子都看得很淡。

1898年，在两家人的张罗下，陈独秀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高晓岚为妻，婚后，他随嗣父上北京办文书工作，因看到维新变法运动和1900年的庚子事变，受到很大震动，从此以救国为己任，1901至1915年，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追求民主主义思想，因为他的东奔西走，与高晓岚一直聚少离多。

陈独秀曾主张高晓岚外出读书，而高晓岚不感兴趣，一心要当贤妻良母，他们成亲11年，共生育三子一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以及长女陈玉莹。

2、与妻妹通信多年，一见钟情，不顾家庭压力私奔

高晓岚是传统女性，不认识字，常托丈夫代笔给娘家写信，而娘家回信的人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陈独秀看这位小姨子字迹娟秀、文笔通顺，就常常在信中加以指点，时间长了，姐夫和小姨子开始直接通起信来。

当时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白话文宣传，渐渐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又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士官学校，对这位学识渊博、充满新思想的姐夫，高君曼十分佩服。

而由于志不同道不合，陈独秀与高晓岚的感情平平，趋近破裂，1909年冬天，高君曼的到来，让他们俩的婚姻彻底结束。

高君曼

当时高君曼已经去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寒假期间，她来到安庆，住进姐姐家中，与通信多年的姐夫见面，她比陈独秀小七岁、比高晓岚小十岁，是个受过新学教育的文学女青年，又天生丽质，本来就仰慕姐夫，与陈独秀接触过程中，感情不断升温，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而此时高晓岚腹中已经有了陈独秀的第四个孩子，姐妹俩的父亲高登科当然也不可能同意小女儿嫁给早有妻室的陈独秀。

陈独秀与高君曼受到的压力很大，陈独秀本来就特立独行，高君曼才21岁，也是抱着爱情至上的态度，特别崇拜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陈独秀，因此，她索性跟着陈独秀私奔去了杭州，在陈独秀任教的浙江陆军学堂附近同居。

1910年，他们公开宣布要结婚，高晓岚勃然大怒，高家人和陈家人都坚决反对，可这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情侣宁可放弃陈家和高家的所有财产，也要在杭州结婚，他们安庆的家人均感无可奈何，只能联合声明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有效。

1910年到1925年，高君曼与陈独秀共同生活了15年，先后住在杭州、上海和北京，这15年是陈独秀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了中国共产党，而高君曼长期追随支持他，患难与共，还曾与陈独秀一起坐过牢。

两人生了二子一女，紧张艰苦的革命工作和养儿育女的重任，让高君曼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她染上肺结核却无钱治疗，与陈独秀的感情也渐渐冷却，1922年起，她与陈独秀的感情出现了裂痕，1925年正式分居，高君曼带着儿子陈鹤年和女儿陈子美移居南京，由陈独秀每月寄给她30元生活费，从此再没见过面。

陈独秀与潘兰珍

1930年，流落上海贫民窟的陈独秀与年轻女工潘兰珍结婚，在潘兰珍的照顾下度过了晚年。

1930年9月9日，高晓岚病重离世，高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却被陈家挡在门外，根本不承认她是陈家人，高君曼一度深感后悔，认为自己不该抢走“姐夫”，而一年后，高君曼也病重身故，感情上受尽波折的姐妹俩在地下相聚。

3、陈延年兄弟献身革命，陈独秀与蒋介石誓不两立

陈独秀离开高晓岚母子时，陈延年12岁、陈乔年8岁，虽然没能和父亲一起长期生活，陈延年与陈乔年却受陈独秀影响很大，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和事业。

陈独秀离家之后，彻底放弃了殷实的家产，曾在北大拿300元月薪度日，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与高君曼一家五口的生活，经济的拮据也是后来他与高君曼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分手之后，陈独秀每月寄给高君曼30元，不久又被开除出党，贫窘异常，只能寄居上海贫民窟，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饭，他却依然故我，坚持读书作文、思考问题，不愿变节投靠权贵。

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的性格、思想都与他很像，虽然出身富裕的官僚家庭，却对社会黑暗不满，一心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劳工大众奋斗。

《新青年》编辑部英才济济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接到陈延年来信，信上说他想离开安庆，外出求学，陈独秀当即回信表示支持，把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接到上海家中。

而没过几天，俩兄弟就从父亲家搬了出来，当时陈延年17岁，陈乔年只有13岁，他们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面的地板上，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17年，陈独秀带高君曼前往北大任教后，兄弟俩彻底独立生活，不久，二人先后考入震旦大学，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中按月支付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

陈乔年

因为从小父母仳离，成长过程也未得到父亲照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与父亲并不亲厚，也不满他对自己生母的薄情，陈延年少年时信奉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是吴稚晖的信徒，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名满天下，陈延年却经常否定父亲的革命性，对人称，陈独秀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

1919年，陈延年兄弟赴法前夕，在北京去陈独秀家中，托人投递一信，称“拜访陈独秀先生”，一时间被人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讲民主，如今民主到自己家了。

陈延年肤色黑、内向深沉、骨格强壮，看起来根本不像富家子，也不像读书人，自幼被家人称为“黑面武生”，他像父亲一样脾气倔强，跟随吴稚晖赴法勤工俭学之后，受法共和中国旅法共产党组织的影响，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从此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因读书渊博、记忆力过人、擅长理论，他有“小列宁”之称。

右二为在广州主持工作的陈延年

陈乔年与陈延年手足情深，性格和思想相近，擅长组织工农运动，主张武装革命。

1923年，党组织送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第二年，兄弟俩一同回国，陈延年成为中共广东区委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在广东这个大革命中心，陈延年发展工农群众，协助周恩来组建了叶挺独立团，和邓中夏等人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乔年则在北京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

回国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对父亲从来直呼其名，在旁人面前和党的会议上都称他为“独秀同志”，二人对陈独秀评价并不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们俩积极支持毛泽东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希望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能相信工农群众，不要因为右倾而断送革命。

1927年6月26日，南昌起义前夕，陈延年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抓捕，当时陈延年的身份并未暴露，他写信给汪孟邹，汪孟邹找到胡适营救（一说是陈独秀托胡适营救），胡适又转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稚晖深深了解陈延年的能力，当着胡适的面大叫道：“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吴稚晖当即给杨虎写信“祝贺”，告诉杨虎，他抓的人是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称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虽是出卖之信，也可以看出陈延年的智慧、才干令反动派深感畏惧。

为了获得上海共产党名单，杨虎对陈延年用尽酷刑，而陈延年意志如铁，宁死不屈，被捕后第9天，刽子手把他押上刑场，要他跪下受刑，而陈延年直立不跪，高呼口号，被几个执刑的士兵暴力按下，当刽子手正准备挥刀时，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因他太难制服，最后执刑士兵只得将他按在地下、乱刀砍死，年仅29岁。

陈延年纪念邮票

陈延年死后，陈独秀遭到党内集体反对，只得辞去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的汉口会议上，陈乔年对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提出严厉批评，要他不能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而应发展自己的武装。

11月底，陈乔年夫妇来到陈独秀家中探望，谈话时发生争论，陈乔年对父亲毫不留情面，最后不欢而散，陈乔年连饭都没吃就走了，陈独秀惆怅地对当时的秘书处处长黄文容说道：“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当年冬天，陈乔年奉调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时的上海正在白色恐怖时期，陈延年、赵世炎先后被杀害，而陈乔年毫无惧色，迎险而上，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等人被捕。

当时他身份还未暴露，与周之楚等人一同入狱，周之楚深知陈乔年工作能力出色，为了给党保留有生力量，周之楚挺身而出，在法庭上冒名顶替陈乔年，被判死刑，而周之楚父亲是南洋富商，收到消息后急赴上海，花重金上下打点，这也就暴露了陈乔年的真实身份。

油画《狱中的陈乔年》

陈乔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鼓励狱友们接着革命，遗言道：“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被称为“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

陈延年、陈乔年先后身亡的消息传到安庆陈家，他们的祖母、母亲、妹妹痛不欲生，1928年，两度赴上海为哥哥们收尸的陈玉莹因悲痛过度，精神失常，在上海医院病故，1930年，他们的母亲高晓岚也被极度的悲伤摧毁了身体，与世长辞。

惨遭丧子之痛的陈独秀与蒋介石誓不两立，被开除党籍后，他宁可流落上海贫民窟，隐姓瞒名生活，也不与蒋介石合作。

1932年，他被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军政部长何应钦、北大校长蒋梦麟、铁道部长顾孟余等故交陆续前来劝降，均被陈独秀严辞拒绝，他宁可坐牢，也不与杀子仇人蒋介石合作，结果坐牢五年，直到抗战爆发时释放政治犯，才得出狱。

1936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手下打死蒋介石的侄子、侍从长蒋孝先等人，狱中的陈独秀曾写信给这位义兄之子，称赞他“为陈家报仇雪恨，乃民主之救星”。因为陈独秀嗣父陈衍庶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和义父，陈衍庶离开东北后，旧部跟着张作霖闯荡，发展为奉系，一度还被称为“陈家军”，而张学良也与陈延年、陈乔年过从密切，一度打算由陈乔年介绍入党。

抗战期间，蒋介石想请陈独秀出山任国民党劳动部长，还想请他另组党派，开价十万元及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而陈独秀毫不动心，在报纸上发文痛斥，又称：“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后，年过六旬的陈独秀避居江津，多次拒绝拉拢，以务农和读书为生，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在一次食物中毒后去世。

陈独秀江津旧居，此时他仅有粗米、土豆为食，仍废寝忘食读书

这个从官僚家庭走出来的新文化导师，生长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虽然有新思想，却仍保留种种旧封建习气，故陈延年称他为“旧学者”，并无不当。

虽然这父子三人生前关系并不亲厚，可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听从着同样的召唤，有着同样的执着与清高，怀抱着同样理想主义的救国梦想，具备同样宁折不弯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