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4日清晨，上海龙华的天空低垂，闷雷滚过黄浦江。押解车里，29岁的陈延年神色平静，他对身旁难友轻声道：“要走得像个人。”这一幕，后来被看守悄悄传了出去，成为当年沪上茶馆里最隐秘的谈资。
这位青年是陈独秀的长子。很多人记得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犀利文字，却不一定知道他在家谱上写下的那串名字——延年、乔年、松年、鹤年、玉莹、子美。把这六个孩子连在一起，几乎能拼出一部家国剧本，时间跨度从清末一路延伸到新世纪初。
回到1917年。那年秋天，19岁的陈延年走进上海震旦大学法文教室，法语卷舌音还没练顺，五四的浪潮就拍到脚边。1921年，他和弟弟乔年飞越重洋，赶到法国勤工俭学。日夜在手套厂磨皮、在厨房刷盘子，两人却仍挤时间翻马列原著。有人调侃：这兄弟俩抠字眼儿的劲儿跟父亲一模一样。
四年后，二人先后回国。延年被派去广东整顿组织，乔年则进入北京地委，成为李大钊最信得过的助手之一。1927年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延年留下来善后。“城里白色恐怖，别回来了。”他给乔年捎话。乔年没有听劝，次年初也潜入上海。可惜，两人最终都倒在龙华刑场——一个29岁，一个26岁。听说枪响前，兄弟俩都把衣扣系得整整齐齐。
长女陈玉莹性子内向，学生时代常写小楷临《兰亭》。革命风暴席卷家门，她没走上战场，却苦守老宅照顾母亲高氏。1928年6月噩耗传来，乔年牺牲。玉莹仿佛被抽空，整日对着院子里的桂花树发楞。同年秋，她因病骤逝，年仅28岁。乡亲们说，桂花开得最旺那一夜，她没再醒来。
第三子陈松年出生于1910年，是六兄妹里唯一陪父亲度过晚年的孩子。1938年，松年护送年迈的陈独秀辗转到四川江津，住在小青瓦房里。父子俩白天烧窑、晚上对灯谈书史。1947年陈独秀辞世，松年揣着父亲的手稿重回安庆。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徽省文史馆员。1990年冬，松年在老屋安静离世，享年80岁。他的长子陈长琦后来成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家学脉络又延续了下去。
幼子陈鹤年生于1913年，是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扬州中学毕业后直奔北大政法系，师从胡适、蒋梦麟。战火逼近北平，他加入西山游击队担任宣传工作，口才好得令人侧目。抗战胜利后，他随报社南下香港。1950年代，港岛新闻圈常见一个身穿灰衫、操安庆口音的专栏作者——那便是陈鹤年。2000年，他在香港去世，终年87岁，算是六兄妹里最为长寿的一位。
最小的陈子美1920年代在上海礼贤女中学医，实验室里盛夏温度逼近40度，她仍戴着厚口罩煮培养基。抗战时期，她在南京难民区免费行医，邻里送了个雅号“子美仙子”。1949年，与鹤年一道赴港，此后转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再到纽约深造外科内窥镜。2004年4月14日，子美病逝于纽约圣约翰医院，享年93岁，病历封面上仍用着汉字署名。
六个孩子的命运就此定格：两位烈士、两位医生学者、一位地方史学专家、一位新闻人在外海。兄长们的牺牲，铺就了后来人较为平稳的道路；而那些后来人，也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为社会添砖加瓦。再看陈独秀墓志铭上的“求是”二字，似乎所有人都交了答卷——有的用血，有的用纸，有的用手术刀，有的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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