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行政职位，统治者多将该职位和相应行政部门安设于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或较为边缘地带，故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封建统治者为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所设立的特殊行政单位。

土司制度的历史由来也较为久远，有史可鉴其制度雏形应当为宋代的“土官制度”，在元朝，被更名为“土司制度”。

因为元朝统治者统治的民族差异性较大，而该制度因为满足了统治阶级亟待解决的疆域稳定、民心安定等需求，从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元朝的社会各个方面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贵州，土司制度作为对统治者设立的实权部门，更是作用巨大、意义非凡。

一、元朝政府对贵州土司具体实施的政策内容

元朝承袭宋制，但因为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少数民族这一特殊性质，故在某些部门设置和权力管辖范围等方面也做了相应改动。

元朝政权因为其领导者民族特性和家族文化传承等因素，武力占据地域范围而无力管辖致使地区不安定因素频增的现象屡见不鲜，再加上元朝吸取宋人政权覆灭的经验，对于贵州这种地区的管辖力度和安抚政策要较之前朝更为有力一些。

1.元朝统治者对贵州地区的管理重心和政策倾向

贵州地区的地形较为复杂，以大面积的丘陵和山地为主，因为自然环境限制加之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等原因，使得其偏离中原发展重心，百姓之前一直习惯称之为“南蛮”。

“蛮”，即落后荒僻之意，贵州地区在当时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文化观念也甚为陈旧的地区，这些弊病无疑都是元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元朝政府对症下药，由浅入深地逐步深入改变贵州地区的贫穷和落后——毕竟“衣食足而知荣辱”，贵州人民在难以裹腹、维系生活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是难以对元朝政权产生善意和归属感的。

元朝的“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政策倾向，便是由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入手，从而加强贵州地区人民和元朝政府之间的情感纽带，以达到稳固统治和加强皇权的目的。

2.元朝政府统治期间在贵州实行的具体措施和新增行政部门

我们所说的元朝创新和发展的土司制度是相对狭义的制度名词，它不同于自秦代以来就存在的“不被中央政府承认的由少数民族头目担任的割据机构”——显然元朝土司制度和中央的关系更为紧密，且受管理的规范程度也处于更高水平。

元朝政府在对贵州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之初，先是选择贵州地区某些具有较强威信力和有皈依中央医院的部族首领作为重点士官任命对象，它们的官职经朝廷批准可被后人世袭，并且可招募当地壮丁为土军作为地方武装力量。

这支军事队伍虽然属于贵州援助队伍，但中央承担部分训练义务和武器供给方面的支持，此后成为保障贵州地区行政措施得到落实的强有力的分支部门。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中央统一管理和征税等活动的进行，贵州地区的行政区域也被更换为元朝通用的“路、府、州、县”等，新设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主要由当地土官担任。

二、元朝设立的贵州土司和中央部门关系以及其管辖范围

元朝土司制度其实从本质来说就是中央允许在边远地区存在受中央管辖的“土皇帝”的存在，这些“土司”的权力和官职乃至影响力和权威都可以被后人或者其指定人选世袭。

虽然土司制度是上层中央领导者管理和“压迫”少数民族人民而设立的，但因为土司附庸于他们所属的土地，这也就使得土司和地方人民产生了“游离于元朝统治中心之外”的纽带关系的存在。

贵州土司和元朝中央政府乃至皇权的关系并不完全复刻于中国古代权力体系中的“君臣关系”，虽然它们的官职是由中央赋予的，但其权力大多根植于土著人民的选择，和当地联系极为紧密，中央甚至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去斩断这种“历史悠久的”权力崇拜。

相关史书《蒙古秘史》记载，“西南诸土司，艳慕中原文化，甚久矣”，贵州地区的土司也存在这种共性，而这种对于中原文化的崇拜也成为他们服从元朝统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容置喙的是，由于古代落后生产力和不发达交通网导致的联络较少、土司长期固定领导某地区造成的巨大权力辐射以及元朝行政体系存在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管理漏洞，贵州土司的权力确实不容小觑，某些时候甚至也并不完全受皇帝控制。

总而言之，贵州土司和中央王朝之间既存在着君臣之间的主次和上下关系，也时有猜忌、对抗的现象发生。

大大小小的土司们为了自身权力不旁落，大都采取了文化封锁的治理政策，严防辖区人民被汉地文化同化，以此达到地区自治的权力最大，从而减弱了皇权对土司活动的限制。

元朝政府赋予土司们合法的权力并委托他们对相应地区进行管理，土司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具有较大权力，甚至可以私自制定刑罚，由此他们便擅长通过较为严苛的刑罚来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

土司们为了推动地方发展一边大力汲取中原先进文化，但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权力的稳固避免中下层百姓学习到这种文化，使得贵州地区的汉化过程开始较早却发展的极为曲折缓慢。

三、元朝土司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元朝统治者因为其文化渊源和汉人有所不同，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君本位”思想。

而这种意识的缺乏可以称得上是元朝统治者进步意识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贵州地区的自治和发展，从而发展了贵州地区的经济活力、发展了地方特色文化。

元朝统治者的意识差异可以说大大推动了土司制度的发展，也拉动了贵州地区逐渐从地方闭塞的发展模式逐步走向融合化和汉化，不仅在贵州本地生根发芽拉动其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向推动了土司制度的创新。

1.元朝土司制度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作用

贵州民间常说：“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从这句话足以见得，这种地方首领长期领导地区自治的现象对贵州地区的影响之宏大、意义之深远。先从积极的方面分析，元朝土司制度对于政权稳定、疆域完整所做出的贡献绝对算是功不可没。

其次，贵州地区以土司领导的土军队伍代替中央派出的官家军队辅助政府管理并镇守边疆，不仅效率较高、事半功倍，还大幅度减少了国库的经费支出。

土司作为根植贵州地区的权力掌控者，更了解地区文化传统和民俗特色，避免了外来官员管理过程中造成的非必要摩擦事件的发生，从而更好的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地方安定的良性局面。

但瑕不掩瑜，随着土司权力的无止境扩大以及历史进程的推动，土司制度的许多弊端也逐渐显现——威胁到中央集权、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到社会稳定、贵州地区差距逐渐扩大等，土司制度甚至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障碍，并渐渐走向消亡和覆灭的结局。

2.元朝土司制度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国家，然而早在元朝，国土面积之广阔尤甚:甚至达到了将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

巨大的国土面积确实给元朝政府力求疆域完整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难度——地域广阔地形差异较大、语言差异、民族文化差异等问题都横在统治者眼前，而元朝最后却能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大一统”局面，便是得益于土司制度的实行和发展。

土司制度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对贵州地区的有效管辖，这种管理模式推广至新疆、西藏等地之后，对于民族团结和疆域完整都做出了非凡贡献。

元代土司制度还为国家边界的明确做出了较为清晰有效的划分，邻邦和土邦等含有政治指向的地理名词也被清晰地划分出来。此外，土司文化作为绵延贵州地区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直至今天还在影响着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

四、结语

以历史的全局观点来看，元朝无疑是个短命王朝——但同时，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实现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它在历史中是极为特殊和不可忽视的存在。

不容世人质疑的是，土司制度永远是中国西南史无法跳过和避开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仅就贵州地区来说——除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其有效统治。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元朝创新和发展的土司制度的管理和统治模式结束了自唐朝以来三百余年的的分裂局面，这种在贵州地区赢得了胜利的管理模式后来被推广至西藏、云南、东北乃至西伯利亚，对中国大一统的局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资料：

1.《蒙古秘史》

2.《大元通制》

3.《新元史》

4.《太祖亲征实录》

5.《元史译文证补》